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蘭榮傑
西南財經大學法學院副教授
多方渠道證實，關於新型冠狀病毒危機，早在鍾南山先生向社會公布之前約20天，已有8名武漢一線醫務人員在微信群裏提出警示。具體而言，一是一名醫生曾就讀的武漢本地某醫學院班級群，二是醫生所在醫院科室微信群。警示的內容，除透露有傳染性肺炎之外，主要是提醒同行注意防護。幾位醫生的具體表述略有區別，有醫生先稱“確診了7例SARS”，後又更正為“冠狀病毒感染確定了，正在進行病毒分型”；有醫生極其謹慎地表述為“不明原因肺炎（類似非典）”。在此後兩三天內，警示者均被警方約談。最輕微的是打電話提醒，但也有人被傳喚至派出所進行書麵訓誡。武漢警方於1月1日在其官方微博發布《8名散布謠言者被依法查處》的通告，央視等媒體予以大麵積轉發。後因疫情爆發式蔓延，武漢市長亦坦陳前期信息披露不及時，武漢警方的訓誡行為受到網民普遍質疑。警方於1月29日回應稱，8人確實傳播了不實信息，但“情節特別輕微”，故僅僅“進行了教育、批評，均未給予警告、罰款、拘留的處罰”。
迄今可以確認幾點：一是新冠病毒確實不是SARS/非典，故8名醫務人員的部分表述存在誤差。二是警方查處8人並廣泛宣傳後，武漢醫務人員基本不敢再私下傳播疫情信息。三是官方披露信息和疫情處置不及時。
從法律的角度，有必要討論三個問題：其一，麵對傳染病病例，一線醫務人員向同行或親友小範圍披露，是否違法？其二，醫務人員披露傳染病病例時的表述誤差，是否屬於傳謠？其三，針對醫務人員對傳染病事實的表述誤差，警方予以訓誡並公開宣傳，是否合適？
爭議一：一線醫務人員小範圍披露病例是否違法？
眾多論者都認為，傳染病疫情隻能由國務院或省級衛生部門公布，別說一線醫務人員，就連省會城市政府，都無權自行公布。在我看來，這一觀點值得商榷。
不管是《傳染病防治法》還是國務院《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條例》，抑或衛生部/衛計委《突發公共衛生事件與傳染病疫情監測信息報告管理辦法》《法定傳染病疫情和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信息發布方案》或《傳染病信息報告管理規範》，均隻涉及各級政府公布疫情的分工，並不涉及醫務人員個人的警示性言論，除非屬於《治安管理處罰法》規定的“散布謠言”“謊報疫情”或披露患者隱私。不僅如此，根據《保守國家秘密法》《衛生工作國家秘密目錄》和《政府信息公開條例》，傳染病信息不僅不屬於國家秘密，相反還應由政府主動公開。從邏輯上講，對中央和省級兩級衛生部門的授權，並不等於對非官方言論的禁止。可資佐證的是，全國人大常委會在對《突發事件應對法》草案進行二次審議時，就刪除了其中懲罰媒體“違規擅自發布”突發事件信息的禁令，隻規定不得編造或傳播虛假信息。
由此可見，對於診療過程中接觸到的傳染病病例，一線醫務人員小範圍披露，隻要所述屬實且不侵犯患者隱私，則一不構成泄密違法，二不違反衛生防疫法規（非一線且負有保密義務的疾控等人員另當別論）。或許正是因此，武漢警方查處8名醫務人員的理由，僅限於傳播謠言，而非越權公布疫情或泄密。
實際上，從衛生實踐和立法邏輯來看，既不可能、也不應當禁止醫務人員在小範圍內披露傳染病病例。首先，任何醫務人員在診療活動中發現傳染病病例，正常反應肯定是首先做好自身防護，並馬上提醒現場及診療流程中涉及的同事進行防護，進而按規定及時上報疾控部門。由於在大多數醫院，微信群可能都是最常用、最便捷的工作通知渠道，因此在本單位微信群裏提出警示並無不妥，甚至完全有必要。其次，若醫務人員判斷醫護同行或普通市民也有暴露風險，小範圍地在同學群、親友群等提出警示，或者以口頭方式傳達，也完全屬於人之常情；絕對不這樣做的人，要麽是不夠專業，要麽是偏於冷血。簡而言之，首先接觸到傳染病病例的一線醫務人員，在小範圍內徑行警示同事、同行甚至親友，一則屬於職業防護的必要，二則屬於人之常情。如此合情合理之舉，即使立法者想要強行禁止，也因缺乏法理上的“期待可能性”，基本上難以實現。
