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雞血運動”席卷全國背後：一個民間醫生突發奇想

編者按

上個世紀六十年代，中國興起了一場荒誕而狂熱的“打雞血運動”，波及大陸除西藏外所有的省、市、自治區，數以百萬計的國人參與其中。

鮮為人知的是，作為其基礎的“雞血療法”是一個叫俞昌時的民間醫生提出來的。和蘇聯的勒柏辛斯卡婭一樣，五六十歲的他突然宣稱自己做出了一個世界級的成就——發明了包治百病、強身健體、延年益壽的“雞血療法”。之後，上海市靜安區衛生局介入，組織力量對其進行了動物試驗和臨床研究。

這樣一個今天看起來很荒謬的療法，在當時是如何被提出來，並被衛生部門組織力量“一本正經”的進行立項研究的呢？作者透過重重的曆史迷霧，抽絲剝繭為我們揭開這一謎團。

圖1 俞昌時（1903-1994）

“雙革”運動

事情得從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運動（以下簡稱“雙革”運動）說起。

1954年4月，全國總工會下發了《關於在全國範圍內開展技術革新運動的決定》。

1958年5月舉行的八大二次會議更是明確提出了“技術革命”的任務，要求全國人民在盡可能的采用世界上最新的技術成就的同時，“在全國的城市和農村中廣泛開展改良工具和革新技術的群眾運動，使機械操作、半機械操作和必要的手工勞動適當的結合起來。”
“雙革”運動從此進入第二個階段。

1958年9月，《紅旗》雜誌發表文章，將有關思想正式闡述為“我國科學技術工作的道路”
，其核心是邊緣化專家，由黨直接發動群眾，破除對外國、對專家、對書本的“迷信”，“全黨全民辦科學”，大鬧“雙革”運動。

1959年8月開展“反右傾、鼓幹勁”運動以後，“技術革命”轉入了另一個調門更高的階段，《人民日報》等媒體明顯加大了對提合理化建議、技術革新、技術革命的宣傳。

1960年1月，為了把生產率提得更高，中共中央先後批轉一些地方的報告、決議，並發布《立即掀起一個以大搞半機械化和機械化為中心的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運動的指示》，要求各地的一把手掛帥，率領群眾“大鬧技術革命”。其具體步驟為“群眾提合理化建議，處理合理化建議，開展具體的技術革命活動以及鞏固、普及、提高技術革命運動的成果這樣幾個階段”
。

醫藥衛生部門於1954年以來，尤其是1958年以來，也開展了轟轟烈烈的“雙革”運動。

其實質是由各機構黨的領導人直接領導人民群眾，批判那些出身於資產階級家庭、受資產階級教育、還存在資產階級立場觀點和方法、瞧不起群眾的發明創造、排斥新生力量、對黨的領導有抵觸思想、對新生事物冷嘲熱諷的資產階級專家，破除對這些人的迷信，破除各種條條框框的限製，發揚祖國醫學遺產，中西結合、土洋結合，創建祖國新醫學。

在由上而下的強力的推動下，在大轟大嗡的狂熱氣氛中，大膽的群眾提出了“批判西醫觀點”、“西醫不學中醫，隻等於半個醫”、“在兩三年內找出對十大疾病有效的藥物”、“讓高血壓低頭、腫瘤讓路、血吸蟲斷子絕孫”等口號，發明了據說“超過了當前的國際醫療水平”的治療高血壓、破傷風、小兒麻痹症、麻風、糖尿病、梅毒、慢性腎炎等疑難病症的特色療法，做出這些“發明”的土專家還有數十位被中國醫學科學院聘請為特約研究員。發明“柳枝接骨法”的劉達夫更是被衛生部領導樹為“創立祖國新醫學”的典範，在《人民日報》等各種報刊上得到廣泛報道，進而其“發明”在全國範圍內得到大規模推廣。

