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2月24日，農曆大年三十，在江西一家口罩生產公司的接待室裏，朱亞君和四五家醫藥公司的負責人，正焦慮地等待著排單信息出來。
朱亞君是廣州某醫藥公司CEO。此前的一天，武漢因新冠病毒疫情宣布封城，國內口罩市場告急，不少醫院在網絡上發起公開募捐，朱亞君也開始幫一些地方政府采購口罩。
“當時我們還挺興奮，因為出貨量能有一千萬隻，”朱亞君說，但是排單采購的企業太多，三天後，這家口罩企業被當地政府接管，最後分配給幾家企業的發貨量隻有5%，“還不夠一家大型連鎖藥店的備貨。”
此後數日，在國內搜尋口罩日漸艱難，包括朱亞君在內的一些企業和個人，將目光投向了海外市場。同時隨著疫情蔓延，一些大型企業和海外華僑也開始行動，在全世界幫助中國醫院尋找口罩。
如果把抗擊疫情比作一場戰爭，衝在前線的幾十萬醫護人員就是戰士，而無數在全世界尋找口罩和防護服的企業和個人，則組成了龐大的“後勤保障隊”。
非常時期，每一次交易都變得艱難。麵對價格飛漲、臨時毀約，甚至“無間道”搶購等突發情況，財政部專門發文要求各地簡化采購程序，建立采購“綠色通道”。在專家看來，此舉有望逐步理順海外采購工作，有效幫助國內醫護物資供應。
全球華人都在找口罩
“如果我還在醫院工作，也會申請去一線的。”朱亞君說。
做企業之前，朱亞君也是一名醫生，如今告別醫護一線，但能為過去的戰友們尋找物資，這讓他覺得自己仍是職業共同體的一員，“還是非常有意義的”。
從2月初開始，朱亞君和同事們在全球尋找口罩，幫一些缺乏資源和經驗的地方政府度過難關。平時，一包10隻裝的普通醫用口罩，零售價大約2—3元錢，但半個月後的今天，國外的口罩價格，已漲到每隻3-4元，價格翻了10-20倍。
2月14日，朱亞君通過一家貿易公司，從中東購進一批口罩，共計1000萬隻。這批貨從中東的進貨價是2.5元一隻，但拿給他的價格又漲了1元，即3.5元一隻。當晚，貨物還在運輸途中，對方來電說，又被分走了一部分，留給他的隻有五六百萬隻。
湖南省衛健委一位人士原計劃采購一批口罩，分發給本省的失獨群體，他發動許多在國外的親友，從歐盟、俄羅斯和加拿大找貨，但是“想盡了辦法”也未能如願，隻能向大家表示歉意，“好在特殊時期，大家也都能理解。”
這位人士告訴界麵新聞，抗疫期間，許多企業不計成本，加入到海外采購物資的大軍中。湖南三一集團在歐盟和俄羅斯大量“掃貨”，直接動用飛機到發貨地將物資運回黃花機場，再分發到武漢和湖南各地。
不久前，由阿聯酋迪拜起飛的三一集團公務機，飛行7個多小時後到達長沙黃花機場，該公務機上沒有一名乘客，滿載的是4.2萬套杜邦醫用防護服。
海外華僑也在鼎力相助。這位人士聯係了加大籍華裔、如今已是加拿大議員的譚耕，對方連續十多天在當地組織募捐，采購物資再寄送到國內。加拿大籍華人企業家褚遠征也發動企業家力量，捐贈大量口罩和其他物資。
這位人士的一個朋友，春節期間正好在阿根廷旅行，獲知國內爆發疫情，假期變成了采購之旅，“連續十多天沒休息，每到一個地方就搜尋口罩。”這趟下來，共計購買到8000多隻口罩，最後全部捐給了國內抗疫一線。
並不是所有人都能順利從海外購買到口罩。
