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地時間2月23日，據外媒報道，知名電影製作人哈維·韋恩斯坦自2020年在紐約法庭因兩項性侵罪名成立獲刑23年後，最新在洛杉磯法庭再因三項性侵罪名被判刑16年，也基本代表他將在監獄裏度過餘生。
此次在加州審理的包括4名女性對韋恩斯坦的指控，涉及事件發生在2004-2013年的洛杉磯郡範圍內，上了法庭的包括兩項強奸罪名和五項別的性侵指控，韋恩斯坦對全部罪名辯稱無罪。
去年12月19日，12人評審團認定韋恩斯坦三項性侵罪名成立，包括一項強奸罪，這三項全部是基於匿名女性1號——一名歐洲模特對他的指控。如今宣布了16年量刑。
在定刑宣布前，韋恩斯坦進行了最後辯護，對法庭堅稱自己是清白的，表示他從未強奸或性侵匿名女性1號，並不認識對方，認為自己是被人陷害了。
2020年，韋恩斯坦在紐約法庭被認定兩項性侵罪名成立，判刑23年，此案正在走上訴流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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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4日，當紐約刑事法庭判處韋恩斯坦的兩項罪名成立後，意大利女演員羅斯·麥高恩就激動地向BBC記者表示：“那個曾經受傷的小女孩太開心了。”隨後，她頓了一頓，“但作為擁有一些資源的白人，我們花了這麽長時間才讓他受審，其他人可想而知……”
#Me Too運動的最初發起者Tarana
Burke也說：“沒有法庭內外打破沉默者們的聲音，對韋恩斯坦的判決幾乎不可能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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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時，距離《紐約時報》17年那篇滿是細節的公開報道問世，已經過去了兩年多的時間。
文章稱韋恩斯坦在過去幾十年間至少對8名女性實施過性騷擾，包括強迫女性進行按摩等。
一石激起千層浪，從那之後，關於他的指控多到令警方都有些應接不暇，包括艾莎·阿基多、安吉麗娜·朱莉在內的多名女演員以及他公司的女員工都站到了受害者的隊伍裏。
有媒體統計，超過80位女性在這些年間陸續站出來講述自己被侵犯的遭遇，從言語騷擾到實施強奸，這位昔日的好萊塢大亨就像是一台運轉幾十年的罪惡機器，不知疲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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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受害者曾向《好萊塢報道者》爆料，哈維曾在1975年左右的時候，就開始這套“模式”了。當時，他因為資金周轉問題有求於她，事情解決後哈維答應贈予她一張熱門樂隊的門票，要求她獨自上門領取，跟後來故事的橋段一樣，二十歲出頭的哈維向她提出“搓背”要求。
隻不過，隨著韋恩斯坦後來的聲名大噪以及掌握權力的不斷擴大，他對女性的侵犯也表現得更加強勢和肆意妄為。
想成為演員的露西亞·埃文斯，特意選擇白天去韋恩斯坦的公司，可當助理離開後，她仍然被眼前的大個子強迫侵犯，“或許是我沒有盡力吧，我沒有踢他也沒有打他，我隻是放棄了。”事後回憶起來，她充滿了自責。
意大利女演員亞細亞·阿根托在21歲那年在空蕩蕩的酒店房間被要求給穿著浴袍的韋恩斯坦“按摩”：“他個子很大，像一個大胖子要吃了你……”多年後，在她編劇發行的一部電影中，有著相同的橋段，“在我寫的電影中，我逃跑了。”但是現實裏，她切實遭受了強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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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激烈反抗的女性，雖然未能讓他得逞，事後也被給予了不同程度的“恐嚇”。在拍攝《低俗小說》時結識韋恩斯坦的烏瑪•瑟曼，曾被威脅“如果說出去就結束她的職業生涯”。同樣遭遇的還有安吉麗娜·朱莉，她在言辭拒絕他的騷擾後，很快便被警告“不要聲張，否則會影響她的星途”。