在這種大背景下，從1959年5月26日開始，時任上海永安棉紡三廠廠醫的俞昌時開始給自己和廠裏感興趣的職工注射雞血。

一個多月來，他注射了三百多位或健康或患了各種疾病（包括多種疑難雜症）的人，據說普遍效果顯著。他也因而“發明”了這種有病治病、無病健身的神奇醫療保健方法。

蘇聯“組織療法”的啟發

據俞昌時自己介紹，早在1952年11月，還在江西省南豐縣衛生院工作的他就嚐試給自己和親友注射過雞血，而他之所以會突發此奇想，是受到了當時國家正在推行的“組織療法”的啟發。

“組織療法”是由蘇聯醫生費拉托夫於1933年所創。那時，蘇共中央批準《關於自然科學戰線的決議》，號召大家批判愛因斯坦、海森堡等“資產階級科學家”，鼓吹世界科學技術史上大部分重要科學發現、技術發明的首創者都是俄羅斯人，而李森科等則通過批判西方科學家、宣稱自己做出了重要發現而崛起。

在這種氛圍中，費拉托夫基於自己的眼角膜移植經驗，提出：“組織和器官，從人體或動物體中分離開來，或者同樣的，植物的葉子從植物體分離開來，而放在對它們生存不利的但是還不至於殺死它們的情況下的時候，就發生生物化學性的改變。這種改變產生了維持組織生命機構的特殊物質，而在組織和器官中被累積著。如果這種物質放到有病的組織裏去，它們表示出效力極強的治療作用。”

他將這些在依然是存活著的組織中生成的物質稱為生物原刺激素（興奮素），並聲稱將它們移植或注射到人體後，會對多種疾病具有廣譜性的療效。

1948年，在李森科因斯大林的大力支持而在蘇聯科學院生物學部與蘇聯醫學科學院生物學部聯合會議上取得決定性勝利的同時，費拉托夫的療法也得到了蘇聯高層的重視和支持。

不久，這個“蘇聯醫學的寶藏”得到了大規模的推廣。到1951年2月，全蘇聯已經有150多個城市和鄉村應用了“組織療法”，而費拉托夫也於該年當選為蘇聯醫學院院士。

1948年，“組織療法”傳入我國東北，先在中國醫科大學試用，而後推廣到哈爾濱、沈陽、北京、天津、上海、西安等地。1951年3月3日，中央衛生部下發《關於組織與推行組織療法的指示》，要求全國采用這種適合於廣大人民需要的“蘇聯先進醫療方法”，作為我國學習蘇聯醫學的開端。此後，《人民日報》等媒體對該療法做了大規模的宣傳。為進一步推行“組織療法”，1951年9月，衛生部又召開了“組織療法”座談會，了解各地醫療單位的研究試用情況。

1953年，中國正式開始“學習蘇聯運動”，“組織療法”更是成了醫藥衛生領域的推廣重點。一時之間，全國上下，從中央醫藥衛生研究所到各醫學院校，從大型醫療機構到中小醫院門診部以及地區衛生所，都有“組織療法”的研究推廣小組。而一旦成為政治運動的推廣對象，就一定會產生出很多不準確的認識。某些開業醫師甚至貼出廣告，聲稱“組織療法”可以治療一切疾病。

根據當時的宣傳材料，可用於組織療法的材料有很多，包括冷藏的胎衣、皮膚、魚油、蘆薈葉、皮下組織、脾、肝、腹膜、軟骨、骨、肌肉、腦髓、神經、病人本人的血液等等。雞血是中醫典籍經常提到的一種藥物，它也是一種動物組織，是不是也可以作為組織療法的材料呢？據當時的報道，一些製造了新生物原刺激素的醫生，首先在自己的軀體做試驗，以觀察刺激素的有效性和副作用。

