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為女性主義影響力蓬勃發展感到振奮，但我們也不願看到“市場女性主義”為了取悅大眾不斷妥協。當女性主義變成一套政治正確的說辭，它會失去了變革的力量。那才是我們真正關心的事情。
2020年，綜藝節目《乘風破浪的姐姐》靠著女性話題火爆全網，帶起了“她綜藝”風潮。今年第四季播出後雖然反響平平，但仍然算是一年一度的話題節目。隻是話題從最初的中年女性困境，變成了王心淩回憶殺、徐懷鈺表演劃水。連節目名稱都不見“姐姐”二字（第三季名為《乘風破浪
第三季》；第四季名為《乘風2023》）。
毋庸置疑，最近幾年女性主義在流行文化領域發揮了不少積極影響：性別視角的影視批評，提醒觀眾注意其中刻板的女性形象、厭女的情節安排；時尚博主批判白幼瘦審美，轉而強調女性力量與肌肉；情感專家不再熱衷指導女性如何在婚戀中修成正果，更鼓勵在親密關係中完成自我探索；電視劇在組CP發糖之外，不忘強調女性友誼……伴隨著這些轉變，越來越多人開始知道什麽是女性主義，什麽是厭女。這些都仰賴流行文化強大的傳播力和影響力。
有人嚴肅分析流行文化，將其視為能改變大眾思維、推廣女性主義的重要場域；也有人把女性主義當成一門好生意，讓大眾誤以為真人秀裏的女明星和影視劇裏的大女主能代表女性普遍境況：獨立、自信、事業有成、消費力強。
真實情況是，性別不公與暴力事件仍然困擾著普通女性。2020年以來，女性被造黃謠的案件（今年有多起在高校）時有發生。當事人遭遇網暴，甚至自殺；今年5月，多起性騷擾指控在文化行業引發了持續震蕩。關於這一係列事件的持續討論中，有人提到一本書：《他們用女性主義幹了什麽》（We
Were Feminists Once）。
這本書的作者是美國獨立媒體人安迪·澤斯勒（Andi Zeisler
），她觀察流行文化中的女性主義二十年。她見證了市場女性主義（marketplace
feminism）如何誕生，如何讓“女性主義”在大眾輿論中從被嫌棄到被追捧，成為一門好生意，又是如何消解了那些真正重要的議題。
她在書中試圖回答，為什麽女性主義聲勢浩大，實質變革卻非常有限？今天我們想通過這本書，回顧美國流行文化中的女性主義變遷，希望對理解當下熱點有所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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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女性主義
1995年安迪·澤斯勒創辦雜誌Bitch
Media，旨在嚴肅看待流行文化，將其視為能改變大眾思維、推廣女性主義的場域。當時在美國，女性主義剛剛重返流行文化，在大眾印象中還是刻薄、憤怒的代表。名人尤其是女明星，紛紛回避這個詞。這個標簽更像是一種指控：不遵守規則、要求太多、自我感覺太好等等。
澤斯勒生於上世紀七十年代，經曆過保守思潮反撲，女性主義被嚴厲駁斥後的挫敗。正像2020年美劇《美國夫人》（Mrs.
Amarica）所展示的那樣：在那場文化戰爭中，菲莉絲·施拉夫利（Phyllis
Schlafly）領導的反女權運動，反對“平等權利憲法修正案（Equal Rights
Amendment，ERA）”，批評女性主義是“一場犧牲健全社會的實驗”。第二波女權運動的主張之一，就是要求女性與男性享有平等的工作權。而菲莉絲號稱自己所代表的家庭主婦，會失去婚姻中的現有權益，是無辜的犧牲品。在這樣的撕扯下，女性主義在美國主流價值中顯得危險又邊緣，絕對算不上討人喜歡。
▲《美國夫人》（Mrs. America，2020）劇照。
二十年來，情況發生了巨大變化。流行文化和女性主義互相影響，女性主義已經成了一種政治正確的標簽。2014年，第三十一屆MTV音樂錄影帶大獎頒獎典禮，碧昂絲(Beyoncé)的舞台上閃爍著巨大的“女性主義者”字樣。碧昂絲作為在全球影響力廣泛的流行音樂天後，高調宣稱自己的女性主義立場，讓這個曾經被汙名化的標簽變成了閃耀禮服。她曾在接受英國《衛報》采訪時說：“你可以成為一個商人、一個母親、一個藝術家，或者女權主義者，卻不妨礙你依然是一個性感尤物。這一切並不相悖。”