進一步說，在政府公布疫情之前，一線醫務人員在國內甚至國際學術圈公開披露傳染病病例，同樣也不違法，必要時還應予鼓勵。尤其是對於新冠肺炎這種未知疾病，精確診斷和有效治療都取決於科學界的集體努力和相互砥礪，而非少數英雄孤軍奮戰，抑或個別天才靈機一現。在重大疫情麵前，時間既是生命也是民生，因此必要時應鼓勵醫務人員及時分享病例信息。這一點也適用於疾控等行政部門。當然，在診治、報告和科研之間，不管是醫務還是行政人員，都必須有優先級排序。
此外需要看到，醫務人員小範圍披露傳染病病例，不管是對身邊人還是學術圈，都可能對政府公布疫情形成一定壓力，而這可能正是立法者期待的效果。畢竟，及時、準確和全麵是《傳染病防治法》規定的疫情公布原則，但從非典到新冠的兩次大疫中，均可看到因為疫情初期緩報甚至瞞報導致的嚴重後果。疫情如戰情，既然疫情公布義務機關常有拖延或隱瞞之虞，則適當借助外力加以推動當屬必要。
但是，如果麵向大範圍社會公眾披露傳染病病例，則需要非常謹慎。畢竟，處理公眾事務本屬政府之職責和專業，並非醫務人員之專長。特別是在疫情可能引發群體性恐慌甚至騷亂時，披露疫情更要講究技巧，並力求平衡多元利益。正是因此，法律法規上才將正式的疫情發布權提到省級以上。然而在政府之外，媒體——包括麵向公眾的個人社交媒體——也可能有巨大傳播潛力和影響力，因此在小範圍的口頭披露或非公開的微信群之外，醫務人員應當避免使用微博、微信公號或通過大眾媒體披露傳染病病例。不僅如此，與疫情相關或類似的信息也應采取謹慎策略，比如有關雙黃連口服液抑製新冠病毒的體外實驗，雖說是事實，但因存在誤解、搶購和亂服藥的巨大風險，在疫情擴散期尤其危險，就絕不適宜通過媒體廣泛傳播。
爭議二：醫務人員的表述誤差是否屬於傳謠？
根據《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條例》《治安管理處罰法》和《刑法》等規定，醫務人員故意傳播謠言當屬違法，嚴重者甚至可能入罪。那問題在於，如果醫務人員向身邊人或學術圈披露的傳染病病例表述上存在誤差，是否構成傳播謠言呢？比如武漢警方查處8名醫務人員，就是認為所謂“確診SARS病例”為傳謠，因為這些病例最終被認定為新冠肺炎，盡管與SARS是近親，但畢竟不是一回事。但是疫情緊急，新型傳染病更是撲朔迷離，即便作為專業人士的醫務人員，可能也難以準確把握，因此披露病例時存在表述誤差在所難免。但這與傳謠是一回事嗎？
首先，如果披露者援引官方信息，則即使出錯也不構成傳謠。法律不應強求任何人——包括專業人士，習慣性地懷疑官方信息。隻要披露者善意地依賴官方信息，哪怕有誤也不必承擔傳謠的法律責任，頂多在專業上落下水平不夠的名聲而已。
其次，如果披露者善意依賴其他專業人士的判斷，一般也不構成傳謠。專業判斷同官方信息類似，正常情況下應當推定正確。就如被武漢警方查處的8人之一，之所以聲稱所現病例為SARS，就是基於第三方專業檢測機構的明文報告。盡管該報告最終被認定有誤差，但引用者顯然不屬於蓄意傳謠。
又次，打擊傳謠應針對核心事實，枝節問題不宜拔高。專業本應意味著嚴謹，但人無完人，語言本身也有表意局限，故披露者因各種主客觀因素在枝節問題上出現誤差當屬正常，一般也不至於導致重大誤解，因此無必要嚴加查處。
再次，事實才有真假，觀點允許爭論。打擊傳謠隻針對事實問題，但醫務人員的專業言論經常都是主觀判斷。對事實的定性屬於觀點，比如一種新病毒是否該納入冠狀病毒種類。基於已知事實推導出未知事實也是觀點，比如根據病毒基因判斷其屬於冠狀病毒且高度危險。事實隻有一個真相，觀點卻常有分歧，且科學往往在分歧中前進，比如對於新冠病毒源頭和中間宿主的爭論。正是因此，我們應當鼓勵醫務人員及時向同行或學術界公開披露新型病例，甚至容忍一些明顯荒唐的研究結論（比如雙黃連對新冠病毒的作用），畢竟專業同行之間的爭論會輕鬆淘汰掉錯誤的觀點。反之，向公眾發布的專業觀點，則有必要謹慎審查，避免以專家身份誤導公眾輕信原本荒唐的結論。
