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會壓力大,一層層傳導下去,最薄弱的環節就是這些孩子。
北京安定醫院兒童精神科診室,一位媽媽帶著她的女兒找到醫生梁月竹,孩子的語文老師覺得女兒出現了問題,媽媽帶孩子來到醫院。
這位媽媽將老師發現問題的語文卷子帶了過來。卷子的題目是,下麵這些詞語充滿了生活氣息,你還能說出幾個這樣的詞語嗎?老師舉的例子是“半晌”“將就”、“比畫”,讓孩子們再舉例子。這個孩子在橫杠上寫下:想死、自殺、跳樓、跳海、殺死、死亡……因為孩子隻有9歲,認字不全,死亡的亡寫成了忘。
這位家長和梁月竹醫生說:“之前,隻覺得這個孩子怎麽這麽招人煩,叫也不搭理,不好好吃飯,上學、寫作業得催著、趕著。”
“這個孩子一定有一些極端想法,否則不會寫出這樣的答案。而且她的抑鬱情緒已存在一段時間,但家長並未發覺。”梁月竹在安定醫院臨床工作二十多年了,這樣的情況幾乎每次出診都會遇到。
晚上6點多,兒童精神科醫生仍在為患者看病。門外還有十多位候診的家庭。
北京安定醫院兒童精神科教授鄭毅記得,他剛當大夫時,兒童青少年的問題相對比較少,當時一個病房20多張床,基本上夠用。病情嚴重的孩子才住院,但嚴重的並不多。這幾年,病房的床位已增加到60張,再加上特需病房,有百十來張,仍供不應求。

北大六院兒童青少年精神科擠滿了病人和家屬。(賴鈺攝)
這兩三年凸顯的問題就是
厭學、自殺、自傷
梁月竹問那位試卷上滿目死亡的女孩:“你當時是什麽樣的心情呀?是從什麽時候開始有這樣的念頭的呢?以前你不是總是這麽想的,對不對?以前可以讓你感覺到快樂的事情,你現在你還能感覺得到快樂嗎?你的睡眠怎麽樣?吃東西怎麽樣?”
梁月竹問得很仔細,慢慢地,女孩的心門打開了,解決的方法也就找到了。
“近兩三年,越來越多的孩子因自殺、自傷、厭學來到診室。”梁月竹說,“自傷是孩子的一種應對方式,有的是為了引起關注,還有的孩子內心極其痛苦,於是劃傷自己的身體,用身體上的疼代替心理上的痛。他們往往夏天也穿著長袖,不想被人看到傷疤。”
“而家長看不到孩子心中的痛苦。家長常對孩子說,你現在吃喝不愁,比我小時候強多了,有什麽可難受的,或者說這不是什麽大事。幾句話就讓孩子啞口無言。當家長終於真正意識到孩子存在的問題,盼望孩子敞開心扉和自己聊聊時,孩子們的心門早已關閉。”梁月竹說。
帶孩子來醫院就診的家長大多抱著單純的目的,就是讓醫生阻止孩子自殺,繼續上學。
家長們沒有發現孩子身上潛藏已久的問題,直到發現傷痕,發現孩子們的生活、學習等已受到嚴重影響,甚至發現死亡念頭正步步逼近時,家長才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即便如此,仍有一些家長不相信孩子出現心理問題。

梁月竹
梁月竹介紹,兒童青少年抑鬱的表現和成人不同,成人的大腦發育成熟,情緒低落時,一般言語和行動有所表達,但兒童大腦發育不健全,他們不會表達“我心情不好、不想說話”,而是用行動表達自己——不說話、不上學,或學習成績下降,甚至有些孩子情緒低落時,同時呈現焦慮狀態,發脾氣,難以忍受日常生活中的瑣事。
兒童的成長發育階段也有很大影響。鄭毅在演講《花兒一樣的年紀,他們為何抑鬱了?》中談到,青春期前的孩子以行為異常表現突出,12歲之後,孩子以情緒、焦慮、抑鬱的變化為主。
北京大學第六醫院兒童精神科醫生曹慶久則觀察到現在患者的年齡更小了。之前,大部分是青少年出現情緒障礙,如今兒童也逐漸增多。
“社會壓力大,一層層傳導下去,最薄弱的環節就是這些孩子。為了贏在起跑線上,很小的孩子就要卷進賽道,承受巨大的壓力。如果剛開始就給孩子太多壓力,會把孩子壓傷。”曹慶久發現很多家長隻重視孩子的學習,如果孩子成績還可以,他就不會認為孩子有問題,所以說往往孩子情緒問題出現很長時間了,家長都沒有發覺。
曹慶久還發現一些兒童患有“學校焦慮”或“學校恐怖”,或許因為成績差、壓力大,他們在學校沒有朋友,情緒也開始緊張、焦慮、害怕。還有很多孩子從小成績很好,到了初中,競爭增強,他害怕考試考不好,被同學笑話,自己丟臉,被家長批評,可能就不願意上學。
外部“不可變動”的環境之外,抗壓能力也成為不可忽視的問題。鄭毅教授認為最重要的還是兒童的心理抗壓能力出現了很大的問題。現在的家長過於重視孩子的學習了,而忽視了孩子抗壓、交友的能力。
他提到自己小時候經常跑到大街上,和其他孩子你打我爭,最後擁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在這個過程中能鍛煉自己的抗壓能力,但現在沒有這種環境了。對現在的孩子們而言,從小時候開始,學習便是最重要的,隻要報各種課外班,學懂了,就是最好的孩子。
而這些童年樂趣的消逝也讓兒童失去了釋放壓力的渠道。
兒童精神科一號難求
在北大六院兒童精神科,早上10點,等待椅上坐滿了人,十幾個人站著。家長們的眼睛盯著正前方的“叫號屏幕”,有很多加號。一位家長說,“這邊根本掛不上號,很難的。”
家長們圍在診室門口,緊貼著門,門稍微一打開,就一窩蜂地湧進入,但又會被要求繼續等候。緊閉的門上寫著“未叫號者請勿打擾”。

