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鞋買早餐的全回歸？中國推“一刻鍾便民生活圈”

2022年4月25日，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後，戴著防護口罩的人們在商店外的攤位上購買蔬菜。

中國商務部近來積極推動“一刻鍾便民生活圈”，要將小修小補的修鞋、縫衣等行業回歸百姓生活。分析人士說，這項源自法國巴黎、但具“中國特色”的15分鍾便民生活圈，承襲了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共同富裕”的一貫理念，借由扶植微型與小型企業打擊大型資本。中共一旦想要從上而下地出手管理微型店鋪，但在缺乏現代法治的前提下，最後的結局肯定是“爛尾”收場。

中國商務部2月16日表示，將全麵推進“一刻鍾便民生活圈”建設，按照“缺什麽、補什麽”的原則，讓一些修鞋、配鑰匙、縫衣服等“小修小補”行業規範有序地回歸百姓生活。除此之外，還包括引導便利店、社區超市“一店多能”，推廣網訂店送，以及鼓勵連鎖企業門店進社區，開展社區消費活動等。

中國商務部說，截至目前，80個試點地區共建設便民生活圈1402個，涉及商業網點28萬個，覆蓋居民社區2766個，服務居民3200多萬人。

從“15分鍾巴黎”而來

專長之一為研究中國城市治理的台灣學者蕭亞譚在接受美國之音采訪時表示，“一刻鍾便民生活圈”的概念其實是從西方社會而來，是巴黎市市長安妮·伊達爾戈（Anne
Hidalgo）在2020年初為了推動健康低碳生活而推出“15分鍾巴黎”，意思是希望巴黎不再被分成特定的生活區、工作區或娛樂區
，而是每個社區都是一個綜合體，在15分鍾內就能滿足日常生活和工作需求。

他表示，巴黎在提出這個概念的時候，其實相當程度地強調人文精神，比如它裏麵有一個很重要的特點，就是禁止使用汽車，但可以騎腳踏或是電動車，但在中國的“一刻鍾便民生活圈”裏，並未禁止。

蕭亞譚說：“所以它基本上是挪用了這個概念，變成一個中國特色的15分鍾城市，它挪用過來以後，當然，它會在中國的脈絡下展現它的新生命。那基本上我的觀察，它強調還是經濟麵向，就是說你把它置放在中國的脈絡來看，它更大的意義是在對抗大型資本。”

蕭亞譚表示，中國在還沒有推出“一刻鍾便民生活圈”之前，城市人的生活可以是以一種很個人的原子化存在，因為中國的電商購物與物流行業非常發達，人們的食衣住行隻要上網訂購，東西就會送直到家，十分便利。

微小資本取代大型資本

但“一刻鍾便民生活圈”要讓原子化的生活變成“在地化”，人們必須“走出去”。當人們的生活跟這15分鍾走得到的空間綁在一起之後，將產生一個效果，就是一些微型與小型資本將會在這15分鍾生活圈裏出現，而當一個又一個的生活圈出現在各地時，那種大的、集中型的資本就會漸漸被取代。

蕭亞譚說，這很符合習近平治理國家的“共同富裕”的主基調，雖然中國自稱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但其實它資本化的程度非常高，不會輸給美國，所以習近平是在對過去中國資本主義的巨大發展做出修正，當然他表麵上不會去消除那些原本就已經具有完善物流的美團或京東等企業，但通過“一刻鍾便民生活圈”這個讓大家沒有威脅感的政策，來扶植微型與小型企業，並用以對抗大型資本，進而實踐“共同富裕”。

蕭亞譚說：“事實上，他如果扶植了每一個一線城市或各大城市裏麵的這些生活圈的時候，那個中小型、微型資本出來的時候，那個大型資本的宰製率就沒有那麽大。那他所謂的共同富裕在這個地方，他一方麵讓大型資本受到了抵製，那一方麵他在扶持這些微型、中小型的資本起來。”

網友不埋單

中國央廣網2月18日發表時評說，建設“一刻鍾便民生活圈”既要著眼修鞋、配鑰匙等“小修小補”的便民服務，也要未雨綢繆，考慮汽車充電樁等新生活方式帶來的新訴求，還說在居民消費需求被滿足的過程中，也是推進城市運營、社會治理、帶動消費、促進就業的過程，讓城市經濟的各種“微循環”係統得以自由暢通，並稱：“這最撫凡人心的‘生活氣息’，無疑是人們對城市活力的期待與熱愛。”

然而，中國微博上的網友們對於這項“便民”政策似乎不太埋單，有人說：“還我合規露天菜市場、我最想要路邊烤串、當初不是你們清理的嗎？”、“商務部連這都管是太閑了”、“是為失業人員創造崗位嗎？自己賺錢交社保”，還有人說：“先嚴懲開牆打洞消滅了小商販，又體貼入微完善社區消費，還是老套路”、“先取締再恢複，是瞎折騰”，不一而足。