很有可能受此影響，俞昌時稱，在考慮良久之後，終於決定在自己身上先行試驗。

他抽取了一隻公雞1.5cc的血，自己注射到了左臂三角肌肉裏。俞昌時稱，他不但沒有痛、癢、脹之類不良感覺，還獲得了一些神奇效果：“一、二日內又覺得精神舒暢，食欲增進，睡覺有良好現象。以前睡不好吃不好，到三、四日發現了奇跡，在洗腳時看到以前常脫皮的腳板，脫皮現象減少到幾乎沒有……數十年來一直沒有治好，這次不僅脫皮好了，而且頭皮也不癢，身上的皮膚也光潤起來”。他激動萬分，推斷一定是注射了雞血的緣故，所以自己又放膽打了幾次。之後，他又給妻子、女兒、親友及個別病患注射了雞血。他聲稱都獲得了良好效果。其中，自己女兒常發腹痛，注射一次就好了。一個患大腿蜂窩組織炎的農民發高燒，病了好幾天，又有化膿現象，注射完雞血的當夜就退燒止痛。有一位患有陰道癌的婦女“注射了兩次雞血就完全好了”。

既然療效這麽神奇，為什麽在隨後幾年沒有繼續試用，而要到6年多之後才加以推廣？俞昌時並沒有留下解釋材料。

筆者估計，有以下幾種可能：1）根本就沒有1952年打雞血之事，或者打了後療效並不顯著，那些話隻是他的一麵之詞，或者說他推廣此療法的一種手段，他想以此來說明此法是經過長期檢驗、非常可靠的。2）他1952年確實為自己和家人打了雞血，他想推廣此療法，但別人不接受，或者有接受者產生了嚴重的過敏反應。而他本人先是要換工作、搬家（他於1953年把家搬到上海），後來又工作繁忙，所以無暇推廣，或者因擔心風險而不敢再推廣。

1959年後，因為國家對組織療法已進行了多年的推廣，很多大城市都在施行組織療法，人們對給自己體內注射異物的顧慮已經逐漸減退，而俞昌時本人受劉達夫等人成名之路的影響，也願意花費很大的精力、冒一定的風險來從事此療法的推廣工作。

“雞血療法”研究立項

1959年6月，俞昌時在工廠內注射鮮雞血的消息很快傳到了上級主管機構——靜安區衛生局。

該局局長曾光叔初步了解情況後，認為“雞血療法”有一定的有效性，便向上海市衛生局作了匯報。隨即，上海市衛生局指派專業人員來調查。調查結果為，在俞昌時注射的34個病例中，雞血治療確實表現出一定療效，但同時也有30-40%的患者有副反應，如發燒、皮疹、心慌等等。其中一例還出現了過敏性休克反應，經及時急救才脫離危險。

而後靜安區衛生局又對203位試用病例進行了一次更全麵的調查，結果發現：雞血注射對月經過多、胃潰瘍、偏頭痛等症狀有改善者達65%，但其中36%發生高熱、蕁麻疹、淋巴結腫大、休克等反應。並且發現，由於俞昌時注射雞血時不注意消毒，導致病例中有22%注射部位發炎紅腫，其中4例臀部化膿，不得不開刀治療。

這樣的調查結果，使曾光叔心裏犯了嘀咕，有點害怕“雞血療法”的副作用。但他還是將這一情況報告給了靜安區區委副書記季梅先，並很快和她達成了支持相關研究的共識。

圖2 曾光叔（1912-1988）

圖3
季梅先（1923-2010）雖然在當前的人看來，往人身上注射動物的血是非常反常的事。但曾光叔和季梅先的態度卻很符合當時的政策要求。

“雞血療法”的設想源於“組織療法”，而當時“組織療法”已在全國推行開來。

1958年11月，衛生部在保定舉行了為期16天的全國中醫中藥工作會議，會議要求醫藥衛生人員進一步挖掘中醫中藥的寶庫，“采集‘百萬錦方’，開展中醫藥研究工作，大搞中藥生產的群眾運動，為創立祖國的新醫學而奮鬥”
。1959年1月25日，人民日報又發表了《認真貫徹黨的中醫政策》的社論，文中指出，中醫中藥在人民衛生事業中具有重大價值，不要對於中醫治療辦法中暫時還不能作出科學解釋的部分輕易加以否定。