北大六院兒童青少年精神科擠滿了病人和家屬。(賴鈺攝)
漫長的等待中,好多人等著等著睡著了。直到晚上六點,還有很多人在等。
很多地方,兒童青少年精神科都是一號難求。
根據2019年《柳葉刀·精神病學》,中國兒童精神科醫生人數不足500人,且分布不平衡,優質兒童精神科醫生大多集中在一二線城市的三甲醫院。一些偏遠市和縣甚至沒有一個正規的兒童精神科醫生。
曹慶久也談到這一現象,在一些三四線城市,沒有兒童精神科,家長們無處為孩子治病。“很多家長會優先選擇迷信的方法,為孩子治療。各種方法嚐試無效後,才會帶孩子到大城市或者北京治療。”
相較於成人,兒童精神科醫生的培訓流程更為繁瑣。曹慶久介紹,在北大醫學部係統內,想成為一名兒童精神科醫生,要先完成成人精神科規定的培訓,之後再到兒童精神科進行為期一年的培訓。而兒童青少年精神科醫生的待遇並不高,在掛號費相同的情況下,成人門診1個小時能看四五個病人,兒童精神科醫生隻能看兩三個。
曹慶久接診一位初診的孩子大約需要40分鍾,疑難的可能要看一小時,所以他常忙到晚上九點多才下班。很多孩子除抑鬱外,往往還有其他問題,比如注意力不集中、多動,以及和其他小朋友交往的問題。
曹慶久說,相比和成年人聊天,和兒童交流更難。很多兒童不清楚或無法準確表達自己的感受,醫生要反複求證,這也要求他們對孩子細心、耐心,有更多的愛心。
目前北大六院共有20餘位兒童精神科醫生,是全國兒童精神科醫生最多的醫院。但由於診療資源和患者“雙集中”,在接受其他媒體采訪時,曹慶久提到,兒童精神科醫生門診最晚會工作到下半夜。“一方麵病人絕對數很多,另一方麵醫療資源跟不上。”
避免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
按《精神衛生法》規定,心理谘詢師隻能谘詢,不能診斷和治療;心理治療師可以在醫療機構進行心理治療,但不能診斷和開處方藥。
而孩子不是縮小版的成人。在治療上,相比成年人,兒童更為複雜。雖然18歲以下的孩子都是未成年人,但不同年齡段的未成年人,問題特征也有所不同。
和成人精神疾病相比,藥物治療對兒童青少年情緒障礙的效果不是很理想。年齡越小的孩子,對藥物的反應差別越大。

