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廣州“湖北村”，沒人是永遠的打工人

” 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這些年來來去去的人，不計其數。”

” 忙不過來了，招不到工，隻能自己熬夜幹活，已經連續幾天從早上 9 點幹到淩晨 3 點了。”2
月份複工以來，在康樂村裏，一家小規模製衣廠的老板萬晴連續招工了好幾天，都失敗而歸，隻能自己硬著頭皮 ” 頂上 “。

近期，工廠複工、招工火爆，康鷺片區再次受到廣泛關注。

康鷺片區是廣州最有名的製衣村之一，位於海珠區鳳陽街道，下轄康樂村和鷺江村，這裏占地僅約一平方公裏，卻有製衣廠和倉儲企業 5200
多家，聚集了超過 30 萬製衣行業從業者，95% 以上是外來人口，大部分人來自湖北，坊間又稱為 ” 湖北村 “。

2022 年 10 月，作為廣州疫情的 ” 震中 “，這座服裝生產的 ” 巨型工廠 ” 一度停擺。

如今，這裏再度熱鬧起來，道路兩邊，招工的老板熱情攬客，應聘的工人挑挑揀揀。時代財經觀察到，節後因訂單量增大，工人又還沒完全從老家返回廣州，老板往往比工人還多，甚至出現了
” 工人挑老板 ” 的景象。

在 ” 湖北村 “，沒人是永遠的 ” 打工人
“。他們往往在年少時就來到了康樂村，從身無一物的製衣工做起，慢慢積累經驗和資本，直到擁有屬於自己的廠房，在康樂一步步站穩腳跟。

這也是許多湖北人在康樂的人生軌跡，十幾年來，他們早已把這裏當作自己的 ” 第二故鄉 “。

招工大街上，老板排排站，工人來回挑。圖 / 時代財經王瑩嶺攝

招工

” 去不去！去不去！”2 月 8 日，在招工大街上，看著兩位工人對樣衣感興趣，一位製衣廠老板立刻熱情地招攬她們。

午後兩點，招工大街上來往的工人已比早晨減半，但還有許多一上午都 ” 顆粒無收 ”
的老板站在路邊，繼續招工奮戰。兩位工人麵露難色，” 這個有點複雜，我不太會做 “，老板則立刻說 ” 做吧做吧，我可以教你們
“。在首度複工的二月，康樂村製衣廠的老板們對工人的渴求，已經到了 ” 饑不擇食 ” 的地步。

在康樂、鷺江一帶的製衣廠，有著一種特別的用工、招工方式。

康樂村最繁華的 ” 康樂中約南新街 ” 沿途一公裏內，是康樂村有名的 ” 招工大街 “，每到早上 8
點，製衣廠的老板或是職業招工人拿著樣衣站在道路兩旁，等待來往的 ” 零工 ” 們挑選。在人流量最大的上午 10
點左右，應聘的工人們和招工的老板們往往把道路圍得水泄不通，城管隻能邊指揮邊用喇叭喊著 ” 招工請靠邊 “，以便讓來往車輛通行。

上午 10 點，招工和應聘的人群把馬路圍得水泄不通。圖 / 時代財經王瑩嶺攝

在這裏，” 零工 ” 們找到的活往往隻夠幹一天，每天都要重新 ” 找工作
“，工廠每天也要重新招人，因此招工大街上的人從來就不見少。

而在二月份，這樣的招工盛況更加火爆，” 招工難 ” 成了每個製衣廠的難題，萬晴和丈夫徐明一起開的 ” 衣來旺 ”
製衣廠也不例外。

萬晴是湖北荊州人，早在 2004 年 18 歲時就來到康樂，如今已經 37
歲了。在製衣廠裏，她認識了老鄉徐明，戀愛、結婚、生子。可以說，康樂村容納了他們的整個青春，他們也早已把康樂村當作 ” 第二故鄉
“。

在做了多年製衣工後，2019 年，他們在康樂村盤下了一家屬於自己的廠子，就開在最火熱的招工大街一旁的巷子裏。

開年複工，萬晴接到了新訂單，各個款加起來有 300 件左右，”
雖然不多，但還是做不過來，每年這個時候都難招工，今年工人就更少了，應該要下個月才陸陸續續回來。”