作為一種對某些疾病有效的民間療法，“雞血療法”當然是一種“錦方”；它使用注射器，主要源自“組織療法”，帶有西醫色彩，可它又是對中藥的挖掘與發展，有潛力作為中西醫結合的典範。

在“雙革”運動中，“合理化建議”極多，領導幹部應當狠抓那些可能帶動全盤運動、掀起技術革命大風暴的建議。基於這類考慮，醫學素養並不高超的曾、季二位領導幹部當然會在總體上對雞血療法持肯定態度，認為對這個“已經出現的技術革新成果”，自己應當
“抓鞏固”、“抓提高”。

1959年7月，靜安區衛生局成立雞血療法研究工作組（地點設在靜安區中心醫院東院），由季梅先負責領導整個項目，曾光叔任研究小組組長。換句話說，此項目既不是專家領軍，也沒有在事先經過專家的審核。這一情況的出現主要與當時的曆史環境有關。

在“反右派”運動與“大躍進”運動中，大量專家、教授被錯劃為“右派”，還有很多被當成“白旗”拔掉。他們被認為是“雙革”運動的主要障礙，即便沒被打倒，通常也隻能靠邊站，隻能作為群眾運動中的小兵。

動物試驗

初期的雞血療法研究工作組僅由四人構成，除組長曾光叔外，另有三人，其中一人為醫師，兩人為護士長。研究工作主要在靜安區中心醫院進行。畢竟這些人的科學素養要比俞昌時高，所以他們決定，首先做動物試驗。

這項工作主要分為兩個方麵，一是雞血注射的有效性研究，二是雞血注射的安全性研究。他們給6隻家兔注射了雞血，測量注射前後的血象、血液化學、抗體的變化。

研究工作組還選用20隻未成熟大白鼠做注射試驗，每日給大白鼠肌注1cc雞血，連續4次，每隔2-4天驗血一次。

研究工作組也查證了中醫文獻對於雞血治病的記載，認為雞血有一定的藥用價值，但文獻中多要求用丹色三年老雄雞。雞血的用法亦主要為浸、塗、口服三種。因此，雞血注射還需要進一步研究。

在雞血注射的安全性研究方麵，由於“雞血療法”表現出一定的副作用和危險性，因此，研究組要想進行臨床試用，就必須解決過敏反應問題。研究組采用了四種方法來應對過敏反應。一是進行受體的過敏測試，二是用脫敏注射法降低受體副反應，三是對受體出現的過敏反應及並發症進行對症治療，四是保證雞血的衛生與健康。他們還將雞血清反應與馬血清做了對比，初步印象為鮮雞血的血清反應比後者弱。

但要想獲得健康雞血似乎並不容易，據研究工作組內部報告記錄，在對雞血進行微生物培養的過程中，培養基中50%的雞血都發現有細菌生長。在後來的臨床試用中，他們也發現了新城雞疫感染人體的可疑報告。

快速上臨床

盡管動物試驗效果並不顯著，且雞血注射的反應風險亦未得到有效控製，靜安區衛生局依然想快速進行“雞血療法”的臨床試用，並將試用計劃上報給了上海市衛生局。

考慮到臨床試用需牽涉多家醫院，且為保險起見，上海市衛生局於1959年底先後召開了三次專家會議，意在討論“雞血療法”臨床試用的可行性。盡管得到了領導的垂詢，但在“反右傾
鼓幹勁”運動撲麵而來，“雙革”運動步入新的高潮的時候，並無任何專家對此項目提出異議。

在領導具有極大的權力，隨時可能給人戴帽子，然後用餓飯等方式懲罰人的年代，很多專家都不會主動表達異議。即便領導屈尊向他們谘詢，他們也往往會察言觀色、揣摩領導的意願，順著領導的意願來說。有些不願說違心話的人，還會選擇說些模棱兩可的話。這種情況在當時是很普遍的。譬如，氫彈之父於敏也做過類似的事。

