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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官員被降級后的生活:降級等於躺平「軟著陸」?

2019年央視播出的新聞專題片《一抓到底正風紀》首次披露上官吉慶被降級。

在10月9日播出的大型電視專題片《領航》第三集中,揭露了秦嶺北麓西安境內違建別墅專項整治行動的內情,其中已被降為副廳級的西安市原市長上官吉慶再次被點名。他在2016年2月至2018年11月任西安市市長,於2018年11月5日辭去西安市市長職務,受到留黨察看兩年處分,降為副廳級非領導職務。

降級即降低公務員的職務級別,是黨的十八大后常見的一種紀律制裁方式。按照公務員法等法規,國家實行公務員職務與職級并行制度,領導職務從國家級正職至鄉科級副職共分為10個層次,廳局級以下綜合管理類公務員職級從一級巡視員至二級科員共分為12個層次,公務員的級別由高至低依次為一級至二十七級。

被降級后的官員心態如何,在職場上有何表現?一名體制內人士告訴記者:「絕大部分被降級的幹部心理上都羞愧難當,級別的降低直接關係到公務員的政治、工作和工資待遇。對於這些幹部,心態調整是大問題。」

降級的「殺傷力」

相較於「雙開」和撤職等處分方式,降級在處罰力度上可能算不上最重,但其震懾力和「殺傷力」毫不遜色。

根據2019年3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的《公務員職務與職級并行規定》,職級是公務員的等級序列,是與領導職務并行的晉陞通道,體現公務員政治素質、業務能力、資歷貢獻,是確定工資、住房、醫療等待遇的重要依據,不具有領導職責。領導職務與職級是確定公務員待遇的重要依據,擔任領導職務且兼任職級的公務員,按照就高原則享受有關待遇。

降級與降職、撤職、免職有何區別?降職並非行政處分或懲戒手段,而是一種任用方式和任用行為。免職則表示被免職人不再擔任原職務,一般不具有懲罰性,是幹部任用的一種組織措施。國家行政學院教授竹立家分析稱:「免職後起復的操作空間在於免掉的是職務,不是級別。保留原級別,那麼就繼續享受相同的待遇。這就為起複留下了伏筆。」

而降級是更具「殺傷力」的處分方式,對一名體制內幹部的仕途發展及相關待遇有直接深遠的影響。公務員法和《行政機關公務員處分條例》將「降級」列為行政機關公務員處分的六大種類之一,排在警告、記過、記大過和撤職、開除之間,其嚴重程度僅次於撤職。

降級與撤職處分的有效期都是兩年。降級期間不得晉陞職務和級別,不得晉陞工資檔次;處分期滿不視為恢復原級別、原職務。與撤職不同的是,降級有可能只降一級,也有可能連降多級。

「級別意味著一些幹部在單位里論資排輩都能『熬』到提拔,而降級這樣的處分至少影響一個幹部五六年的發展。這也是體制內一些人避免出錯寧願不幹、少乾的一大原因。」某地級市正處級幹部說。

近年來,隨著反腐高壓持續,一些高級領導幹部遭到降級,甚至被「斷崖式降級」。

廣西壯族自治區政協原黨組成員、副主席劉君是黨的十九大后第一個被斷崖式降級的官員。2018年2月12日,中央紀委網站通報劉君受到開除黨籍、行政撤職處分,降為副處級非領導職務;收繳其違紀所得。從副省級降為副處級非領導職務,劉君連降四級。此外,還有中華全國供銷合作總社原黨組副書記、理事會主任劉士余降為一級調研員;廣西壯族自治區政府原副主席鄒展業降為自治區政府副秘書長(正廳級)等。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和常見的降為非領導職務不同,鄒展業雖從副部級降級,但仍擔任領導職務。

如今,降級處分出現的頻率越來越高,多個層級頻頻有違紀幹部遭降級。只是各自根據違紀程度不同,降級幅度有所區別。

降級幹部心態轉變「兩步走」

2022年7月,黑龍江省雞西市原副市級幹部朱德義被查,當時他已退休4年。朱德義曾任雞西市市長,於2013年5月辭去該職,此後近一年時間,他一直處於待安排狀態。2014年年初,因涉嫌嚴重違紀,朱德義的黑龍江省人大代表資格被罷免。2014年4月,他被降級為雞西市副市級幹部。2018年2月,尚不滿55歲的朱德義便退休。

據一些近距離接觸過被降級幹部的體制內人士描述,這些幹部在被降級后的第一個階段一般都是消極對待,原來本是其下屬的工作人員也會犯難和尷尬。「大多時候還是用原來的稱呼和他(被降級領導幹部)交談。有時路上快遇到了,能迴避的話我們就迴避,避免雙方都尷尬。」一名公務員告訴記者。

