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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陷入冷戰的漩渦—解讀中俄聯合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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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領導人習近平與俄羅斯總統普京在莫斯科克裏姆林宮簽署協議。(2023年3月21日)

編者按:這是江楓為美國之音撰寫的評論文章。這篇特約評論不代表美國之音的觀點。轉載者請注明來自美國之音或者VOA。

凍結了整整三年,在今年兩會之後,中國政壇似乎才開始睜眼看世界,並且急於以元首外交的方式打開孤立局麵。這是中國元首在走向終身主席的曆史時刻踏入莫斯科的基本背景。

當然,莫斯科或許自詡羅馬帝國的繼承者,但是這次普習峰會並不是莫斯科向北京的加冕,而是相反。北京自稱麵對一個“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試圖重塑中俄關係的主導地位,卻更像回到了1956年的曆史漩渦裏。

也就是說,國際社會所關注的中俄峰會結束之後,雖然更多的評論集中在中俄以促和談、以“三不原則”的名義掩蓋兩國非正式結盟、以聯俄抗美的方式進行長久對抗美國和西方民主世界的戰略企圖。但是,在這些難以否認的現實考量背後,對中國來說,或許有著更深的曆史因素,那或許才是這次訪問為中國元首更看重的象征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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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京在克裏姆林宮為習近平的到訪舉行歡迎儀式。(2023年3月21日)

中俄聲明凸顯北京的期望與擔憂

如果仔細解讀中俄聯合聲明,就能發現北京更在乎的隻是兩點:

第一,中俄關係的差序已經顛倒。在強調不同於冷戰時期軍事政治同盟的同時,這種關係是所謂注重“中國的繁榮穩定、俄羅斯的強大成功”,並且輔以中國對俄經濟的全麵參與,表明目前俄羅斯的相對弱勢,且正需要以俄的能源等幫助維持中國的繁榮,而中國的穩定又有賴於俄羅斯以及普京能夠在這場戰爭中支撐下去。相對朝鮮戰爭蘇聯老大哥的地位而言,甚至相對1990年代江澤民對蘇聯軍工可能幫助中國軍事現代化寄予期許的意義,都算是一個顛覆。

第二,更重要的,中俄雙方的紐帶,也是中國支持俄羅斯對烏克蘭發動侵略戰爭而中國政府至今不肯承認其侵略性質的關鍵,在於這一聯合聲明強調的借口——所謂正當的安全利益。他們言必稱聯合國憲章,卻以違反聯合國憲章的所謂安全利益為共同訴求,代表了中俄雙方對這場侵略戰爭的一致態度。而且聯合聲明特別提及所謂防範顏色革命,如果考慮到烏克蘭2004年第一次橙色革命對所有後共國家的衝擊,那麽,俄羅斯在其後對烏克蘭的不斷幹預以及發動這場戰爭的根源便更為清晰。中國同樣如此,害怕的是橙色革命模式的顏色革命對中共政權的衝擊。這是中國領導人過去十年加強個人集權並且破壞共和製謀求終身製的一個基本借口,也是中俄兩國元首最大的恐懼和共識。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不僅看到中俄聯合聲明明確反對美國和整個民主世界“以規則為基礎的秩序原則”,準備攜手繼續對戰後聯合國秩序的破壞,而且這種破壞是以中俄兩國共享的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地位為條件。不能理解聯合國體製內部發生的這種自我破壞傾向,就不能理解中俄聯合聲明當中所裝飾的維護人權和聯合國憲章的辭藻的用意,也不能理解國際社會對聯合國安理會體製改革的迫切呼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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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旅遊紀念品商店裏擺放出售習近平與普京的俄羅斯套娃。(2023年3月21日)

中俄爭老大,曆史再重演

對中俄關係孰為老大哥的霸權心態和相互間對安全的共同擔憂,這種關聯幾乎就是1956年匈牙利事件的翻版和升級,那是中蘇政權共同麵對蘇共20大赫魯曉夫秘密報告引發的整個共產主義陣營內部的動蕩。尤其是麵對匈牙利人民的反抗,中共曾經經曆了短暫的猶豫,例如在蘇共中央1956年10月30日的聲明之後,中共在11月1日的《人民日報》社論強調了和平共處五項基本原則,也第一次譴責了所謂大國沙文主義,雖然這更多的指向波蘭問題,表明對哥穆爾卡的民族主義立場的尊重。但隨後,中共在和平解決還是軍事幹預的選擇兩難中,比赫魯曉夫更為激進地支持了武裝幹預,將納吉政府和匈牙利人民的起義視為反革命。

隨後,周恩來率領中國代表團高調出席了1957年1月6日在莫斯科舉行的黨大會,並且在1月16日作為匈牙利事件之後第一個到達的外國領導人參加了匈牙利的工人黨大會。歐洲驚呼中國介入到了歐洲事務,中國也從此開始了與蘇共爭奪國際共運領導權的競爭,直到兩黨兩國關係的破裂和冷戰結束。

對當時的中國領導人毛澤東、劉少奇和周恩來等人來說,斯大林的神話被戳破是最大的危險,不僅意味著附屬的中共神話的破產,而且是中共權威和正當性的喪失,從而帶來當時在波蘭和匈牙利所發生的人民起義。這種起義在1989年的中國終於發生了,在後共時代則演變成發端於烏克蘭的顏色革命。這種顛覆人民民主專政的革命危險,如同夢魘般始終纏繞著中共統治集團,甚至也是曾經的共產陣營內部互相競爭其鎮壓模式優越性的動力所在,互相爭奪陣營的老大地位、爭奪馬列主義的正統性、並且互相批判兄弟國家為修正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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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京在克裏姆林宮為習近平的到訪舉行歡迎儀式。(2023年3月21日)

北京將中俄帶入與西方的新冷戰

今天在莫斯科發生的一幕,與周恩來1957年1月在莫斯科、戴著鋼盔進入布達佩斯的情景何其相似,卻又少了幾分英勇,多了幾分機會主義,也多了幾分霸權或者沙文主義。畢竟,從2022年2月烏克蘭戰事爆發至今,隨著戰場形勢的逆轉和西方陣營的空前團結,蘇聯式沙文主義的軍事幹預遇到了真正的失敗,也將威權陣營的危機徹底暴露出來,中共黨內的理性聲音逐漸抬頭,對元首無上限的親俄傾向起到了牽製作用,也讓這次中俄莫斯科峰會變成一個不孤獨的互助聯盟,也將元首個人的麵子外交,和官僚集團對俄、歐、美的四方平衡帶入其中。

如此,方能解釋為何遲遲捱到俄烏戰爭爆發十三個月、戰線陷入僵局之際,中國才正式介入這場侵略戰爭的調停,將其一貫的虛偽中立變為所謂“十二條”立場聲明以及最新的中俄聯合聲明,儼然以摘桃子的輕鬆姿態坐享俄烏戰爭的地緣政治收益。中共統治集團的官僚們正在從“中俄七十年”的曆史中學習到1956年的經驗,並且轉為今天的現實主義戰略。

也因此,在兩國領導人交換角色和地位的同時,在雙方努力維持俄羅斯和中國威權政權的安全利益的同時,盡管雙方除了元首之外的精英和大眾們仍然互不信任,中國正在不可避免地卷入冷戰的漩渦,將中俄雙方都帶入與西方民主世界長久對抗的新冷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