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對新型冠狀病毒感染實施“乙類乙管”之初，就有專家撰文呼籲下線健康碼，並將相關數據徹底刪除。但迄今為止，除廣東省已經關閉“粵康碼”服務功能並刪除、銷毀所有數據外，更多的省市還在等待國家層麵的統一安排。
2月23日，國家衛健委疫情應對處置工作領導小組專家組組長梁萬年指出，“新冠疫情在我國已基本結束，但未完全結束”。健康碼作為疫情時期阻斷傳染病傳播的應急手段，它的存廢問題也引發了社會關注。
在防疫使命完成的當下，承載國民疫情記憶的健康碼會何去何從？
廣東銷毀健康碼相關數據，其他地區會跟進嗎？
廣東是最早對“健康碼”做出調整的省份。2月14日，廣東省健康碼“粵康碼”發布服務公告稱，按照國家新冠病毒感染防控政策措施優化調整要求，粵康碼的抗原自測、老幼助查、健康申報、電子證照、防疫工作台服務入口將於2023年2月16日11時起關閉。
據“數字廣東”，至2020年12月底，粵康碼累計使用人數超1億，亮碼20.5億次，日均亮碼634萬次。數字廣東工作人員曾向“南都大數據研究院”介紹，疫情三年裏，粵康碼單天亮碼數最高曾達2.66億次。
隨著出台防疫“新十條”，我國防疫政策發生轉變，各省份相繼明確進入公共場所取消查驗健康碼。2023年1月，中國對新冠病毒感染實施“乙類乙管”，健康碼逐漸淡出公眾視野。
此次下線後，廣東省表示，將按照有關法律法規規定，徹底刪除、銷毀服務相關的所有數據，切實保障個人信息安全。作為全國最早推出省級健康碼的省份之一，“粵康碼”關閉部分服務和銷毀相關數據後，其他省份又將如何應對健康碼的留置問題？
上海市12345熱線告訴“醫學界”，隨著疫情形勢的改變，健康碼的作用減小了很多，不排除取消健康碼的可能性，“暫時還沒有出台相關政策，無法判斷健康碼的後續處置措施，如果真的下線不再使用，原則上是會刪除相關數據信息。”
杭州市衛健委一名工作人員則表示，目前健康碼還未下線，也沒有關閉部分服務，暫不清楚後續措施。杭州市疫情防控指揮部有關人士曾對“界麵新聞”透露，浙江省有關部門正在起草本省健康碼停止服務的方案，但停止時間尚未確定。對方表示，方案確定後將第一時間對外公布，各市也將遵照落實。
“醫學界”梳理發現，除了下線部分功能和停止服務外，還有一些地區利用以往的健康碼平台，增加了發熱門診查詢、就診預約、用藥服務和公交乘車等功能，將健康碼轉型成為政務服務碼。
北京是代表城市之一。12月19日，北京啟動“京通”小程序上線試運行，嚐試融合“北京通”與“健康寶”，市民可自願或自主授權，選擇是否將北京健康寶的個人身份驗證信息拓展到“京通”頁麵。
貴州將“貴州健康碼”與“貴人碼”合並後，沿用“貴州健康碼”的功能，並以此作為統一門戶和入口，實現防疫服務、醫療服務、社區服務、便民服務等分類服務板塊的全覆蓋。
海南省健康碼不僅與海口公交實現“一碼通行”，並且與多家免稅店對接；哈爾濱、南寧等地的12345熱線及當地衛健委均表示，目前健康碼還未下線，也沒有關閉部分服務。
另有福建、西安的健康碼客服人員表示，目前健康碼僅用於部分人群采集核酸、查看數據等服務。“醫學界”登陸北京健康寶、山西健康碼、山東健康碼後發現，目前健康碼仍能正常使用，查閱前需填寫個人健康狀況或居住地等信息，但不會再賦予黃碼或紅碼。
對於是否會停止服務或轉作其他功能使用，福建省衛健委相關人員在接受“福建衛生報”采訪時表示，目前暫無規劃，需要等待全國的統籌安排，閩政通App智能助手回複“醫學界”稱，目前暫不支持刪除個人的健康碼信息。