成都市民汪女士1月19日去柬埔寨與家人共度春節，當天從機場過關一切正常，也沒見人帶口罩，但第二天新聞爆出存在“人傳人”，她發現朋友圈許多人四處買口罩。1月23日，她委托一位從國內到柬埔寨的朋友，帶了一盒口罩供家人用。此時，柬埔寨的一次性醫用口罩，已經被炒到了20美金一盒，平時不到4美金。
看到國內形勢嚴峻，汪女士也想購買一些口罩捐贈和送朋友。她通過私人關係，先後聯係了泰國、卡塔爾、土耳其、德國等地的朋友，對方都告訴她，早就斷貨了。一位卡塔爾的朋友對她說，“即使有貨也不知道怎麽弄回國，因為航班停了。”
後來，汪女士聯係到一位韓國的朋友，對方的丈夫與一家口罩企業的老總相熟，答應賣給她3000隻口罩。她趕緊將錢打過去，但幾天後對方回複，韓國臨時實施管製措施，禁止個人采購大批量口罩，“被砍單了（砍單，即海外購物時，下單後訂單突然被取消）。”
27萬隻口罩遭遇“無間道”
即使順利找到貨，要購買成功並運輸回國，中間仍存在諸多變數。
口罩價格的波動，在中國尚有約束，但此次疫情成為全球事件，國外供貨商“坐地起價”已是常態。
有一次，朱亞君聯係到一批口罩，出貨價3元錢一隻，但正在準備打款的一個小時內，對方突然加價。由於是幫助政府采購，朱亞君又需要重新協調各方意見，“心力交瘁”。
更糟糕的事，貨款打過去，約定了發貨和到港時間，但等到他們去取貨時，發現什麽也沒有，“這種放鴿子的情況也不少。”
成都某公司CEO彭帥從疫情大麵積爆發開始，就協調各方資源，在美國、歐洲、日本和東南亞等國家搜尋口罩。他說，遇到關係好的供貨方，在報價後會甩一句，“給你60分鍾的時間考慮”。這60分鍾後，可能又是另一個價格了。
1月29日，彭帥和幾個朋友在印尼雅加達找到一批貨，支付貨款後，約定對方1月31號發貨，直接走國際物流。印尼許多口罩企業的原料都來自中國，而此時中國根本沒有口罩原料出口，能找到這批現貨，令彭帥頗為興奮。
但就在他們訂貨後不久，廠家突然聯係他的朋友，問是不是委托人來現場提貨。對方稱，提貨的人拿出了提貨單，上麵的信息都非常準確。他的朋友大吃一驚，告訴對方沒有委托任何人來提貨，讓其斷然拒絕。
這位以彭帥和他朋友名義去提貨的人是誰？他又是從何處獲知采購信息的？這讓彭帥非常驚訝。
不僅如此，這樣冒領的情況還發生了第二次。大家覺得事情不妙，擔心運輸途中出現意外，於是一再叮囑廠家，先不發貨，等他們的人親自過去提貨。為了防範不必要的風險，後麵的溝通，他們都隻打電話不發文字。
這期間，有人開出了兩三倍的價格要拿這批貨，口罩廠老板也動搖了。無奈之下，他們隻能找在雅加達有名望的朋友出麵溝通，才鎮住這家口罩廠老板。
1月31日晚，彭帥的一位朋友從新加坡親自飛到雅加達，一下飛機就馬不停蹄往廠家趕，但雅加達太堵了，他隻能換乘摩托車。276000隻口罩，1358公斤，一共裝了138箱。他們都非專業外貿人士，如何裝卸、托運、存放、辦什麽手續，都需要自己搞定。
慶幸的是，緊急關頭各方都在協力支持，一個在華潤集團工作的朋友，幫忙協調了可靠的物流渠道。
他們親自盯著口罩出庫，裝車，清點數目，然後小心翼翼“押送”到機場。當時，已經沒有雅加達直飛北京的航班，隻能先飛到新加坡，再轉機到北京。
但他們在北京清點數量時，發現隻有80箱，趕緊聯係航空公司，原來是飛機艙位問題，第二天剩下了58箱也被寄送過來，大家虛驚一場。
海外采購機製將逐步理順
除了物資緊缺，價格變動，錢出不去也是個問題。
