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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注：這封新聞信除了正文外，還包括科技/技術、環境/氣候方麵的信聞，我們隻在這裏收錄了正文部分。
大學一個暑期的末尾，我第一次認識到，原來一輛車久不使用，會變得無法啟動。油箱是滿的，但在漫長的癱停中，電被耗盡了。這原不是問題，發動機日常運行會供應電力，使其源源不斷。慣性打斷，便帶來意料之外的煩惱。我和朋友不得不向過路的車求助，一麵打火，一麵推車，步履維艱地向加油站進發。
這一年我常見到這樣的車。烏魯木齊居民鏡頭裏，停了四個季節的車，火災發生時，消防通道像積木一樣圍堵在一起的車，隻是小區裏、馬路邊也時常停著，沉默著，積攢了許多落葉與灰塵的車。再次試圖上路，他們是否也會遭遇那樣的窘境？我常常閃念。
過去三年，我們數次想象放開，數次失望，以至於“十年”這樣的時間都被提上討論。放開則來得突然，缺乏實感。對於許多人，意識到錘子真正落下，是當看到核酸亭被吊車抬走、地鐵站健康碼被撕下、“通信行程卡”正式下線的那一刻……這意味著，這一次，不再是用更強的管製來換取有條件的流動——人也不再因去過哪裏、見過誰、核酸是否新鮮，而被認定是否危險、是否有罪。
回溯源頭：2020 年 2 月 7
日，健康碼的雛形餘杭綠碼正式上線；四天後，杭州版健康碼啟用，開啟了“紅、黃、綠”的區隔。由於寄生原本裝機量就很高的軟件（支付寶與微信），它的推廣暢通無阻，之後半個月，健康碼迅速被應用到全國
200 多座城市。
同年 5 月 7
日，中國最後一個縣域降為低風險——那可能被視作過去三年的“數次清零”之一。但健康碼並沒有隨之消失，同一時期，《個人健康信息碼》係列國家標準出台，14
天便完成立項到發布，以實現跨地區的數據共通和信息互認。那是人們第一次產生疑慮：這樣一個綜合了個人身份、敏感生物信息、精確行為軌跡的治理工具，會不會永遠存在下去？
如今，站在回望的視角，能夠看到它確實至今存在，且衍生出“彈窗”、“灰碼”、“場所碼”等諸多變化；期間，不時有欲將健康碼擴展成為市民碼、“文明碼”的試點；今年六月，還發生了鄭州村鎮銀行儲戶維權被無故賦紅碼的事件。
這番混亂是如何產生的？在《重大公共衛生事件的數據治理》一文中，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法學院教授許可引用了一句話：“國家通過技術之眼觀察社會圖像時，它看到的可能是自己的倒影”。
數據對於流行病研究和防治至關重要，但健康碼的本質也是管控人的工具，個人“出行、複工資格的法定證明”。這時，他進一步解釋：命令服從的權力運作、各行其是的地方割裂、控製優先的封閉體製、穩定壓倒一切的極端思維都可能在科技外殼下，進到健康碼之中。
“賦碼”的行為正是體現。“賦”的權力成為方便的工具：維權被賦碼、入豫即賦碼、全域人員臨時賦碼……人因為不一的標準而受到限製。
通信行程卡則於同期出現，它通過電信基站判斷個人位置，形成一個人 14
天內的行程軌跡。它的變形是曾讓許多人都寸步難行的“*”號。今年 6 月 29 日，工信部宣布摘“星”。
12 月 13 日，行程卡正式下線，人們不禁提問，健康碼是否會同樣走入曆史，以及這些數據將何去何從？
12 月 12
日晚，三大運營商先後表示，行程卡服務下線後，將同步刪除用戶行程相關數據。但更確切地說，南都隱私護衛隊的報道如此解釋，由於位置信息是通過基站計算出來的，這些數據其實一直都在產生，本就存在於運營商的數據庫內，隻是這次為了提供行程卡服務，才被針對性地整理出來。
哦，那便值得一提，小程序關停前，通信行程卡顯示為“暫停服務”，而非永久下線。
另一個問題是：接下來怎麽辦？借用網友的話：三年防疫過去了，疫情正式開始了。各國數據也能看出，隨著防疫限製的取消，免疫逃逸更強的奧密克戎毒株大流行，許多地區都在今年出現了死亡人數遠超前兩年的情況。
疫苗接種、醫療資源這些核心要素之外，技術是不是有可能做得更好？技術手段是否可能剝離去國家意識形態的層麵，以公共衛生的角度去服務於疫情防控？
許可舉例，同樣是政府與企業合作，在歐洲，歐盟委員會與多家電信運營商達成合作，通過運營商提供的匿名元數據，了解人口的流動模式。一方麵，這些數據有助於判斷不同幹預措施的有效性；幫助定位更弱勢的群體，以提供資源的傾斜；同時，通過這種方式，他們對病毒傳播進行追蹤、建模和預測，尤其是針對二次爆發的預測，以實時進行政策的調整。
這些對於中國來說同樣也是必要的。從減緩傳播的角度看，早期，強力的封控的確卓有成效。它讓中國處於一個與別的國家不同的時間表上，在原始毒株與
Delta
毒株的流行階段並未經曆大範圍的感染和死亡。但麵對不可能根除的病毒，回歸正常生活之前，中國必然要經曆數輪大規模的爆發——生活在北上廣等城市的朋友們已經身處其中了。
如果說，防疫工具同時擁有防治和管控的邏輯，如今管控邏輯消失，工具應聲下線，留下的卻是一個信息空洞。並沒有出現一個明確的新思路，來拉平感染曲線，幫助整個社會更平穩地過渡到“後疫情時代”。最顯見的一點是，“新十條”頒布後，感染大麵積鋪開，北京每日公布的疫情數據卻完全沒有體現出這種變化，反而迅速下跌。
通過《晚點
LatePost》的梳理能發現，自去年下半年起，全世界各國就陸陸續續啟動了與病毒共存的方案，但這些方案往往不是一步到位的，而一直在不斷判斷趨勢、調整政策。其中，新加坡足足用了一年，曆經四個階段，才進入大範圍的放開。這個謹慎的步調下，它的超額死亡數得以維持在一個較低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