招不到合適的 ” 零工 “，廠裏隻靠四五個長期工在維持，萬晴和徐明也不得不 ” 親自上陣 “，連續一個星期，從上午 9
點一直幹到淩晨 3 點。與緊張的工作節奏相反的是，廠子裏時時刻刻播放著輕快的流行歌曲，” 在這裏做工這麽累，大家聽點歌心情好點
“，萬晴笑著說，說話時也沒停下手中剪線頭的活。

正在給衣服剪線頭的萬晴。圖 / 時代財經王瑩嶺攝

在康樂二十餘年，萬晴和徐明見證著康樂的變遷，而最大的變化就是用工、招工方式的改變。

” 從工人求老板，到工人挑老板。” 徐明十分感慨地回憶，”
我們剛來的時候還沒有零工這種方式，工廠招的都是長工，還會考核技術水平，有人還會送水果、禮品‘走後門’。”

” 零工是在 2008 年才流行起來的 “，對於這一點，徐明和 ” 零工 ” 肖磊都十分肯定。肖磊在 2005
年來到康樂，2008 年之前，他都在工廠裏做著相對穩定的 ” 長工 “。

在 2008 年以前，中國紡織業是以出口銷售為主導的行業。據中紡聯產業經濟研究院，2008
年爆發的國際金融危機對世界經濟造成重大衝擊，我國紡織出口也出現了萎縮，2009 年紡織品服裝出口下降
9.65%，為加入世貿組織以來的最大降幅。

” 康樂這裏的衣服大部分都是做出口的，2008 年的金融危機對康樂影響很大，以前常年都有活做，2008
年之後就出現了淡季、旺季之分，每年 6、7、8 月和一些換季的間隙就是淡季。” 肖磊回憶道。

在淡季，訂單數量急劇減少，一方麵，許多工廠的利潤來源減少，無法負擔長期工人的工資；另一方麵，為了填充訂單量，一些小工廠接單的種類也由單一垂直變為品種多樣，工人則隻能在各個工廠間不斷
” 跳槽 ” 以挑選自己擅長的工種。

久而久之，就發展成了 ” 老板排排站，工人來回挑 ”
的特殊景觀。最近，為了吸引來往的工人，除了舉著樣衣，有的老板還舉著一塊塊紙板，寫著 ” 高價 “” 量大 “” 簡單 “” 半成品 ”
等字樣；還有老板拿著整件襯衫樣衣招工不成，就把手中的樣衣換成兩片零部件接著招工，” 這樣顯得更簡單 “。

製衣廠老板舉著 ” 簡單半成品 ” 來吸引來往的工人。圖 / 時代財經王瑩嶺攝

對於肖磊這樣熟練的 ” 零工 ”
來說，他們根本不會受到字牌的幹擾，一件衣服劃不劃算？一天能掙多少錢？翻看兩眼樣衣就能得出答案。肖磊擅長做 ” 四線 ” 工序，” 這件
T 恤隻用打兩條邊，挺簡單的，9 毛一件挺劃算，一天 15 個小時下來做個 800 件沒問題，能拿 700 多塊錢。”

看著一件被好幾個工人圍住的樣衣，短短幾秒，肖磊就作出了這樣的計算，但是還沒等他考慮好，這份工作已經被其他人率先搶到。

” 他們眼睛很尖的，稍微有點賺頭的一下就能看出來。” 肖磊說，這種 ” 劃算 ”
的衣服在工人之間十分搶手，但如果遇不到劃算的，他們寧願休息一天也不想硬著頭皮幹，” 一個小時至少要有 30
塊才值得幹，所以雖然路邊的老板很多，我也不是每天都能碰到合適的。”

