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則無法不令人感到驚恐的新聞。香港女性蔡天鳳（Abby Choi）遭前夫一家殘忍殺害並肢解烹煮，殺機據說為財務糾紛。
這無疑是人性中殘暴一麵的爆發，也是豪門世界陰暗一麵的抖落，但僅僅如此嗎？再看近期的另一起事件：“粉發女孩”和病床上的爺爺分享自己的錄取通知書，她拍照留念這一時刻，並上傳到了社交媒體上，沒想到這頂粉色頭發竟給她招致了一場網暴，最終她罹患抑鬱，於今年過世。
在這些不同形式的暴力事件中，受害者總是女性，她們往往因為過得比一些男性好，不順從、不滿足男性提出的要求而遭忌恨，甚至被置於死地。女性主義學者 Diana
E. H. Russell
將這種現象定義為 femicide（殺戮女性）——一係列性騷擾與性暴力的極端。極端行為並不代表少見，也不代表它與日常的侵犯毫無聯係，正如她在論文《殺戮女性：基於性別的恐怖主義》中談論的，極端行為更清楚地勾勒出這類罪行的邏輯：性與暴力的文化、男性的權利欲望。
今天我們再度分享這篇寫就於 1990
年的論文節選。三十年過去了，基於性別的犯罪卻仍屢見不鮮，培植它的土壤仍被反思、批評、鏟除得不夠。
殺戮女性：基於性別的恐怖主義（節選）
撰文：JANE CAPUTI\
DIANA E. H. RUSSELL
編輯、翻譯：菜市場
殺死女權主義婊子們
——1989 年，馬克·萊皮納在蒙特利爾殺死 14名婦女後，在西安大略大學出現的塗鴉
加拿大小說家瑪格麗特·阿特伍德曾經問過自己的一位男性朋友，為什麽男人會覺得被女人威脅。他回答說：“他們怕被女人嘲笑。”阿特伍德接著問了一群女性，為什麽她們會覺得被男人威脅。她們回答說：“我們怕被殺掉。”
不論看起來多麽不相稱，這兩種恐懼其實有深刻的聯係。1989 年 12 月 6 日發生在蒙特利爾大學的事件就證明了這一點。那天，25
歲的戰鬥雜誌愛好者馬克·萊皮納（Marc
Lepine）穿上戰鬥服，衝進了工程學院的一間教室。他把教室裏的男女分開，命令男性出去，大喊“你們都是他媽的女權主義者”，向女性開火。半小時的狂暴之後，萊皮納殺死了
14 名年輕女性，打傷了其他 9 名女性和 4
名男性，然後把槍口對準了自己。在一份長達三頁的遺書中，他將自身的所有失敗歸咎於女性——她們拒絕他，蔑視他。在他的屍體上還發現了一份目標名單，上麵有
15 個加拿大傑出女性的名字。
由於萊皮納沒能完成工程學院的申請，他覺得自己受到了女人的羞辱（“被女人嘲笑”）。他定義這些人為“女權主義者”，因為她們進入了在傳統上男性主導的領域。當白人男性的排他性和特權遭到侵蝕，萊皮納的反應是致命的。他的反應也顯然是政治的。
劇集《我的天才女友》
殺戮發生後，媒體在報導時總是否認萊皮納罪行的政治性。引用加拿大小說家莫迪凱·裏奇勒（Mordecai
Richler）的話說，“這是一個昏了頭了的人做出來的事（本身無法被解釋）”。他完全無視了萊皮納對自身行為的解釋：他憎恨婦女，尤其是女權主義者。這樣一個凶手是否“昏了頭”，其實不是問題的核心。把焦點固定在對女性施暴者的病理學上，隻會掩蓋其行為的社會控製功能。在一個種族與性別歧視的社會中，不論是精神病患者，還是被視為正常的男人，都普遍存在種族主義、厭女和反同性戀的態度——他們在長大過程中習慣於這些態度，並一再看到這些態度被合法化。****
萊皮納的謀殺是以性別為目標的仇恨犯罪，而不是以種族、宗教、民族或性取向為目標。在針對非裔的私刑或者針對猶太人的大屠殺事件中，沒有人會浪費時間猜測罪犯的精神健康狀況，或者猜測他們之前與個別非裔或猶太人發生了什麽。今天，大多數人都明白，私刑和大屠殺是出於政治動機的暴力形式，其目的是為了維護白人或非猶太人的優越性。同樣，對女性施暴的目標——有意識或無意識的——是為了維護男性的優越地位。
