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權律師成為中國鎮壓的目標後，他們的妻子開始公開反對並譴責中國政府的迫害。這些勇敢的女性如何挺身而出為丈夫維權？她們的人生又因此出現了什麽變化？
“對我來說，維權過去是一種被動的選擇。”中國維權律師丁家喜的妻子羅勝春告訴DW。
“但我在維權過程中看到不公正與不公義，而這些不公義都讓我覺得自己有責任繼續做這件事，因為我在一個自由的環境中。”
丁家喜在2019年12月與十多名中國維權人士在廈門聚會，席間他們討論了中國的人權問題與當年在香港發生的“反送中示威”。數日後，中國政府在各地對參與集會的人展開抓捕。
羅勝春之前曾在受訪時向DW表示，丁家喜被捕後曾遭受酷刑，數次被阻止與律師會見。在他被關押超過三年後，中國政府仍未對他的案件作出判決，這也迫使羅勝春透過不同途徑去挑戰中國政府對丁家喜所實施的超期羈押。
羅勝春說：“我一直相信一句話‘一個地方的不公義，就是這個世界的不公義。’我在維權過程中，最大的收獲是我變得更成熟且更堅強。”
自丁家喜第二次入獄後，長期旅居美國的羅勝春除了要兼顧自己作為工程師的全職工作外，她也要想辦法捍衛丁家喜的基本權利。盡管壓力很大，但羅勝春說這些經曆讓她變得更堅強。
她告訴DW：“丁家喜第一次被抓時，我總是唉聲歎氣，每次給他寫信，都充滿哀怨。但現在我給丁家喜寫信，都盡量積極樂觀，我覺得他們沒做錯，錯的是中國政府。”
即便羅勝春嚐試保持樂觀，但她也承認有時自己仍會感到很難受。
“情感上來說，我一直很難受，雖然嚐試透過工作或與朋友聊天聚會來轉移對丁家喜的思念，但我現在隻要想起他的案件，仍會覺得特別壓抑難受，覺得這個忍耐已到了極限。”
流亡海外或受困中國的兩難
自從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2012年上台以來，中國公民社會內，受到最多政府迫害的群體，便是中國的維權律師。在2015年的“709大抓捕”中，中國各地有超過300名維權律師遭逮捕，其中有許多律師遭關押、判刑、被限製出境或是直接從公眾視野中消失。
近年來，中國政府加強打壓維權律師的力道，以吊銷執照等方式讓他們無法執業。在這場長達數年的全國迫害中，維權律師的家庭成員，尤其是他們的妻子，成了“意外的人權捍衛者”。
這些女性在丈夫被捕或判刑後，開始透過社交媒體或媒體采訪，公開反對中國政府侵犯人權的行為。她們也試圖透過與外國國會議員或外交官交流的機會，向他們解釋自己丈夫的案件。許多人在為丈夫維權過程中，要思考該留在中國，還是到海外繼續聲援丈夫。
同因“廈門聚會案”被捕的中國維權律師常瑋平妻子陳紫娟，以及“長沙公益仨”案件被告程淵的妻子施明磊，都因在中國國內屢屢遭警察騷擾與威脅，最後被迫決定帶著年幼的孩子到美國重新生活。
陳紫娟告訴DW：“以前陝西的國保會到深圳威脅我，找我單位領導。但今年7月開始，深圳國保就開始到我工作單位威脅我，這讓我感到很恐懼，因為他們可以隨時來威脅我。”
她提到，這些國保在在傳問她時，會明確說出她在工作單位住的公租房，孩子在哪間學校上學。“他們還說我擁有境外推特，跟境外勢力有聯係，並強調這是一種犯罪行為。”
對於該留在中國或到美國，陳紫娟反復掙紮了很久。
她說：“我心中有一部份想法感覺好像自己是要拋棄常瑋平的感覺。離開中國後，也不知道要多長時間才能見到常瑋平。中國政府對政治犯，通常會進行邊控，所以當我走的時候，有種要與常瑋平永別的感覺。但同時因政治犯家屬往往也會被中國政府施行邊控，所以我擔心若待在中國，孩子未來處境也會艱難。”