在1960年的超聲波化運動中，青年核物理學家於敏參加了中國科學院關於土超聲波產生放射性現象的座談會，於敏本不相信超聲波能產生放射性，但對於這樣一個領導和明星科學家都表現出濃厚興趣的新生事物，於敏也沒有對此予以明確否定，而是做了一個模棱兩可的表態：“如果超聲波會產生放射性的話，那可是重大成就。”領導以為他的意思是認可超聲波產生放射性是重大成就。而在後來有人追究他的責任時，他卻辯解說：“我隻說如果，我沒有說它是真的。”

這樣的環境下，上海市衛生局當然也就難以聽到專家們的反對意見。最終上海市衛生局批準了“雞血療法”的臨床試驗計劃，並根據專家意見初步選定胃及十二指腸潰瘍、功能性月經過多、支氣管哮喘、慢性支氣管炎、手足癬症、神經性頭痛、原因不明的貧血等七個病種進行臨床治療。臨床試用研究由市衛生局副局長杜大公分管。

1959年12月7日-1960年1月16日，研究組在靜安區中心醫院進行了第一階段的臨床試驗，共試治171例，700人次，並設置了50例人全血注射對照組。

根據可供觀察的108例雞血組和35例人血對照組的試驗結果（見下表），研究組認為“雞血療法”對某些病種具有顯著療效。部分病例在注射雞血後出現食欲明顯增加、思睡、精神爽快、大便通暢的現象。但是其中22例出現了不同程度的過敏反應，有些患者還因害怕反應和微生物感染而放棄治療。但研究組認為這些過敏反應均可在短期內自行消退，未予以重視。

雞血組108例療效分析

見“雞血療法”的臨床研究初有成效，曾光叔很是高興。在1960年1月舉行的雞血療法座談會上，他對俞昌時“大膽創造試用雞血療法”的做法予以肯定，並表示要“進一步研究其療效為勞動人民更好的服務”
，認為這是區衛生工作中很好的技術革新項目。但實際上，這108個病例中，沒有1例完全治愈。

加快推廣

1960年初，“雙革”運動步入以機械化、半機械化、自動化、半自動化為中心的階段。3月20日至30日，中央化工部在上海召開了全國醫藥工業技術革命現場會議，“會議指出，必須打破少數人關起門來搞技術革命的舊框框，要發動廣大職工群眾大鬧技術革命，作到工程技術人員與工人群眾相結合。領導幹部必須深入群眾，深入運動，及時發現苗頭，抓住苗頭。對已經出現的技術革新成果，必須抓鞏固、抓推廣、抓提高……將技術革命推向更高的階段。”

在這樣的形勢下，研究工作組加快了推廣試用的步伐。

1960年3月24日，靜安區衛生局增加了“雞血療法”的臨床試用單位，並作了保密規定。這些試用單位包括靜安區中心醫院、靜安醫院、上海廣慈醫院兒科、上海第一婦嬰保健院、上海公用醫院等機構。“這些醫院膽子都很大，直接開設門診，提供鮮雞血注射。因為這是’新生事物’，不支持不行。”時任上海市衛生局中醫處副科長王翹楚回憶說。

而在此之前的全國中西醫結合經驗交流會上，“雞血療法”研究課題還得到了中央衛生部領導的注意，相關領導亦提出了研究要求。在運動潮流的推動和衛生部的鼓舞下，研究工作組更加鼓足幹勁。

1961年2月20日，他們製定了一季度注射1400例的目標。而後靜安區衛生局又將目標完成時間縮短至“五一”節前，為黨獻禮。實際上，這個目標直到1961年11月也未能完成。

另外，截至1961年7月，研究工作組已經將試用病種擴大到了38個，然而有些病種的試用數僅為2例，根本無法進行療效分析與判斷。此外，在試驗所用雞的養殖上，研究工作組也存在瞎指揮和大量浪費現象。負責養雞的靜安區醫學化驗所，因缺乏養雞經驗，導致雞病頻發，且出現了大量的雞相鬥現象，有時一天就要死十多隻雞。