早期女性主義者對另一種性別暴力——強奸——的分析認為，它並不像普遍看法所堅持的那樣，是由於魅力受挫、受害者挑逗、無法控製的生物本能而產生的犯罪。強奸也不是僅由不正常的社會邊緣人實施的。相反，強奸是性政治的直接體現，是對男性氣質至上的性規範的遵從——正如“幽默大師”奧格登·納什所說，“娘娘腔才引誘；真正的男人想要的是強奸（Seduction
is for sissies. A he-man wants his rape）”——以及一種維護性別現狀的恐怖主義形式。
大多數丈夫、情人、父親、熟人和陌生人對女性的謀殺，和強奸一樣，不是一些莫名其妙的社會偏差的產物。它們是殺戮女性（femicide），是最極端的一種基於性別的恐怖主義形式，被仇恨、蔑視、快感或占有欲所驅動。殺戮女性的具體行為包括對女性的肢解謀殺、強奸謀殺、升級為謀殺的毆打、在西歐對女巫的焚燒以及在印度對新娘和寡婦的焚燒，還有在一些拉丁和中東國家的“榮譽犯罪”，即男性殺害被認為是去貞潔的女性親屬。將厭女性質的謀殺稱作“殺戮女性”，不僅是“殺人”或“謀殺”，有助於掀開非性別術語的遮蔽性麵紗。
電影《狗鎮》
男性對凶手的代入感表明，殺戮女性在性別歧視文化中是多麽根深蒂固。例如，一位名叫西萊絲特·布魯索（Celeste
Brousseau）的工程係學生曾經抱怨過阿爾伯塔大學工程係教員性別歧視，在萊皮納謀殺案發生後不久，她參加了係內的一個短劇之夜，卻遭遇了數百名同學的高呼：“打死這個婊子！”
厭女不僅激發了針對女性的暴力，還扭曲了媒體對這類犯罪的報道。媒體曝光中，殺戮女性、強奸和毆打行為在不同程度上被埋沒，或被大肆渲染，取決於受害者的種族、階級，和（男性眼中的）吸引力。對於針對有色人種女性、貧困女性、女同性戀者、妓女和女性癮君子的犯罪，不論是警察、媒體還是公眾，反應都尤其糟糕——通常是冷漠的，帶有貶義的刻板印象，還有對受害者的指責（例如，“有色人種女性要麽是妓女，要麽是癮君子，她們把自己置於危險之中”）。
殺戮女性處於一個“反女性恐怖連續體”（a continuum of anti-female
terror）的極端。它還囊括了各種各樣的語言和身體虐待，比如強奸、折磨、性奴役，比如兒童性虐待，比如身體和情感上的打擊，比如發生在線上、大街上、辦公室裏、教室裏的性騷擾。以及不必要的婦科手術（比如生殖器切割），強迫異性戀、強迫絕育、強迫做母親（比如阻攔避孕和墮胎）等等。每當這些恐怖主義的具體形式會導致死亡，它們就是殺戮女性。（編者注：也有學者將“femincide”與“femicide”區別使用，令前者指代更廣泛的針對女性的暴力行為，或強調殺戮女性也包含謀殺之外的暴力行為。）
電影《007 之金手指》
盡管目前還無法評估特定一年的性謀殺數量，但幾乎所有專家都認為，自 20 世紀 60
年代初以來，殺戮女性的案件在大幅增加。我們認為這種針對女性的暴力升級是男性對女權主義的反彈的一部分。但這並不意味著這是女權主義的錯：不論女性是否反擊，父權文化都會恐嚇女性。然而，當男性至上主義受到挑戰時，這種恐怖就會加劇。在早期現代的歐洲，許多“出格”的女性被當作女巫，遭到怪誕的折磨和殺害（基於不同估測，有
20 萬到 900
萬人被殺害）。在今天，這樣的女性被當作“婊子”，她們身上發生了什麽都是活該。“為什麽就不能擺脫這些婊子們？”被稱為“山坡絞殺手”的連環殺手肯尼斯· 比安奇曾經這麽問。
二十世紀末的性與暴力文化是這些行刑人和劊子手的溫床——凶手作為維護男性統治的突擊隊出現。
基於性別的恐怖主義的另一個起因，是權利欲望。許多男性認為，他們有權從女性那裏獲得他們想要的東西。如果女性阻撓他們，有些男性就會變得暴力，有時會達到殺戮女性的程度。想一想對於愛荷華大學的男學生對於樓下女生的噪音投訴所展現出來的超乎常理的仇恨。他們在男廁所的牆上寫了一份清單，標題是“十大要對樓下婊子做的事”。它後來被發表在大學報紙上。這份清單敦促將女生“用錘子打成血漿後大笑”，以及詳細說明如何使用各類工具殘害女性生殖器。類似的侮辱女性的表現還包括多倫多大學工程係學生報上曾經出現的建議：“如果不喜歡性騷擾，就割掉自己的乳房吧。”
