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源：《不結婚》劇照
相對低的生育率代表著現代人對生活質量的追求，以及對生命意義的追問。我們更應該關注的是那些被抑製的生育願望，尊重年輕人選擇權的同時，為生育提供更多的支持和可能性。
2 月 20 日，上海市衛健委發布《上海市 2022 年度人口監測統計數據》，其中數據顯示，2022
年上海全市戶籍人口總和生育率為 0.7。
總和生育率，即每個育齡女性一生平均生育子女的數量。總和生育率達到 2.1，才能維持現有人口規模，而這一指數的國際警戒線是 1.5
——一旦低於這一警戒線，就有可能掉入 ” 低生育率陷阱 “，社會的慣性和自我強化過程會使生育率的下降趨勢更難扭轉。
與上海相比，2021 年日本東京的總和生育率為 1.09，韓國首爾為
0.63。同為東亞的國際化大都市，這三座城市以及它們所在的國家似乎 ” 同病相憐 “，生育率逐年走低。
2022 年，韓國總和生育率為 0.78，連續五年低於 1，全球墊底。日本近年的生育率相對平穩，保持在 1.3 以上，但自
1995 年之後也沒有再突破過 1.5。
在中國，開放二孩、三孩的生育政策出台後，各地鼓勵生育的措施不斷推出，但看起來仍舊是收效甚微。可以看到，作為中國的超級大城市，上海可以看作是中國出生率降低的縮影。
生育率為何一降再降？我們又該如何去談論生育？
低生育率的 A 麵：被房價壓垮的年輕人
是什麽在阻止年輕人生孩子？
從短期來看，突如其來的新冠疫情成為了影響生育率的黑天鵝事件。病毒帶來的健康憂慮以及對全球經濟的影響，導致一些人對未來的悲觀預期加劇，生育暫時被擱置一旁。
從更長遠來看，大城市居高不下的房價，可能才是年輕人不想生育的根本原因之一。
有學者對包括上海在內的長江三角洲地區的 41 個城市在 11 年（2008 — 2018
年）間的數據進行了分析，發現房價上漲得越快，生育率下降得越快。同時，如果用房價收入比衡量居民的購房能力，則會發現居民購房能力下降得越快，生育率也下降得越快。
該研究認為，” 居民收入較過去有很大提升，但房價提升幅度更大，收入的提升遠遠趕不上房價上漲的速度
“，因此鼓勵生育的重點可以放在調控房價漲幅、提升家庭購房能力上。
在許多地區，房價與生育率負相關。/《中國城市房價對生育率的影響——基於長三角地區 41 個城市的計量分析》
關於房價對生育的影響程度，還有不少研究進行了詳細的計算。
根據中國人民大學的研究，房價每上漲 1000 元，生育一孩的概率將降低 1.8%-2.9%，生育二孩的概率將降低
2.4%-8.8%；西南財經大學公共管理學院的研究發現，商品房均價每上漲 1%，生育孩子意願數下降約 0.2 個。
類似的情況不單單發生在中國。韓國國土研究院發布的《住宅價格上漲對出生率下跌的影響研究》報告稱，房價每上漲 1%，將導致未來 7
年總和生育率減少約 0.014 人。
在不同文化背景的美國，研究者基於對於 1940 — 2000
年住房租金與生育率的普查數據，發現租金的上漲會顯著地抑製生育率。
對於想生而不敢生的年輕人，城市的高房價無疑是壓在他們身上的一座大山。在不少中國人的觀念裏，買房是生孩子的前提。對安居的執念，不僅僅是文化傳統，更是現實考量。
生養孩子需要一定的空間，加上雙職工家庭養育子女往往需要上一代或外力的幫助，意味著這個家庭對住房麵積的需求會擴大，購房的成本也會隨之上升。
同時，房子代表的不隻是容身之所，往往還與戶口、學校、醫療、公共服務等各種因素掛鉤，不擁有自己的房子就生孩子，無異於一場全家人的冒險。
圖源：《少年時代》劇照
生育和買房牢牢綁定在一起，而擴大的住房需求又遇上節節攀升的房價，成了城市小家庭難以招架的矛盾現實。
高房價是影響生育率的經濟因素之一，也是談論生育時繞不開的話題，但生育率下降的原因是綜合而複雜的。
低生育率的 B 麵：想要更好的生活
從數據結果直接推導來看，影響中國生育率的一大因素，是育齡婦女人口的下降。
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21 年，15-49 歲的育齡婦女比上年減少約 500 萬人，其中 21-35
歲生育旺盛期的育齡婦女減少約 300 萬人。而這種趨勢在上海更加明顯，2015 年，上海常住人口育齡婦女人數為 630 萬人，2019
年下跌到 599.87 萬人，2020 年下跌幅度非常大，為 432.9 萬人，2021 年幾乎跌破 400 萬，跌至 400.41
萬人。
隨著 80 後、90 後、00