由於經費緊張與技術水平的限製，以及高指標的壓力，加之此時又處於“困難時期”，1961年1月，靜安區衛生局向上海市衛生局提出增加研究力量，提升課題等級的請求。1961年5月，上海市衛生局因“為貫徹（中央）縮短戰線，集中力量，打殲滅戰的精神”，未將“雞血療法”列為市級專題小組。但市衛生局增加了課題研究人數與合作機構，使從事該課題研究的人數超過了22人，參與研究的機構也達到了12個（分別為靜安區中心醫院，靜安醫院，上海廣慈醫院，上海婦嬰保健院，上海市第六人民醫院，上海公用醫院，上海第一醫學院內科學院，上海公費醫院，上海郵電醫院，靜安區生化藥廠，靜安區醫學化驗所，靜安區結核病防治所，上海曙光醫院，永安棉紡三廠）。

1961年10月，經過近兩年的臨床試驗，研究組共治療慢性頑固病例1320例。根據注射完一療程及資料完整者688例病人分析，研究組認為療效較好的是：功能性月經過多，有效率達97.8%，其次是消化性潰瘍，有效率為76%，大部分病人注射後有食欲增加、睡眠改善、精神好轉等情況。

但反應問題也比較嚴重，根據已注射雞血四針以上者980例的反應觀察，其中發生反應者163例，占16.6%。發熱反應占總反應數的85.3%，其次為局部淋巴腺腫、蕁麻疹、局部腫瘡、皮疹等，還有6例發生了較嚴重的休克反應。

因反應問題嚴重，研究組逐步停用鮮雞血注射，而改用代號為DB102的脫敏雞血粉進行臨床試治。

到1964年底，研究組共試用15000餘人次，“均無反應，並具有一定近期療效”
。1965年，靜安區衛生局報請市衛生局批準，由上海生物化學製藥廠正式投產脫敏雞血粉，作為藥品供應。

敢言的專家，慘痛的代價

1961年初，為增強研究力量，靜安區衛生局一度將俞昌時吸收進了“雞血療法”研究工作組，但不久後俞昌時就因研究方案問題跟同事產生衝突，並於1962年底自動脫離了研究工作組。

雖然明知打鮮雞血有嚴重的副反應，且長期效果也不佳，可俞昌時還是多次違背紀律，向外廣發資料，並聲稱“打雞血”（注射鮮雞血）能包治百病、強身健體、返老還童等，而上海市靜安區衛生局組織的對“雞血療法”的研究，尤其是第二期的大規模臨床試用，無疑給俞昌時的誇大其詞作了背書。

俞昌時的個人傳播很有效果，直接導致“打雞血”現象在多地蔓延起來。譬如身患多年胃病的南京工學院某講師，就於1965年在看到俞昌時的“雞血療法”宣傳資料後，嚐試打了幾針雞血。

西安也有這種現象。1965年，群眾“打雞血”的現象開始在西安蔓延。陝西省衛生廳發現後即向衛生部作了報告，衛生部隨即指示陝西省衛生廳立即製止這種亂象，還要求上海市衛生局徹查此事、製止亂象。

隨後曾光叔叫停了雞血粉的推廣：“由於DB102還不成熟，不再給外地單位，並通知生化廠不再供應其他單位。”另據1965年8月上海市人民委員會視察委員會的調查報告，DB102仍有少數輕度反應。可知反應問題即是DB102的不成熟之處。

1965年6月12日，針對衛生部的調查指示，上海市衛生局專門召開了一次專家會議。與會人員有不少是生物醫學領域的權威，包括上海市第一人民醫院主任醫師、藥物專家張昌紹，上海市第一人民醫院婦產科主任林元英，上海曙光醫院眼科主任繆連恩，上海第一醫學院婦產科醫師鄭懷美，上海第一婦嬰保健院副院長蔣迪仙，上海生物製品研究所副所長魏錫華，靜安醫院內科主任袁聖一等近20人。經過討論，專家組作出了以下結論：