入局與退場

除了自由、高薪的特殊用工模式，康樂村還有一點吸引著人們——在這裏，沒有人是永遠的 ” 打工人 “。

十幾歲時，萬晴和徐明就在同一個廠裏工作，他們不常到招工大街上找短期零工做，而是穩定在一家工廠裏做長期工。與自由隨性的 ” 零工
” 不同，長期工包吃住、收入也更加穩定，但缺點是不能隻挑自己擅長的活，”
長期工在廠裏什麽工序、種類都要會做，一開始遇到不擅長的肯定會做得慢、賺得少，所以有很多人不願意做長期工。”
萬晴說道。但恰恰是當初的堅持，她和徐明才得以積累了各個工序和種類的經驗。

” 做這行久了，對衣服的每個工序都很熟悉了，就想自己創業拚一把。”2019
年，萬晴夫妻倆下決心盤下了一間廠房。與其說是廠房，不如說是 ” 作坊
“，在一棟不起眼的城中村六層樓房裏，藏著六七家這樣的作坊，萬晴的廠就開在二樓，有 180
平米，最多的時候能容納十五個工人左右。

萬晴和徐明的製衣廠，開在城中村小樓裏。圖 / 時代財經王瑩嶺攝

在康樂，這樣的廠房規模不算大，但是對萬晴和徐明來說，這已經足夠讓他們在這裏找到一份歸屬感。為了盤下這間廠房，他們花光了 10
萬元積蓄，又東拚西湊了 20 萬，才算在康樂站穩了腳跟。

在康樂村，有許多人的人生軌跡和萬晴、徐明類似。他們往往在年少時就被熟人、老鄉帶來康樂做製衣學徒，在積累了一定的經驗和資本後開始開設自己的製衣廠，實現從製衣工到製衣廠老板的身份跨越。

其中就有熊浩，隻不過，如今的他卻選擇退場。

在康樂村內，有不少張貼工廠轉讓告示的小門麵，牆上常年密密麻麻地貼著格式統一的轉讓告示，清晰地寫著廠房位置、麵積、配套機器、轉讓費、聯係人電話。這樣的轉讓信息比往年更多了。

門麵裏密密麻麻已經貼不下，新的告示隻能貼在路邊的外牆上。圖 / 時代財經王瑩嶺攝

2 月 8 日下午，熊浩張貼好轉讓告示後，把電動車停在路邊，坐在車上，反複搭訕來往的人，” 要買廠不？”

熊浩的製衣廠開了八年，這次專程從湖北荊州老家返回廣州就是為了賣廠，” 去年虧了將近 30 萬，如果今年要開工的話還要再投入 10
萬塊錢，身上還背著貸款，壓力真的很大 “，熊浩無奈地說道。

熊浩說，康樂的廠子比起周邊的其他城中村，有著很高的 ” 進場費 “。八年前，熊浩為了盤下這個 200 平米的廠子，投入了 52
萬元，除去設備翻新的費用，有 44 萬元都是 ” 進場費 “。這次，熊浩打算以 40
萬的價格把廠子轉讓出去，希望能填補去年的虧空。

” 今年轉讓廠子的人挺多，但因為疫情調整，很多人看到了希望，打算買廠子的人也很多。” 即便如此，熊浩還是堅定要賣廠，”
這幾年生意越來越不好做了。”

談到自己從製衣工轉變為老板後的壓力，熊浩給時代財經算了一筆賬，”
製衣工人不會虧錢，隻是賺多賺少的問題，生意好的時候夫妻倆一個月能賺 3 萬塊，不好的時候也能賺 1
萬塊。但老板不同，每個月要有大幾萬的開支，如果接不到 20 萬以上的加工訂單，就會虧，要接到 40 萬以上的訂單才有得賺。”

剛開廠的頭幾年，熊浩一年能接到二三百萬的加工訂單，淨賺五六十萬，但去年每個月隻有五六萬的加工訂單，一年就虧損了近 30
萬。

”
現在工人的工價越來越貴，但是客戶給的加工費越來越低，消費者越來越追求性價比，一些電商平台的優惠和降價力度也越來越大，我們製衣廠夾在中間的利潤是一年比一年少。”
熊浩說道，” 很多工廠還在不斷壓縮自己的利潤來爭取訂單，行業越來越‘內卷’了。”

