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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華人自述:我如何與親朋好友談論中國政治

在中國國內的互聯網絡上,網民就是否應該放開防疫措施爭論不休。反對嚴格清零政策的人覺得中國浪費了三年的時間,有人則覺得祖國保護了我們三年。而對於許多旅居海外的華人來說,如何與身邊的親朋好友討論防疫、新冠或者人權、女權,就更加是令人頭痛的難題了。


旅美華人華裔11月29日在洛杉磯悼念烏魯木齊大火遇難者

(德國之聲中文網)18年出國的,現居加拿大的Miranda說,今年3月上海的封城,是她與在國內結識的高中同學產生非常大矛盾的導火索。不少同學是堅定的清零派,而她則質疑道”大家被鎖在家裏,沒有醫療資源,真的比清零要好嗎?特別是Omicron毒性不大,吃不上飯會死掉,不能出門心理會出問題,會有很多次生災害。”

她指出,有些朋友也有海外留學或者居住的經驗,也知道當時許多西方國家已經在逐步放開並且取得了一定成效,甚至他們自己都沒有被封在家裏,卻那麽支持把兩千多萬人封在家中。她甚至還因此和高中時候關係很親密的朋友吵了一架,最後誰也沒辦法說服誰,最後隻能刪掉了這位好友,但是回憶起之前的情誼時,還是覺得很可惜。那段時間,她也在微信刪掉了很多人。

 

疫情是爭吵的導火索

出國近十年的Andrew也和許多國內的親戚朋友就疫情問題產生了不愉快。他本人從事生物方麵的研究,因此也有不少在朋友在中國的研究機構或者高校從事相同領域的研究。他在采訪時說:”大家都是學生物學的,應該是有共同的基礎的,能夠聊一些東西。但後來發現,即使大家都能看懂並理解數據,但依然會得出截然不同的結論,而且沒有討論與交流的空間。”Andrew仍有年紀大的親人在中國,因此非常關注中國的疫苗政策,認為政府應當引進並普及mRNA疫苗去幫助中國的高危人群。但他與國內的朋友討論相關問題時,朋友卻將意識形態方麵的觀點擺在了事實之上,而且出於本能地站在中國政府一邊,而不顧科學方麵的數據和證據。

他曾被關係很親密的同窗稱為”美國人”,這讓他覺得很生氣,覺得什麽話題都要上綱上線到”貼標簽”的程度,就真的沒有什麽可以探討的餘地了。而他也真心希望中國能平穩度過疫情的考驗,未來能發展好。”中國壞對我沒什麽好處”,他有些無奈地說,但是昔日同窗卻早就預設了他的立場。

但他仍然覺得昔日的同窗還是一個好人,”是一個很靠譜、人品也很不錯的人”。他事後也保留了和對方的聯係,隻是半開玩笑地回複說希望以後不要被當做是境外勢力。

出國五年多的小雨也分享了一件被貼標簽的小事:”有次和父母聊天,他們問我吃的什麽,我說三明治什麽的,他們就說我已經西化了,其實我隻是圖方便罷了。”


很長一段時間,對中國嚴格清零政策的不同看法往往是海外華人與國內親友產生分歧的原因

 

出國後關注的政治議題有了變化
不少出國定居的華人都表示,離開了中國後,開始關注到原本被忽視的政治議題,而與仍在中國的親朋討論這些話題,卻有些”雞同鴨講”。

Miranda表示,出了國之後,才認識到了一些群體,比如香港人和台灣人群體。她告訴記者:”在國內認識到的是國內媒體塑造的香港人和台灣人的形象。當時和香港人與台灣人覺得有距離,但出國之後感覺到這些距離都是國內媒體煽動和塑造出來的。我們追求的都是一樣的,是有尊嚴、自由的、安全的生活。”

上個月底,中國爆發悼念烏魯木齊火災死者的抗議時,她參與了本地的默哀集會。在集會上,有一位姐姐站出來對所有香港人、台灣人、新疆人說對不起。默哀之後,人都漸漸走散了,一個新疆人問她的朋友”你們這些漢人是自願來的嗎”,在得到肯定的答複後,新疆人很驚喜也很驚訝,這個瞬間這讓她感觸頗深。她發現了新疆人的痛苦也是她的痛苦,新疆人的訴求也是她的訴求,但她覺得自己沒辦法和仍然在國內的親朋討論這些議題。

Andrew則發現,和國內的朋友談論自由這些普世價值時,雙方很難達成共識。他說:”大家現在在平行世界裏生活,看的新聞也不一樣。同一個新聞,我在美國和他們在中國看的都是不同版本。”他記得去年底,西安封城的時候,有些人因為一些諷刺和發泄不滿的言論而被行政拘留,他和一位初中時很要好的朋友談論這麽做不合適,而初中同學則認可這樣的處罰,認為這樣的言論傷害了防疫人員的感情。他討論封城時一些影響民生的做法時,初中同學並不會認為這樣做是錯的,反而會合理化政府為什麽會這麽做。這讓他覺得許多仍在國內的親朋不夠認同普世價值,缺乏交流的基礎

出國之後的小雨越來越關注個體和弱勢群體。她曾與朋友交流在國外經常可以看到殘疾人在街道上和其他人一樣出行。有些朋友會嘲笑地說:”外國人不要命,經常搞些危險運動,所以殘疾人這麽多。”她則試圖反駁,因為她認為中國其實有幾千萬殘疾人,但相應的措施、設施都不足,所以大家都看看不到;而歐洲的幫扶措施做的好,所以殘疾人才願意出行,才能被人看到。

 
現實的苦難帶來關係的和解
雖然與許多之前的朋友鬧僵,近半年來,Miranda卻意外地得到了父親的支持和理解。

她形容自己的父母本來就是比較開明的人,知道自己成長和受教育的背景都和他們不同,所以即使雙方觀念有不同,也不會幹涉。而是”聊到分歧不開心的時候,就不要多講了”。

今年6月,唐山發生了針對女性的暴力事件之後,她的父親私信她:”看了唐山打人的視頻後,想對你說不要回來,找個尊重女人的地方去生活,我相信這個世界上一定有這樣的地方。”父女倆促膝長談,她的父親提到了女性群體在中國會遭受到很多危險,提到了社會對女性的不公平,她印象中的父親是個不喜歡和政治沾邊的人,之前也從未說過這樣的話,但這次卻對支持女權和平權運動的她表示出支持和理解,讓她覺得和父母更親近了。

她分享了自己在加拿大時,朋友遭受來自男友的心理和身體暴力,報警之後很快得到了警察和社工的幫助的經曆。警察不僅相信了她朋友的控訴,還派社工每天打電話確認她朋友的心理狀態和身體安全。這件事情和唐山打人事件差不多時間發生,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她說自己的父母的思想現在朝自己這邊慢慢靠攏,因為”鐵拳砸在身上的痛是非常真實和理性的。讀再多新聞都是學不來的。再裝睡也不行,因為太痛了。”

小雨也感覺雖然和父母以前在政治上有點談不攏,但因為國內長時間封城和嚴格的疫情管控政策,家人的想法也變了。她曾有一段時間非常看重政治理念上的合拍程度,但後來覺得朋友其實隻要玩得來就好,並不會要求對方持有和自己完全相同的觀點。她說自己甚至有一些”小粉紅”朋友,但她發現的規律就是這些朋友轉變立場比不關心政治的人轉變地更快。因為這些朋友平時還是很關心政治事件的,一旦發現自己被騙被蒙蔽了,很容易就轉換了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