受害者們像是流水線上的螺絲釘，被置於不斷重複的相似場景中：密閉空間、半裸的身體、言語或是身體侵犯、以恐嚇的方式封口……韋恩斯坦很會利用女性在遭遇突發狀況時的恐懼，輔之以一些事業上的“甜頭”，獲取渴求的性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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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2月，經過為期四個月的調查，紐約州檢方因“未能保護員工免於騷擾和侵犯”正式起訴韋恩斯坦的電影公司，當時，他的律師狡辯稱：“韋恩斯坦的行為不是沒有錯，但未違反法律。”
一個月之後，韋恩斯坦的電影公司宣告破產。
3個月後，紐約曼哈頓大陪審團正式指控他犯強奸和性犯罪，此時的他仍拒不認罪，隻是交付了100萬美元的保釋金。
據去年五月《紐約時報》的一篇報道披露，韋恩斯坦的律師曾和原告律師及紐約檢方達成4400萬美元的“和解協議”，其中3000萬賠償給受害者和因破產而受到傷害的公司員工。
用錢來解決問題是這位有權有勢的男人慣用的手段，隻是，他曾經一手打造起來的商業帝國，早已在眾多醜聞麵前分崩離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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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醜聞尚未傳出的年代裏，韋恩斯坦一直以“剪刀手”和“現代電影的挽救者”聞名業界。
從米拉麥克斯到韋恩斯坦電影公司，經他製作、發行過的電影獲得過300多項奧斯卡提名，70多次捧得小金人。
5部奧斯卡最佳影片、6位影後、4位影帝、6位最佳男配角、10位最佳女配角，據統計，他的名字出現在奧斯卡頒獎典禮上被感謝的次數可能比上帝還要多。詹妮弗·勞倫斯就曾在得獎時略帶調侃地表示，“感謝哈維幫我幹掉所有競爭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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韋恩斯坦捧紅了昆汀、索德·伯格等一批新銳導演，還幫助《無極》、《英雄》、《少林足球》等多部中國電影走向世界。
從中學時代開始，韋恩斯坦就表現出了異於常人的商業頭腦。1952年，他出生於紐約皇後區的一個猶太裔家庭，外祖父母是波蘭移民，父親是一個猶太鑽石商。十幾歲還在讀書的時候，他便利用假期去挨家挨戶推銷東西，這可能為他之後包裝電影提供了某種思路。
從紐約州立大學畢業後，韋恩斯坦和弟弟鮑勃等人在布法羅成立了Harvey &
Corky製作公司，專門製作搖滾音樂會。上世紀70年代末，兩兄弟出於對電影的熱愛創立了一家名叫米拉麥克斯的小型電影公司。
韋恩斯坦擅長以低價買入電影版權，經過剪輯包裝，將影片打造為不同版本進行售賣，第一部取得成功的是《秘密警察的舞會》這部片，原先240分鍾的素材，他給“壓縮”到了100分鍾。
除了“剪刀手”的神功，韋恩斯坦還熱衷在影片中突出“性”元素。在《征服者佩爾》中，他剪出了一段幾秒鍾的農家女孩裸體的鏡頭，放進廣告中用作吸睛元素，最終幫助這部影片拿下了奧斯卡最佳外語片。
對“性”的著迷，可能和他的早年經曆有關。無論是成名之後的哈維，還是童年時候的他，似乎都跟“帥”、“好看”這些字眼完全不沾邊，大臉盤、厚嘴唇，本就不會對異性產生吸引的五官，加上後期因發胖而越來越大的肚子……外形上毫無優勢的他在女孩們眼中一直是默默無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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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他的一位童年好友回憶，哈維的優點主要在於聰明，但“他和女人站在一起就非常怪異，因為他真的很醜。我從沒聽說過他有女朋友，甚至連約會也沒有”。
他也的確將“聰明”發揮到了極致。他似乎早就摸到了觀眾們的口味，不惜用一些放大局部、犧牲整體的辦法“包裝”影片，他的剪輯能力在某種程度上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麵，他能呈現給觀眾一部部他們喜愛並樂於接受的影片，另一方麵，則是對影片本身的傷害，原本兩個半小時的《天堂電影院》被剪成兩個小時就是例證之一。
觀眾之外，他也深諳奧斯卡評委們的審美，“白人、男性、中老年”，他抓住這三個特點，對症下藥，展開一次次討取評委歡心的“包裝”。1998年，韋恩斯坦為《莎翁情史》砸下500萬美元的公關費，不惜采取購買專欄報道、邀請評委出入酒會和私人放映會等“旁門左道”進行宣傳，最終將《拯救大兵瑞恩》踢下了奧斯卡頒獎典禮。