如果想知道這些學生都是從哪裏習來的這些恐怖想法，我們隻需要看看色情製品，還有大眾媒體上聳人聽聞的情色與暴力場景。與許多女權主義者相似，我們認為色情製品是一種反女性的宣傳形式，說服人們將女性當作物體，商品，可擁有、可使用、可消費的“東西”，同時兜售邏輯上的關聯性：所有女性都是潛在的妓女，合理範圍之內的獵物；性暴力是可以接受的；女性活該，並且希望被傷害、強奸，甚至殺害。研究表明，在色情製品和利用情色與暴力刺激的媒體中常有的影像——物化、侮辱、損害女性的那些——讓某些男性更容易對強奸和對女性施暴產生快感。或者說，這破壞了他們對暴力的抑製。
殺戮女性所引發的騷亂，是凶殺電影（slasher
film）或層出不窮的性犯罪驚悚小說的基本主題——這些電影和書的大部分粉絲都是男性，尤其是年輕男性。在當代的超級英雄漫畫中，對殺戮女性的逼真描繪比比皆是。比如最近一期的《綠箭俠》就描繪了一名近乎赤裸的妓女，被折磨和釘刑致死。一位漫畫書書商解釋說：“讀者都是十幾歲的男孩，所以你可以看到大量壓抑的憤怒……他們確實喜歡看到人物被切成碎片。”
這並不是說，人們必須進入主流文化的邊緣地帶才能看見對女性的殺戮。主流的電影製片人布萊恩·德·帕爾瑪（Brian De
Palma）曾經抱怨說：“我總是被攻擊，說我的手法很色情，還搞性別歧視——說我把女人切開，或者把她們置於危險之中。我是在拍懸疑電影！她們身上還能發生什麽？”在《哈林夜總會》這部“喜劇”裏，艾迪·墨菲（Eddie
Murphy）飾演的角色先和賈斯敏（Jasmine
Guy）飾演的欲望對象上床，然後一槍崩了她。厭惡與殺戮女人的主題在搖滾樂中也無處不在。二十年前，米克·賈格爾（Mick
Jagger）在歌中唱：“強奸，謀殺，隻需一個吻（Rape, murder, it’s just a kiss
away）。”現在，槍炮與玫瑰樂隊（Guns N’ Roses）唱到：“我曾經愛過她 / 但我非要殺了她
/ 她喋喋不休 / 她令我抓狂（Well I used to love her / but I had to
kill her / she bitched so much / she drove me nuts）。”
電影《夜行動物》
殺戮女性的暴行在四處被正常化，被以玩笑般的口吻開脫，被宣傳成標準的幻想品。雖然對女性施暴沒有被正式製度化，但在媒體對現實的描繪中，殺戮行為已經被製度化了——從漫畫書到諾獎作品，從高票房電影到偷拍視頻。有句話這麽說，“來吧女孩，這隻是娛樂而已”。與此同時，聯邦調查局將性謀殺稱作“娛樂性謀殺（recreational
murder）”。
如果所有殺戮女性的案件都被承認，被準確地計算；如果針對女孩和婦女的大量非致命性暴力被考慮在內；如果家庭內部的虐待和毆打被認定為折磨；如果父權式的家庭被認作是難以逃脫的監獄——現實證明常是如此；如果以暴力為刺激的色情製品和文化消費品被認為是仇恨文學……那麽身處美國的我們不得不承認，我們生活在基於性別的恐怖主義統治之中，其規模、強度和意圖與
14 至 17 世紀歐洲婦女作為女巫遭到的迫害、折磨和毀滅不相上下。
原文：”Femicide: Sexist Terrorism Against Women” from
Femicide: the Politics of Woman Killing
探索更多來自 華客 的內容
訂閱即可透過電子郵件收到最新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