曹慶久
曹慶久認為,對孩子來說,首推的治療方案還是心理治療,主要是和孩子談話,在心理治療中,經常會用到家庭心理治療。整個家庭都會參加,孩子的爸爸媽媽對這個問題怎麽看?出現這個問題他們怎麽樣解決?對於孩子的表現他們怎樣反應?
比如,針對學校恐怖的孩子,建議家長對孩子放低要求,包括引導孩子如何看待學習,不隻注重成績,還有和同學的相處等。
曹慶久認為,整個家庭都要參與到孩子的治療中,對孩子有合理的要求,保持合理期待,改變和孩子交流的方式。另外,學校要為孩子提供一些相應的寬鬆模式,減少對孩子的歧視,甚至霸淩。
在北大六院兒童精神科病房住院的多為10-18歲的青少年,他們因情緒障礙或其他行為問題住院。曹慶久對其中一位女孩印象很深。她有強烈的自傷、自殺觀念,把自己傷得很重,胳膊上劃得密密麻麻的。
女孩說她學習壓力很大,家長對她要求尤其嚴格,每次考試都要求考多少分以上。在家長的影響下,這位女孩對自己的要求也很高。雖然她成績不錯,是班裏前10名,但她總覺得有壓力,考得好,怕別人超過她,考得不好,又覺得自己學得不好,怕家長責備,情緒愈來愈低落,並且波動很大。
住院後,醫生們為她做藥物治療。在住院的病人中,藥物治療是主要的治療方式,藥物能穩定兒童的情緒,改善抑鬱狀態。
“這往往需要一個綜合治療,並不是單單在我們醫院裏麵治療就可以了,還需要家庭、學校的配合。”曹慶久說。
所有的專家都認可兒童心理健康與家庭的關係密不可分,因為在成人之前,家就是孩子最重要的港灣。
曹慶久說,家庭是至關重要的。如果孩子生活在一個很溫暖,很有愛的家庭裏,能給他很多支持,讓他有安全感,即使外界環境很不好,有壓力,孩子發生抑鬱幾率也會小。
在醫院的家庭心理治療中,醫生們會對家長做一些指導,包括怎樣和孩子相處,對孩子提供一些合理的要求,怎樣注意孩子的一些感受,要從孩子的自身心理狀態出發,對孩子提供幫助。
孩子生病後,很多家長意識到自己的管理或許有問題,開始改變。醫生們還會讓家長和學校做一些溝通和協商,比如寬鬆地對待這個孩子的學習和作業。
那位女孩住院時間不長,三四周便出院了。她沒有立馬複學,在家裏又休息了半年左右。這半年,爸爸媽媽和孩子一起到醫院繼續做家庭心理治療,半年之後,她又能上學了。
剛開始,學校對孩子要求比較寬鬆,作業做不完,孩子上課的時候很困,想睡覺,老師也不要過多地批評,而應更多地給與孩子鼓勵和支持。後來,這個孩子的情緒障礙逐漸好轉。
今年,她上高一,前段時間她到醫院複診,曹慶久覺得她情緒很好。現在,她幾乎沒有學業上的擔心了。在家裏,父母能理解她的感受,和她有很好的交流。她自己對學習目標也有了一些變化,不再隻是追求成績,而是很注重自己的心理健康,以及和同學之間的交往。
不過曹慶久告訴我,在兒童病房,還有很多孩子長期不能去上學,很多孩子從初中畢業後就到職校或技校讀書,一方麵,他們確實不太適合高壓的高中學習,另一方麵,他們也沒有別的選擇。
梁月竹則強調,無論如何,孩子出現情緒或行為障礙,還是應先就醫,讓醫生判斷孩子是疾病問題還是心理問題,而不是直接將孩子推給心理谘詢師。“醫生對一個孩子的判斷是最準確的,醫生可以給來訪人員分層判斷,是病態問題,還是心理問題;如果是讓一位心理工作者先行去區分,那流程就顛倒了,就會出現問題。”
來到診室的孩子們的問題各不相同。梁月竹認為必須挖掘原發性問題,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紀錄片《我們如何對抗抑鬱》中,一位孩子網絡成癮,一直在家玩遊戲。梁月竹認為,玩遊戲是繼發性問題。原發性問題是孩子在家中得不到認可,或無法感到愛,便在虛擬世界中尋找一絲存在感。網絡沉迷背後到底出現了什麽根源性問題,才是最應解決的核心問題。

紀錄片《我們如何對抗抑鬱》
而且家長不能從很強勢地管控、幹涉孩子,走向另一個極端,就此放任孩子——孩子可以不上學,整天玩遊戲、沉迷手機。
“最後的結果是孩子情緒障礙問題好轉了,但網絡成癮了。”梁月竹說,“當發現孩子有問題時,家長應科學、智慧地改變自己,而不是繳械投降。家長應學一些相關知識,讓自己有所成長,摸索孩子的特點,按照科學的教育方式,用自己成長後積極的生活態度引導孩子。”
梁月竹的一位好朋友是企業的總經理,他的妻子也是某單位的負責人。他的孩子中考失利,從一所很好的學校考入一所普通學校,他和妻子難以接受這個現實。與此同時,孩子的情緒問題也暴露出來了。原先他們用來管理下屬的那些技巧也失靈了。
和孩子接觸後,梁月竹發現,孩子在青春期缺乏自我認同,一下子找不到方向。她告訴朋友,你和你的妻子都很優秀,可能無意中給了孩子很多壓力。孩子覺得高不可攀,沒辦法效仿父母,就迷茫了。
梁月竹建議朋友接受孩子的特點,允許孩子摸索自己的人生道路,有自己的發展方向,鼓勵孩子從一點點小的進步開始。
後來,她的朋友改變了。之前他很少陪伴孩子,後來,他常盡可能多陪伴孩子,還逐漸發現了孩子的長處,比如孩子會攝影繪畫,會滑冰滑雪,愛騎行……慢慢地,家長和孩子的親子關係發生了可喜的變化。如今,孩子重新踏入學校,狀態相當不錯。
“家長學習一些小花招、小技巧,很快會被孩子識破而無效;所以,僅僅學習套路是沒有用的。”梁月竹說,“家長的心態必須由內而外發生變化,共情並接納孩子,才能得到孩子的接納。哪個孩子不希望父母跟自己貼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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