2021年4月帶著女兒到美國的施明磊則告訴DW，她在美國生活時，常會覺得自己與程淵現在處於“兩極世界”。
她表示：“我環顧四周，美國人都過著平靜與美好的生活，但當我聽到程淵在獄中受到的遭遇時，我便會有一中‘幸存者的罪惡感’。我會想若自己未離開中國，雖然我或許不能改變什麽，能做的也有限，而且我會受到威脅，但我與程淵的連結會比現在更強，因為我覺得自己在跟他一起分攤折磨。”
施明磊補充道，她明白女兒留在中國風險更高，自己也沒辦法保護小孩。
她強調：“在中國，孩子不但沒有選擇的可能性，他們可能無法完成學業，因為他們會不斷被逼退學，最後我們隻好選擇在家自學，他們可能也無法上大學。當我想到這種情況時，我會了解到作為母親的第一個責任便是保護未成年的孩童，為他們提供一個安全自由的環境。”
施明磊說，自己心中那股“幸存者的罪惡感”，往往是在與其他維權律師妻子相聚時，會感受更強。施明磊向DW表示：“雖然我們常常有‘幸存者的罪惡感’，但我也認知到這種感受主要來自心中悲觀的情緒與看不到盼望的感覺，所以我常常提醒自己，不要心存悲觀，心中應有盼望，因為改變可能是一瞬間的。”
維權律師娘團結對外
麵對類似的威脅和來自中國政府的壓力，一些人權律師的妻子也跟隨羅勝春、陳紫娟與施明磊的腳步來到美國。當她們試圖在一個陌生的國家和孩子一起安頓下來，同時繼續她們為丈夫維權時，她們中的許多人說，她們所麵臨的挑戰也讓這些妻子間建立了非常緊密的關係。
對於長年旅居海外的羅勝春來說，這些“廈門聚會案”的律師、朋友與家屬，就像是她的親人一樣。她告訴DW：“我把‘1226大抓捕案’的每一位家屬跟朋友都當作自己的親人看待。這次紫娟能帶著孩子出來，我就像親人到了身邊一樣高興。”
她補充道，看著施明磊與陳紫娟等維權人士家屬原先在中國惡劣的環境下，想出各種方法抗爭，她感到非常佩服。她說：“現在她們能來到美國，我們能一起合作，經常像姊妹一樣聊天、分享與互相鼓勵支持，我們就是一家人。這種友誼比真的親人還親。”
陳紫娟則告訴DW，由於維權律師的家屬有相似經曆，所以每當聽到一個好或不好的消息，維權律師的妻子們會互通電話，抒發心中情緒。
她說：“這是一個很大的支持。我們都有一個共識，那就是我們之所以為丈夫維權，很多時候不隻源自於我們對丈夫的愛，而是作為一個人，當麵對中國政府這種殘酷的作法，我們已無法忍受。”
施明磊表示，雖然一開始她很抗拒“維權律師群體”的標簽，認為這是一個很悲傷的事，但她近年來因維權的經曆，與羅勝春跟陳紫娟成為好朋友。
她說：“我們因為共同經曆，成為非常好的朋友，無論在生活或維權上，甚至純粹看到人權捍衛者群體的困境，我們想一起做些事。但每當我們在推特上看到另一個維權律師妻子發聲，我們心中是有極大的悲傷的。”
她告訴DW：“我們不願看到有這麽多支離破碎的家庭，因為當中國人權捍衛者被關押時，他們的家庭常常是麵臨各方麵的打壓，然後這種全方位的孤立或經濟上的威脅。我們絲毫不願因為我們有了抗爭經驗，所以我們要跟這些妻子分享經驗。我們心中沒有這種想法，因為我們希望這些妻子是安全的，能好好照顧自己的孩子。”
羅勝春總結道，她認為維權律師的妻子從2015年的“709大抓捕”開始，便展現自己堅定與自己所愛的人站在一起的決心。
她說：“我們從未背棄過自己的丈夫，也沒有因為他們選擇做人權而拋棄他們。我們這一代的妻子在愛這個議題上非常頑強，我對此感到很驕傲。我們在拯救自己丈夫的同時，也對國際社會發出質疑，我們在引領國際社會思考他們該如何支持中國人權捍衛者，或是被困在中國國內的家屬們。我們看得更高、更寬且更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