下午，招工的人潮褪去，工廠老板在路邊改立小黑板 ” 誠尋客戶 “。圖 / 時代財經王瑩嶺攝

在康樂村 17 年，熊浩早已習慣被握手樓框住的狹窄天空，但因為生活壓力，他便不得不選擇離開。

堅守

” 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這些年來來去去的人，不計其數。”
徐明看到，這些年來有不少人和他們一樣，滿懷希望地入局，也有不少人經營不善，黯然退場。

和熊浩相似，去年一年，萬晴和徐明也虧損了近 9 萬。

去年 10 月底，康樂村停工後，萬晴和徐明先是居家隔離，又被轉運到隔離酒店呆了 10 天，11
月中旬，他們直接被送到廣州南站，坐上高鐵回家，” 連行李都沒來得及收拾，回老家的時候已經入冬了，我們還穿著拖鞋和短袖。”

從 11 月回湖北老家直到 2 月複工，這是這些年來萬晴在老家呆得最久的一次，” 將近半年沒開工，房租還要 9000
元一個月，都快要交不起房租了。”

萬晴的製衣廠裏，隻有寥寥幾個工人。圖 / 時代財經王瑩嶺攝

今年開年返回廣州之前，萬晴又找老家親戚借了 10 萬元，堅持要繼續把廠子開下去，”
前麵都投入了這麽多，以後肯定會越來越好，現在放棄太可惜了。”

事實上，萬晴和徐明兩人開廠的前兩年，每年大約能淨賺 10 萬元左右，而他們在做製衣工時，夫妻倆能掙近 9 萬，”
我這個老板當的，有時候和廠裏的工人掙的差不多，我們的房租、人工開銷很大，談不上賺錢，日子能過下去就不錯了，每個月還要寄回 2000
元給留在老家的女兒。” 這幾年來，萬晴兩人全靠硬撐，”
一想到欠的債還沒還清就又要借錢，我就頭疼得睡不著，做老板真的是心胸要寬、心態要好。” 萬晴無奈地笑笑。

這次回家，萬晴不止一次被親戚勸說留在老家，”
我也想留在老家、陪在女兒身邊，但是我們生活壓力這麽大，我又沒讀什麽書，隻學了做衣服的手藝，在老家隻能拿兩三千。”

離家多年，女兒是萬晴最大的牽掛，不能陪伴女兒成長也是她最大的心結。萬晴的女兒今年 15 歲，在老家讀初三。2008
年，女兒出生後，萬晴曾請自己的媽媽來康樂村幫忙照顧，但上小學後，萬晴又不得不把女兒送回了老家，交給孩子奶奶照顧，”
在這邊沒有戶籍，以後還是要在湖北升學、高考，如果不在湖北上學就跟不上進度了。”

每年，萬晴和女兒的交流就隻有偶爾視頻通話的寥寥幾語，和過年回家的短暫陪伴，”
每年剛回去時，她麵對我們很生疏，不讓我們進她房間，說實話心裏挺難受的，好不容易呆了幾天和她親了，願意和我們聊天了，但是又要回廣州了。”
這樣的煎熬，萬晴每年都要重複一次。

” 她小的時候，每次我們出門回廣州，都會拉著我們，問我們為什麽要出去打工，還說‘是不是我考上博士了你就不用出去打工了’。”
萬晴聽著女兒的話，哭笑不得，又心疼不已。事實上，她並不苛求女兒真的能考上博士，”
我隻希望她能考上個大學，以後找一個朝九晚五的工作，能和丈夫、孩子一起生活在城市裏，不用像我們一樣每天工作 15
個小時，也不用承受和孩子的分離之苦。” 萬晴十分怕女兒重走她的老路，相應的人生軌跡又在下一代身上循環。

” 現在還不能回老家。” 萬晴又堅定地說，仿佛是在說服自己，”
女兒平時學習、上補習班的開銷就不小，以後還要攢錢供她讀大學、結婚、買房，現在還不是停下來的時候。”
在萬晴看來，離開女兒，是初中就輟學的她能給女兒的最好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