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寫的這些都毫無意義。我想你自己也清楚這一點，因為如果你連這也不清楚，那就太讓我失望了；但如果你清楚還這麽做，那就不可原諒。”
這是一位陌生讀者和我說的話。為什麽說沒意義？他說：
你改變誰了嗎？恐怕一個都沒有。一遍遍地地講述一些早已為人所知的道理，看似是在理性分析，其實不過是一種道德說教。你以為自己是魯迅？那先得像魯迅那樣尖銳麵對庸眾。鼓吹個人主義，討好年輕人，這難道不是媚俗？到頭來，你所寫的隻是紙麵上的無用功，是一種姿態，差別隻是沒那麽難看而已。
像這樣的話，之前也有人說過，日前還有一位讀者說：“我在取關前最後說一句：我越來越反感麵向傻逼公眾的寫作，無論寫作者是否嚴肅。”這是一種精英主義的異化：在“啟蒙大眾”的夢想破滅之後，他們轉而認定大眾是無法被啟蒙的。
與這種看法相反的是，另有一些朋友則認為我寫的還是太晦澀了：“如果你要啟蒙，就得更通俗。”但怎麽說呢，我也並不想啟蒙誰，因為我深信最好的啟蒙是“自啟蒙”——一個人隻能自主地覺悟和行動，沒有人能強迫他。
我既不是要勸導誰，也不是要迎合誰，狄德羅《哲學思想錄》裏的一段話很對我胃口：“我不指望有多少讀者，也不奢望有多少人叫好。如果我的這些思想沒有人喜歡，那麽無非是它們不正確，但如果它們叫所有人都歡喜，那麽我就認為它們簡直麵目可憎了。”
隻要有少數人能理解，我已經心滿意足；如果沒人因此改變，那我也並不失望，因為我原本就並不抱有這樣的期望。日語裏有所謂“一人一殺”的說法，意謂“花一輩子時間，至少改變一個人”，但我早就意識到，改變社會，其實比改變某個特定的人更容易。
說實話，我也不是第一次被人說“你寫的這些都沒用”了，但以往這麽說的人，潛台詞大多是說“要改變點什麽，不能靠寫作，得有行動”，而這次這一位有所不同的是，他認為寫作本身就是行動，但包括它在內的任何行動都是沒有意義的，隻是一種愚行，因為他說：“你說‘希望要放在我們自己身上’，但在鐵屋裏鼓吹希望，是殘忍的。”
我不知道他經曆了什麽，但我遇到過不少人都抱有類似的想法，且近年來越來越多：希望是一種虛妄，抱有希望本身就意味著你還看得不夠深刻，因此才抱著淺薄的樂觀，而如果明知無望還鼓吹希望，那就更不可原諒了。
這是一種深刻的悲觀、虛無和無力感——現狀和未來都是無法改變的，任何試圖改變的行動乃至念頭都是一種愚頑，因為那實際上是在說：“隻要你真正理解我們的處境，就會發現我們什麽都做不了。”這樣，“知其不可為而為之”不是一種道德勇氣，而是不智——明知其不可為，那為什麽還要為之？
既然任何行動都是可笑的、不自量力的，那麽唯一可取之道就是超脫。你什麽也不用做，隻須耐心等一切無可挽回。在超大的時空尺度下，人世間的一切看上去就如俯瞰螻蟻的忙碌。網上有人說過：“在這個時代，思考是徒勞甚至危險的，假裝思考更是費勁，唯有盡力地低成本參與這個盛世，至少給自己帶來的也是快樂。”在此，犬儒、悲觀和享樂主義奇妙地合流了。
當然，反過來也可以說，這是把虛無偽裝成了深刻，並以鄙夷不屑來掩蓋自己的無能為力，因為這麽想的人可能沒有意識到，“什麽也不做”其實是通過放棄選擇來做出選擇，最終它無法回避這樣的質問：“無為”和犬儒，實際上反倒有助於現有秩序的延續。
他們之所以那麽想，隱約可見的是一種循環時間觀：想法和行為並不朝向一個開放的未來，而更像是一個封閉的圓環，因為他們所期待的其實是“物極必反”。正因此，他們相信批評、行動隻會幫助現存秩序改善，這也是諷刺之處：他們不相信底層自發的力量能帶來改變，卻相信上麵能改進。
要有所改變，當然談何容易，相比起來，直接放棄就容易多了。有時我自己寫評論都會時常覺得，簡中的輿論場就是個垃圾場，一些朋友出於某種可以理解的道德潔癖，甚至不滿我寫時評，而認為我應當“潔身自好”一點。
這兩年來，我看到的是越來越多的人正在從公共生活中撤離，不管是因為筋疲力盡還是歲月靜好，他們都寧願將自己封閉起來，轉而以一種輕蔑的姿態麵對自己疏離的世界，這就使得我們的公共空間更加一言難盡。
不久前還有人這樣和我說：
一個根本無解的問題是，憑什麽要堅持理性？我近幾年觀察到的事實是，越來越多的人麵對問題時，做出最冷靜，最理性的選擇就是放棄用理性解決問題。我們曾經有過不錯的公共討論環境，但是近十年，人們不是被蒙蔽了，因而需要啟蒙才能掌握理性思考的能力，而是對這一切早已厭倦。問題出在問題之外，或許要從更廣泛的政治、經濟變化中找答案，文字已經喪失力量了。
這就又回到那個問題了：在這種情況下，寫這些又到底有什麽意義？我想可能每個寫作者的內心都曾被這樣虛無主義的潮水反複侵襲，周圍一些朋友不僅放棄了寫作，甚至幹脆放棄了思考，那樣就算不能讓生活變好，至少能活得輕鬆一點。
我能理解那種挫敗感，也因此，前幾天的生日感言，我才說自己這一年來重新認識了“勇氣”。我想說的是，忽視可能性就是忽視生活，如果我們相信一切不可改變，它才會真的不可改變。你可能覺得沒希望，但你怎麽知道自己的判斷是對的呢？
如果難以直麵這個時代，那至少可以拉開一點距離，就當是在幾十年後回望當下，把它作為一個客體來觀察、分析，那或許還能有一種穿越回來、在特定的曆史節點參與改變的感覺，這麽想會不會有點不一樣？
羅翔有一次曾說：“我們太有限了，隻能做覺得對的事情，然後接受它的事與願違。”確實如此，我無法控製那個結果，但願意做做看。我其實也不知道自己寫的究竟有什麽意義，但我想你們，以及未來的讀者們（如果有的話）會給出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