一些被降級的幹部由於「快到退休年齡」等因素從此無心工作。比如山東省委原常委、統戰部原部長顏世元,從副省級降級到省政協辦公廳任副巡視員。據稱他根本未到省政協報到,而是在家養花養草。當時他已59歲,由於2年之內不能升遷就提前退休了。

某地一部門常務副局長因生活作風問題被人告到當地紀檢監察機關,最後被免職降級成了沒有職務和職級的副處級幹部,從此他便不再關心單位里的事情,單位里的主要領導也不給該幹部壓重擔,只分配一些相對輕鬆的工作直到其退休。

還有幹部被降級到邊緣處室任非領導職務后,感覺過去的屬下不再「笑臉相迎」,導致心理落差太大,在單位連廁所都盡量少去,也不去食堂吃午餐,顯得越來越「自閉」。

「渡過這段時間后,大多數幹部都能認識自己的錯誤,在現在的崗位上認真改正,踏實工作。個別心裡還有委屈的,組織也會繼續關心、教育、開導他。」一名紀檢幹部說。

湖北襄陽市樊城區委組織部原常務副部長劉某,因為參與單位領導大操大辦親屬喪事被免職,由正科級降為副科級。免職降級后,劉某一度感到委屈,情緒消沉。「違紀通報在妻子單位傳達后,我倆抱頭痛哭,我對不起組織,對不起家庭,對不起自己呀!」

樊城區領導相繼找劉某談話。在關心和鼓勵聲中,他堅定了重新出發的信心。後來,這位降級幹部被調到一項目指揮部,他一心撲在工地上,為陷入困境的項目全面復工排憂解難。

某地級市一名幹部35歲擔任該市住建局副局長,因審批文件把關不嚴造成損失受到警告處分,並從副處級降為科員。此後十幾年,他依然勤勤懇懇工作,成績突出,后被重新提拔為副處級幹部。「他工作很積極努力,業務能力也很優秀,並沒有因為曾經的處分對工作有所懈怠。」該幹部身邊的同事評價說。降級對於體制內工作者來說影響很大,但只要能調整好心態,再次迎接挑戰,也能幹出不俗的業績。

降級≠躺平≠「軟著陸」

有幹部告訴記者,真正自暴自棄的幹部有但不多。組織處分幹部的一個重要原則是懲罰與教育相結合。很多被降級的幹部都經過組織多年培養,要把他們放到一些能改正問題的崗位上,讓其改過自新,重新發揮才幹。

湖北省十堰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楊鄖生受到開除黨籍、行政撤職處分降級為科員后,仍努力工作。湖北省紀委監委在進行幫扶教育回訪時,發現他對漢水流域民俗文化和明代漢江文化史研究有一定專長。由於違紀案件的發生,其研究工作因經費短缺陷入停滯,該省紀委監委即讓十堰市紀委監委協調,由市財政撥付專款10萬元,支持其開展研究。楊鄖生髮揮專業特長,組織撰寫了《漢水流域民俗文化研究》和《明代漢江文化史》兩部專著。

除此之外,湖北省黃岡市文化局原副局長徐某被撤銷黨內職務、行政降級處分后,被安排到武穴市塔水橋村搞精準扶貧,工作幹得有聲有色;鄂州市鄂城區、市醫保局等幾名領導幹部被降級調整后,當地讓他們協助做好信訪維穩、征地拆遷、交通建設等工作,他們也在新崗位上干出了新業績。

降級不是幹部「躺平」的理由,更不意味著問題幹部能夠「軟著陸」。若被發現新的違紀違法問題線索,仍會被繼續追究。

2019年1月,雲南省監委對雲南省農墾總局規劃統計處原副調研員(中共雲南省委原常委、秘書長)曹建方嚴重違法問題進行了立案調查。經查,曹建方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並收受巨額財物,涉嫌受賄犯罪。曹建方被取消退休待遇。曹建方曾在2015年被「斷崖式降級」,受到開除黨籍處分,降為副處級非領導職務。

2022年7月,雲南省教育廳原廳長羅崇敏因涉嫌違法犯罪,雲南省教育廳已將其違法犯罪線索移交相關職能部門依法辦理。而羅崇敏在2017年就曾因嚴重違紀問題受到開除黨籍處分,降級按副處級非領導職務確定其退休待遇。雖身為領導幹部,羅崇敏卻時常在網上發表一些奇談怪論,屢屢引起爭議。例如發表文章曲解屈原的愛國情懷等。

降級詮釋的是我黨「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一貫方針。即便已經降級,黨員幹部依然是黨員幹部,沒有「躺平擺爛」的道理,更沒有「劫後餘生」的僥倖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