一.鮮雞血有異性蛋白過敏性血清反應存在，因此不安全，一般藥物的使用，從臨床角度來看，應該是安全第一，療效第二；藥理上認為，其反應超過百分之五，即為不安全，也就不推薦臨床，而鮮雞血反應為百分之十六點六。目前雖未發生死亡事故，但如繼續應用下去，意外事故勢所難免。特別鮮雞血治療對象均為慢性病，該病本身無多大危險性，而治療卻冒著危險更值得考慮。

二.目前得到的資料是：鮮雞血可以對許多病因完全不同的疾病同時有效，說明這是一個非特異性療效。遠期療效又不明顯，且其反應較大，建議臨床不用為妥，以免發生危險。可以對脫敏雞血粉作進一步研究。

也就是說，在上海市衛生局係統研究“雞血療法”多年，帶來很大浪費，產生不少亂象，而衛生部也下文要求調查、並明確表達要製止這種亂象的意願後，受到垂詢的專家終於說出了他們的專業意見：以不安全、遠期療效不明顯為由，基本否定了這項研究工作。可能是為了給直接領導機構的領導留點麵子，他們下結論時也還留了點餘地，稱還可對脫敏雞血粉繼續做點研究。

事實上，在這之後，因研究者不再熱衷於這項工作，再加上不久後“文革”就爆發了，這項研究最終是不了了之，且一直沒有研究論文發表出來。

反思

“雞血療法”的發明人俞昌時是一位沒有受過良好教育、沒有做過科研的民間醫生。在“雙革”運動的推動下，他的研究熱情迸發了出來，自以為做出了超越國際水平的驚天動地的發明，當時人類麵臨的諸多疑難雜症和醫學難題，如小兒麻痹、血絲蟲病、克山病、傳染性肝炎、各種癌症、白血病、糖尿病、肺結核、視神經脊髓炎等，都會迎他發明的“雞血療法”之刃而解。

偏執、“全無敵”、自大與悲壯等民間科學愛好者的特征，俞昌時完全具備。他並不能正確理解他人的真實想法，隻接受支持的觀點，不接受反駁意見，甚至將委婉的批評聽成支持。他很希望自己的“發明”得到專家的認可，而專家一旦持否定意見，他就認為專家水平低，沒有意識到“雞血療法”的價值。他不光感歎自己的“發明”得不到應有的重視，還擔心別人將他的成果據為己有，他曾聲稱靜安區衛生局組織的研究將自己的“雞血療法”搞壞了，並稱上海市衛生部門組織的研究工作是對他創造發明的壓製，是對新生事物的打擊。

為了捍衛自己的發明權，他自費油印很多宣傳資料，把它們寄到全國各地。在那些材料中，他還把“雞血療法”包裝成“全無敵”的完美發明，大家所擔心的過敏反應問題，也被他似是而非地解釋成反應越強療效越好。

在他脫離靜安區衛生局雞血療法研究工作組後的幾年間，俞昌時一直在自行研究“雞血療法”。據稱，他每晨五時左右即起身搞研究，幾乎所有研究費用都是自己掏腰包，飽嚐痛苦與辛酸。這種刻苦和犧牲遠超常人，而恰恰是這種精神賦予了他振興無產階級新醫藥事業的自我認同。這些特質促使他一直激情飽滿、全力傾注於“雞血療法”的研究與推廣工作。

1958-1960年間的“雙革”運動，催生了大量科學素養低下、科研熱情高漲的民間科學愛好者。科學研究有很高的門檻，技術創新的落實往往也需要走很長的路，“雙革”運動催生的數以億計的“合理化建議”，恐怕沒有幾條真正有價值。

更可悲的是，在領導幹部的推動下，民間科學愛好者的“發明”居然還得到了正規科研機構的重視。而上海市衛生部門之所以投入巨量資源對俞昌時的發明進行多年的動物試驗和臨床應用，主要是科學研究被政治化了，真正的專家沒能起到主導和把關作用。