最後，在事實和觀點難以區分的模糊地帶，執法者應以尊重專業人士為原則。事實和觀點並非涇渭分明，尤其是在基於已知事實推知未知事實的過程中。比如8名武漢醫務人員最初對於新冠病毒的定性，已知事實是屬於冠狀病毒，未知事實是究竟屬於SARS還是新型病毒。後者在被確切地觀察到之前，都屬於一種主觀判斷，可以見仁見智；但待基因測序完成，新型病毒的定性就成為確定的事實，再出現不同說法，很可能就算傳謠了。問題在於，此類專業問題爭議，公安人員並不具備判斷能力。如果憑借警察權強行將觀點爭議定性為傳謠，一則難免經常犯錯，二則容易阻礙專業人士間的觀點交鋒，不利於科學進步。後者往往是我們經常忽視但又極為重要的問題。
爭議三：因表述誤差訓誡醫務人員是否合適？
和平年代，作為壟斷針對公民的合法暴力的唯一國家機構，公安機關在行使職權時必須慎之又慎，尤其在麵向醫務人員等專業人士時。除非有充分的法律和事實依據，公安機關不宜輕易處罰專業人士的專業行為。簡單地說，對專業人士的專業行為的違法性認定，標準應當比普通人、普通行為要嚴格。除一般性理由外，關鍵原因是避免警察權帶來的“寒蟬效應”，即因為公安機關的暴力介入壓製專業聲音，而這往往是一個健康社會不能承受的代價。比如武漢警方查處8名醫務人員之後，一線醫護幾乎全體噤聲，和疫情蔓延不能說沒有因果關係。
公安機關的執法原則，一方麵是違法必究、執法必嚴，另一方麵是法律麵前人人平等。以此觀之，對專業人士的專業行為分外謹慎似乎於法不合。問題在於，專業問題的關鍵之處往往是對未知領域的艱難探索，以及在此過程中的觀點爭議。缺乏爭議話題的專業領域，不能砥礪交鋒的專業人士，盡管一團和氣，卻一定是全社會的悲哀。鼓勵試錯、鼓勵爭議方能成就社會進步。這就要求為專業人士保留寬鬆的行為空間和言論環境，不僅要避免動輒設限，還要避免專業人士因為恐懼而自我設限。專業人士的最大恐懼，可能就在於人身安全的危險。比如一個頂尖醫生，完全可以對巨商富賈嗤之以鼻，也大可以藐視同行，或是對單位領導呼來喚去，甚至對衛生主管部門不理不睬，但在人身安全威脅麵前，少有人可以安之若素。一個基層警察的手銬，就可以讓一個明星醫生膽戰心驚。由是之故，麵對專業人士的專業行為，警察原則上應予尊重，不輕易評價專業爭議，不草率動用警察權幹擾專業行為，避免因此造成“寒蟬效應”，壓縮專業試錯和學術爭議的空間。
有必要強調的是，尊重專業人士不僅要求不宜輕易處罰，也包括不宜動輒訓誡、警告或是簡單的約談甚至電話聯係。警察權的威懾力不僅在於槍彈或手銬，更在於暴力的備而不用。要讓“穿皮鞋”的專業人士閉嘴，幾乎從不需要真正拿出手槍或手銬，一紙訓誡書甚至一通電話足矣。正是因此，以武漢警方未真正處罰8名醫務人員為由進行辯護者，若非過於天真，就是睜眼說瞎話。
還有必要補充的是，專業人士不僅包括醫務人員，也包括科學家、工程師、教師和律師等各行各業的專家，甚至在廚師、屠戶或管道工這樣的職業中，隻要其專業行為包括一定的主觀判斷，不僅僅是簡單的事實認知和重複訓練，就應當獲得警察的充分尊重。比如教師的教學方法是否得當、律師的辯護策略是否合適、科學家的研究結論是否靠譜，都應該交給專業圈子自行判斷，不宜由警察強製介入。比如即使對於雙黃連口服液抑製新冠病毒的觀點，警方也應當聽之任之，畢竟科學界會對研究者進行恰當的甄別和淘汰。須知，相比處理個別荒唐的觀點，對專業言論爭議空間的保護顯然更加重要。
華客網:財新評論：對專業人士應謹慎動用警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