海外采購交易的對象，一般是海外企業，多數需以美金結算，此前中國對資本外流管製嚴厲，尤其是個人每年購買外匯有嚴格限額。在次輪海外采購過程中，給結算帶來不少麻煩。
“你要通過這樣那樣的審批才能購匯，但貨不等人，可能早就沒有了。”彭帥說。最近，他幫幾家國有企業和地方政府在海外采購醫療物資，最終都卡在了錢無法出去上，“錢要是可以自己飛就好了。”他感歎。
四川某公司負責采購的人士劉璐告訴界麵新聞，外匯管製政策讓許多地方政府和中小企業，隻能尋求具有海外結算渠道的大企業幫助。甚至四川某市為采購大量醫藥物資，也隻能委托日本企業伊藤洋華堂代為結算。
劉璐所在的公司在海外擁有分公司，結算相對便利。從春節前，她所在的公司就接到大量地方政府和中小企業的求助，為此公司專門成立了一個負責采購的工作隊伍，負責正在全球搜尋口罩和防護服。
“非常時期，對規則的僵化遵守，會耽誤很多很多事情。”彭帥說。這次協助地方政府采購物資期間，有好幾次錢已付出，但遲了幾分鍾，貨就被人拿走了。
前幾天，彭帥的一個朋友一邊在韓國工廠裏督守，一邊與國內某地方政府對接，“那邊十萬火急，而這邊要一步一步走流程，結果流程沒有走到1/3，貨就沒有了。”
“如果我們還是按照甲方的采購心態，可能會貽誤戰機。”彭帥說，海外采購沒有發票，找人代付，都存在風險，“但問題是，我們是優先考慮規避風險，還是優先考慮解決問題？快速解決問題肯定要承受風險。”
劉璐也遇也有類似遭遇。不久前，她幫助某地找資源，發現一批口罩後趕緊聯係該地方政府對接人員，對方詢問有無發票與合同等事項後，第二天才給她拿出一個方案。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政府采購專家劉叢虎向界麵新聞分析，從2003年開始，中國政府實行“集中采購”製度，每個單位超過一定金額的物資，必須交給公共資源交易中心采購，且采購人員需要對審計負責。一些地方政府的部門，既沒有海外采購的渠道，也沒有海外采購經驗。
劉叢虎說，根據《政府采購法》的規定，海外采購即進口，在非緊急情況下，首先需要進行進口審批，其次再論證所進口物資確為國內無法滿足，達到這兩個條件後，才能啟動采購程序。
他說，每次應邀去給政府講課，都要提醒樹立采購風險意識，長期以來，采購人員逐漸養成了謹慎的習慣。加之渠道和經驗的缺乏，在應對疫情初期物資采購方麵難免被動，“這也是能理解的”。為此，他還專門撰寫了一份內參遞交給有關部門。
界麵新聞注意到，1月26日，財政部下發《關於疫情防控采購便利化的通知》，要求“各級國家機關、事業單位和團體組織使用財政性資金采購疫情防控相關貨物、工程和服務的，應以滿足疫情防控工作需要為首要目標，建立采購‘綠色通道’，可不執行《政府采購法》規定的方式和程序，采購進口物資無需審批。”
劉叢虎說，要改變政府人員對待采購工作的“慣性”，可能還需要時間；但這份“通知”相當於“尚方寶劍”，會免除政府人員在采購工作中的諸多顧慮，未來海外采購工作應該會逐步理順。
華客網:他們在海外找口罩：價格飛漲 臨時毀約 “無間道”搶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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