在2012年的奧斯卡評選中，他通過第三方發郵件引用別的評論家的話“吹風”，稱“梅麗爾·斯特裏普上次拿小金人已經過了29年了，《鐵娘子》中的表演理所應當讓她再贏一次”，幫助“梅姨”贏得當年的奧斯卡影後。
電話轟炸評委、探聽評委意見、“踩一捧一”等也是韋恩斯坦常用的伎倆。三十多年間，他成功將原本名不見經傳的自己炒到了好萊塢巔峰，也為眾多演員鋪好了通往奧斯卡的星光大道，隻不過，這條路背後，充斥著被他設計好的一樁樁“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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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多年間，韋恩斯坦很少失敗，他是人人敬仰的“好萊塢金牌製作人”、“現代電影的挽救者”，直至大廈將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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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數之多、時間之久讓韋恩斯坦成為席卷全球的＃Me
Too運動的核心人物，據截止到目前的實名指控，1980年時，他就已對公司的女員工進行性騷擾了，但對這一惡劣行徑的揭露，卻晚了三十多年。
高曉鬆也曾在《曉鬆奇談》中提過韋恩斯坦是“好萊塢最著名的紅沙發”（意指“潛規則”），他的“相關事跡”其實在媒體曝光之前，就私下流傳很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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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時，《紐約時報》的前記者Sharon
Waxman就曾做過揭發韋恩斯坦性醜聞的努力，但文章在受到本人警告後被撤了稿。
2016年，《紐約》雜誌也掌握了一些新聞線索，稿子仍因受到壓力而被壓了下來。
種種跡象表明，韋恩斯坦的影響力早已不局限於好萊塢，甚至滲透到了政治領域，美國前總統奧巴馬的大女兒就曾在他的公司實習過。他也和一些科技公司的高管打過交道，2017年10月，當《紐約時報》的那篇文章刊發後，他曾給蘋果的庫克、亞馬遜的貝佐斯都發過郵件，處理善後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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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那些受益於他的娛樂圈高層，從導演、演員到製片人、經紀人，大多數並沒有膽量去揭發他的斑斑劣跡，一些吃了虧的女演員，也隻能在出事後做到盡量離他遠一點。
2017年Ronan
Farrow的一篇文章指出，從2016年秋天開始，韋恩斯坦就在壓製那些關於他性騷擾和性侵多位女性的指控，他甚至雇傭私人機構，去收集那些試圖曝光的受害者和記者的相關信息。
情報公司Kroll和Black Cube都曾替他服務過。兩名Black
Cube的私家偵探曾使用假身份約見女演員羅絲•麥高恩，試圖從她身上獲取相關信息，一名調查人員甚至假裝自己是女權主義的支持者，至少四次對和麥高恩的會麵進行錄音。
特工們隱瞞身份，假裝要指控韋恩斯坦，和一些記者約見麵，試圖打探出是那些女性在和媒體聯係。韋恩斯坦還親自監督調查工作的進展，招募自己電影公司的前雇員加入，收集名字、撥打電話，試圖加快調查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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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關和製造負麵消息方麵，韋恩斯坦可謂是一把老手，於2015年逝世的記者大衛·卡爾，因寫過關於他的負麵報道，韋恩斯坦便指派Kroll公司挖掘他的負麵消息，即使那些批評跟性醜聞無關。
卡爾的遺孀吉爾·魯尼表示，她的丈夫生前認定自己活在監視中，“他覺得自己被跟蹤了，雖然不知道監視者是誰。”
一些站出來的女性這些年間麵臨著同樣處境，她們覺得自己被當成了目標，變得越來越疑神疑鬼，“就像電影《煤氣燈下》那樣，我好像住在一個裝滿鏡子的房間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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