後這幾代獨生子女步入婚育階段，育齡人口規模還會進一步縮小。換句話說，父母少了，孩子也跟著少了。
從人口規律來看，生育率降低是城市化和經濟發展的自然結果。
聯合國《2022 世界人口展望報告》顯示，全球總和生育率最高的前 25
個國家幾乎都是經濟欠發達的非洲國家，而歐美發達國家的生育率則普遍較低。
一方麵，醫療的發展讓人類不再需要以高出生率來確保嬰兒存活的數量；女性就業率的提升讓她們在經濟上比以往更為獨立，得以在婚育問題上有了更高的自主權；而教育則讓現代人對於生命意義有了截然不同的理解。
圖源：電影《菊次郎的夏天》劇照
另一方麵，在原子化的城市中，城市人作為一個個獨立而疏離的個體而存在，傳統的宗族觀念逐漸被削弱，家庭的規模不斷收縮。互聯網帶來了前所未有的便利生活，越來越多年輕人選擇獨居，婚育的含義一再被改寫。生育的土壤不再肥沃，生育的模式也轉向了精耕細作。
成長環境更豐裕、人格更獨立、選擇更多元的獨生子女正擺脫傳宗接代的舊腳本，將自我價值的實現放在比以往更重要的位置，而麵對個人發展與養育責任之間的矛盾，很多人不再會不假思索地延續上一代人的活法。
同時，在東亞內卷式人生的時代背景下，居高不下的教育成本，996、007 的職場現狀，消耗著年輕人的 ” 求生欲 ”
——生活已經夠難了，談何生育。
中國人的一生，從孩子開始卷起。/ 電視劇《小舍得》劇照
受過良好教育的年輕人對孩子的期待不是給自己養老，也不是為了傳宗接代，而是給自己的人生帶來一種同頻共振的親密體驗，是因為自己在這個世界上感受到生命的美好，因此也希望讓更多生命感受同樣的美好。而在工作內卷、精神內耗的狀態下，他們往往期待自身變得更好，再考慮生育問題。
如此看來，相對低的生育率，也可能代表著現代人對生活質量的追求，以及對生命意義的追問。
圖源：電影《少年時代》劇照
關心人口，更應該關心人
也許，每當生育率下降問題再度被討論的時候，除了哀歎年輕人不愛生孩子之外，我們更應該關注的是那些被抑製的生育願望本身，在尊重年輕人選擇權的同時，也為生育提供更多的支持和可能性。
就以性別平等作為例子。在過去，女性地位的提高往往被視為抑製生育的因素，但進入二次人口轉變的階段，人們發現性別平等對生育率的影響是一種
U 形的形態，即性別平等在最初會導致生育率的下降，但在後工業化社會，性別平等有鼓勵生育的作用。
對比北歐和東亞，這一點尤為明顯。
世界經濟論壇（WEF）2022
年發布的世界各國男女平等程度的排名，從經濟、教育、健康、政治四個方麵對各國男女平等的現狀進行指數化衡量，在 146
個國家裏，排名前三的是冰島、芬蘭、挪威。
這些北歐國家經曆過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生育低穀後，生育率開始回升，並保持在 1.7-1.8 左右。2022
年，新冠疫情中的冰島甚至出現了產科床位不夠用的情況，一度需要從其他國家招募助產士。
反觀東亞三國男女平等程度的排名，中國排在第 102 位，日本排在第 116 位，韓國排在第 99 位，生育率也一路走低。
從北歐的人口趨勢可以看出，經濟發展不完全和生育率呈負相關，女性地位的提升也不一定降低生育意願，完善的社會保障和全方位的性別平等對於生育率有明顯的激勵作用。
可惜在東亞，有生育意願的女性普遍麵臨著 ” 母職懲罰
“，資本主義與父權製的合謀下，成為母親意味著在職場遭遇更嚴重的工資歧視、上升困境以及日常的區別對待。
圖源：電影《少年時代》劇照
不平等也加劇了兩性關係的惡化，女性的係統性困境被移花接木，輕描淡寫地化身為兩性之間雞毛蒜皮的利益之爭。愛情受到全方位的現代性質疑，而落後的風俗卻仍發揮著餘威。
在得不到製度保障的情況下，追求性別平等的女性麵臨進退兩難的處境：既渴求相對平等的地位，又不得不將生育當作談判的籌碼，以在兩性關係中換取更多話語權，頗似
” 母憑子貴 ” 的現代變種。婚育問題變得前所未有的複雜和困難。
令人遺憾的是，在種種談論生育的語境中，人們總是不自覺地流露出將人工具化的意圖。可是，生育當為自由意誌的表現，它既不應該背負經濟增長的
KPI，也不應該是女性搏得平等權利的籌碼。
也許，生育本身並不是需要解決的問題，更不應該成為解決其他問題的手段。或許，讓生育回歸生育，才是問題的答案。
從這個層麵上來說，我們更應該反思的是：談論生育的時候，我們到底在談論什麽？
圖源：電影《少年時代》劇照
探索更多來自 華客 的內容
訂閱即可透過電子郵件收到最新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