健康碼存儲大量個人數據，刪除還是升級？
全國人大代表、廣州醫科大學附屬市八醫院感染病中心首席專家蔡衛平告訴“醫學界”，現階段，各地應該取消健康碼並刪除相關信息，“通過這次新冠疫情的使用，已經凸顯健康碼的各種弊端，不能再用這種簡單、粗暴的方式用於疫情防控。”
蔡衛平所提到的弊端與疫情期間的多起社會事件相關。去年6月，河南村鎮銀行1317名儲戶遭遇“精準賦紅碼”，隻要掃過鄭州車站的場所碼，即使人不在河南，健康碼也會變紅。此事件引起社會反響後，鄭州多名幹部因擅自賦紅碼被問責。
在蔡衛平看來，社會環境已發生重大變化，健康碼喪失了其最初功效，“它的曆史任務已經完成，可以正式告別了。”
財新網2月18日發表的社論《盡早關閉健康碼》中同樣表達了這一觀點。文章還提醒，要防範一切可能侵害公民信息安全的行為。文章稱，“健康碼的本質是為了疫情防控，公民讓渡一部分權利，且這一讓渡本應嚴格限於疫情需要。健康碼帶有明顯的公共治理屬性，且具有專用性。這就意味著，各級政府有責任也有義務保護好健康碼相關的信息，妥善處理好相關數據的使用。”
文章認為，一旦抗疫不再需要，信息刪除就必須提上日程。“從收集到使用再到銷毀，這是一個完整的鏈條，任何環節都不能出現紕漏。作為信息被收集者，每個人都有權利了解自己的信息是否被濫用，該刪除之時是否予以刪除。”
這一說法與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教授趙宏的觀點一致，他曾撰寫《新冠“乙類乙管”之後，健康碼還有必要存在嗎》《健康碼下線為何如此難》等多篇文章，認為健康碼也應和行程碼一樣從個人生活中徹底退場，同時提醒了數據刪除問題。
“碼化治理特點是對個人信息的無差別、大規模持續性收集和監控，因此隱含著重大的隱私泄露、數據監控和數據操縱的風險”，趙宏寫道，此類信息一旦泄露不但容易導致人格尊嚴、人身或財產收到危害，甚至會損害其名譽權、身心健康或歧視性對待，“在啟動退出機製時就必須確保這些信息能夠被徹底刪除。”
在健康碼去留問題上，另一種觀點是對健康碼轉型升級，即在保留原有數據的基礎上，拓寬數據的使用場景。陝西省政協委員劉敏今年在提案中建議保留“陝西一碼通”，並在微信小程序內建立全省統一的個人健康檔案管理係統，與各級醫療機構建立數據共享機製。
湖南省人民政府門戶網站2月22日也發文表示，健康碼用途有著廣泛的空間，依據是《“十四五”全民健康信息化規劃》中提到的“到2025年初步建成統一權威、互聯互通的全民健康信息平台支撐保障體係”。
對此，蔡衛平認為，個人資料的收集都必須經過本人同意，而這部分數據隻有在緊急狀態下才能使用。
早在2020年4月，華中科技大學人文學院副院長、生命倫理學研究中心執行主任雷瑞鵬教授，就在一個網絡研討會上，分享了她對於”健康碼中的倫理問題”的思考。
除了提議全國使用統一的健康碼外，她還建議各健康碼運營機構應完善用戶協議和隱私政策，保障用戶知情權，合乎倫理、合乎法律地使用數據，避免數據濫用，侵犯隱私。並稱疫情結束後，應建立數據刪除機製；確需繼續使用有關數據的（例如有利於今後的疫情預防和控製），應當明確數據使用的目的，取得用戶的知情同意，並將數據匿名化。
指導專家
蔡衛平 全國人大代表、廣州醫科大學附屬市八醫院感染病中心首席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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