今年62歲住在浙江寧波的張建平對美國之音說，中國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後，中國政府就想辦法要體現製度優越性，“要高大上、不能有髒亂差”，所以先前把一些老百姓真正生活實際需要的小商小販驅趕，現在又說為了要便民讓他們回歸。但問題在於，中國不是一個自由市場，經濟也不是一個法治經濟跟道德經濟，一旦政府集中管理，就會出現權力集中、濫用權力，就會出現欺壓百姓的事情，而當老百姓的權利受到侵害之後，又沒有救濟的途徑，這是中國社會的體製環境問題。

爛尾收場？

張建平說，比如一個社區需要一個小的修鞋店，原有兩三家在競爭，誰的手藝好、修鞋質量佳又便宜，自然能生存下來，但如果由政府集中管理之後，店家就喪失了這種競爭優勢，變成城管人員說了算，而不是以修鞋能力和服務品質說了算，問題就出在這兒。

他說，行政階層為了維持國家秩序祭出管理，本身並沒有錯，但前提是司法一定要獨立，中國城市管理的方式落後且粗暴，“一定是把這個優秀的或者是活躍的市場經濟搞死。”

張建平說：“中國在沒有法治與司法獨立的這個現代法治體係下，你看去搞什麽大食堂也好，搞什麽供銷社也好，最後的結局無一例外，現在以便民的名義開放，最後一定是爛尾收場。”

48歲住在重慶的張國慶在接受美國之音采訪時也說，中國政府是一個自上而下的官僚體係，它是“為上不為下”的，服務人民隻是一種宣傳，
所以每年都會推出一些形形色色的服務，但他不相信這個體製能夠真正很好的服務人民，都隻是說說而已，沒有辦法真正解決老百姓最核心的，比如醫療、教育、醫保等問題。

他表示，中國在疫情之後，外貿形勢不太好，很多訂單都被東南亞拿走了，外資也出走，年輕人麵臨嚴峻的失業問題，很多大學畢業生現在隻能到火鍋店裏去打掃衛生。他認為，為了挽救經濟並順勢解決就業問題，政府隻好把小商小販這種地攤經濟再叫回來，雖然他們不會承認“地攤經濟”這個詞匯。

灰色地帶經濟

張建平說：“所以毛澤東時代回不去，市場經濟也走不了，反正就在中間折騰吧，所以地攤經濟是一個中間替代的灰色地帶的一個經濟。”

前香港大城市大學講座教授鄭宇碩在接受美國之音采訪時認為，中國推出“一刻鍾便民生活圈”的著眼點是在於盡快恢複經濟。他說，不要小看這些基層老百姓的購買力，他們加起來作為整體的消費力還是非常可觀，而且促進小區經濟也可以減少百姓對於先前疫情防控的怨氣並促進就業，但礙於領導層的“麵子”問題，不會再使用“地攤經濟”這個名詞。

鄭宇碩說：“（中國）經濟不太景氣，要首先恢複經濟，促進基層的購買力，讓基層的老百姓有比較方便的就業機會，你還是搞一個所謂地攤經濟，但是這個詞不用，換一個名詞，意思還是一樣。”

鄭宇碩並強調，即使中國推出所謂的“便民”措施，但實際上基層幹部對於執行國家政策仍有很大的主控權，並且對於公民協會組織的監控還是很嚴密，並未真正“便民”。

可控的城市文明

蕭亞譚說，中國在塑造城市文明形象的過程中，刻意去除了“地攤”兩字，改用“商業外擺”來取代，從中國官方的角度看，地攤是無人管理的，但商業外擺則是由政府集中統一管理。總的來說，就是中國希望一切都在“可控”的範圍內，隻要是他認可的、可控的小商小販就可以存在。

然而，日前，海南三亞吉陽區城管人員的執法作風引發網友高度關注，一日內兩次登上微博熱搜。網上流傳的視頻顯示，一個小男孩正趴在店鋪門前用折疊桌寫功課，突然有四、五個穿著製服的執法人員向他走來，示意小男孩離開，並把桌子沒收到執法車輛上。

這件事連中國央廣都發出評論表示，文明城市怎能用不文明執法來創建呢？與孩子在店外寫作業相比較，執法人員直接將書桌收走，究竟哪個更不文明？尤其，這樣的執法行為是當著一個孩子的麵進行，在孩子麵前動輒展現“雷霆萬鈞”的執法力量，恐怕並不是一個合適的方法。中國經濟網也刊文表示：“爭創‘文明城市’，不文明執法當休矣。”

鄭宇碩表示，這件事反映了中國公民的基本權利、人民的尊嚴不受尊重，“也反映了在目前這種黨國體係底下，的確就是基層幹部很容易僭權，另一方麵就是老百姓的基本權利沒有受到保障。”

蕭亞譚說，中國的城市治理是秩序壓倒一切，政府的角色非常明顯，力量也非常大，中國發展城市文明的邏輯是必須要在可控的範圍內，發展的是有限度的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