“雞血療法”是“組織療法”的一個變種，是中西醫結合的一個例子，是群眾創造的一種新生事物，支持它是符合中央支持中醫發展的政策精神，是順應“大躍進”運動，尤其是“雙革”運動潮流的。所以，並非醫學專業人士的領導幹部曾光叔和季梅先在做了一點簡單調查之後，就決定對這個離奇療法做進一步的研究。

他們的態度首先是相信，然後是略有猶豫，擔心俞昌時有認識不周之處。他們決定做研究，並不是為了通過雙盲對照實驗等來檢驗它，而是想確證它，把技術革命的苗頭變成“紮紮實實”的科學成果。他們忽視臨床試用的反應問題，進行了大規模的臨床試用，在浪費大量資源的同時，也使患者承擔了很多不必要的風險。

科研工作的核心人物本來應當是專家，可真正的專家並沒能在“雞血療法”研究中起到主導和把關的作用。這也是政治運動所導致的。

專家頭腦中科學常識、科研規則被當時的許多領導幹部看成是束縛，是需要“破除”的對象，所以，曾光叔等人在立項之前並沒有去中國科學院藥物研究所、上海第一醫學院之類權威機構去谘詢真正的專家，更不會讓這樣的專家來做項目負責人。

根據“我國科學技術工作發展的道路”，他們決定由自己領銜，帶領沒能在各種匯報中留下姓名的群眾科技人員來攻關。後來他們雖然也谘詢過專家，但在禍從口出、動輒得咎的年代，專家也很難講出逆耳之言。

“雞血療法”研究是醫藥技術研發領域貫徹“我國科學技術工作發展的道路”的典型。可多年的投入帶來的不是彎道超車，而是巨大的失敗，後來更是成了天大的笑話。實踐表明，這種想當然的道路是走不通的，不但效率低下，而且很容易撞到南牆。我們還是應當走科學發達國家花幾百年摸索出來的正路。

致謝：靜安區檔案館、上海市檔案館、北京市檔案館的檔案管理工作人員和範樂天等人為筆者提供了資料，王翹楚研究員、劉立公研究員、武際可教授、潘惟鈞教授、程光蘊教授、程光勝研究員、何祚庥院士等接受了筆者的訪談，海巴子、海上有竹堂、老綏遠韓氏等學者回複了筆者的詢問，在此一並表示由衷的感謝。

參考文獻：

勒柏辛斯卡婭的故事可參見：高習習、熊衛民. 勒柏辛斯卡婭“新細胞學說”在中國.科學文化評論.2019（5）：3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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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拉托夫（1875-1956），蘇聯眼科專家。1897年畢業於莫斯科大學醫學院，1903年任奧德沙醫科大學附屬醫院眼科主治醫師，1908年獲奧德沙醫科大學博士學位，1911年任該附屬醫院教授兼眼科主任，1933年發明“組織療法”，1951年當選為蘇聯醫藥科學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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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光叔（1912-1988），江蘇常熟人， 1925年在上海讀書時參加五卅運動，1935年畢業於上海同德醫學院，1946年任普陀區衛生事務所所長，共和國成立後任上海市衛生局督察科科長，1954年任上海工業衛生處防疫處副處長，1957年後任江寧區（後改稱靜安區）衛生局局長。

劉立公.“雞血療法”的教訓——王翹楚教授訪談錄之二[J].中醫文獻雜誌,2015(02):47.

關於對俞醫師誇大雞血療法濫發資料事處理意見的請示報告:1965[B].上海:靜安區檔案(042-02-00920-0014):1.

季梅先（1923-2010），女，江蘇南通人，初中時即在家鄉投身抗日救亡運動，1938年來上海找中國共產黨，同年8月入黨，先後在上海一些女中任黨支部書記，1942撤至淮南抗日根據地，1943年到延安中央黨校學習。 1959年12月-1964年7月任靜安區區委書記，後任上海《解放日報》社黨委副書記等職。

為創立祖國的新醫學而奮鬥[N].人民日報,1958-12-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