緊接著，艾瑪·沃森在聯合國發表關於促進性別平等的演講，又掀起了一場女性主義高潮。仿佛一夜之間所有人都開始擁戴女性主義。每位名人都要通過性別視角的檢視，“你是女性主義者嗎？”
▲《美女與野獸》（2017）劇照。艾瑪·沃森飾演女主角貝兒。
但澤斯勒並沒有覺得這種變化是大功告成，她反而更加擔憂和警惕。2015年，她在《他們用女性主義幹了什麽》（We Were
Feminists
Once）一書中寫道：“在極短時間內，女性主義已經在美國甚至全球文化中占據了曆來最複雜的角色。在這個範疇中，大多數促使女性主義開展的問題仍然屹立不倒；但與此同時，主流文化、名人及消費者擁抱女性主義，將它定位成新潮有趣又有親和力的文化認同，任何人都能輕易接納……我把這種現象稱為‘市場女性主義’。它去脈絡化，去政治化，但卻是女性主義有史以來最受歡迎的迭代。”
女明星當然是“市場女性主義”重要的組成部分。當碧昂絲、艾瑪·沃森成為一種狂熱現象，她們的金句、發型、服裝造型，都成為媒體追捧的熱點。而這種對女性主義明星的迷戀，聚焦個人及其選擇，很快就會模糊性別歧視、種族歧視和資本主義體製在這些選擇背後的影響。
美國作家、文化評論家羅克珊·蓋伊（Roxane Gay）寫過一本書《糟糕的女性主義者》（Bad
Feminist），她直言：“隻要我們繼續凝視最時髦的名人女性主義者發出的耀眼光芒，就是在回避全世界女性仍在麵對的實質不平等。我們不談薪酬差距的棘手問題、無視女性的生育自由如此受限、不麵對許多女性普遍麵臨的性騷擾、性暴力現狀。我們都在逃避討論想要改變這種文化所必須付出的努力。”
澤斯勒也認為，我們已經花了太多時間、注意力讚揚女明星用她們的美貌和魅力“重新定義”女性主義或者“顛覆傳統”了。流行文化必須改變這種敘事，不能再讓僅僅是宣稱自己有女性主義立場，就等同於為促進平等付出實質努力。重點不能放在“誰”說他支持女性主義，而是他“如何”實踐這種支持。她如何挑選角色，有沒有為女性主義立場拒絕過劇本，等等。女性主義在熱鬧中早已失焦。
在眾多女性主義名人中，艾瑪·沃森的形象在主流審美中幾乎無懈可擊（碧昂絲舞台服裝太暴露、蕾哈娜作風太性感）。所以她的演講視頻當時迅速風靡全球，獲得最廣泛基本盤。她的演講的確很動人，尤其是對“無意的女性主義者”（unintentional
feminists，即基本認同女性主義，但並不以此自稱的人）。媒體好像終於盼到了一個絕對得體的形象，用完全正麵的方式，恰到好處地表達了女性主義。
正如總有人要求女性受害者是完美受害者，輿論同樣也在尋找完美的女性主義代言人：言辭不要那麽激進、好鬥，姿態不要那麽咄咄逼人。因為女性主義話題吸睛又吸金，媒體既要取悅女性觀眾、消費者，又不至於嚇跑讚助商，所以需要一個完美形象來平衡。
很多女性主義者為了獲得更多支持，也在尋求“重塑品牌形象”。沃森的演講重點原本是推動全球性別平等，但她完美的正麵形象讓焦點變成了：看吧！女性主義者一點都不可怕。甚至有一種觀點認為，因為沃森從小就家境優越，受過良好教育，漂亮又成功，她沒有遭遇過不平等對待，她不是受害者，所以她的女性主義態度肯定是公正的、正當的。
▲羅克珊·蓋伊在TED演講。
羅克珊·蓋伊在TED演講中說：“我年輕的時候，尤其是十幾、二十來歲的時候，對女權主義者有些奇怪的誤解。比如她們體毛很多，易怒，憎恨男性，憎恨性，就好像她們是不好的東西。而現在，當我看到了這個世界是如何對待女性的，才發現似乎憤怒就是最合理的回應。”
“市場女性主義”要消解的恰恰是這種憤怒，至少不能與金主為敵。於是性別平等的奮戰從一種嚴肅目標變成了消費品牌。它把結構性議題簡化為個人選擇，再送上消費層麵的解決辦法。但女性主義從來就不是輕鬆的，它複雜、困難，當下仍然充滿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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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權利”到“選擇”，
精心粉飾的字眼
80年代，美國開始出現大量迎合女性解放潮流的廣告。隨著新自由主義發展，鼓吹欲望的論調在精英階層流行開來。於是奢侈品、健身私教課、美容產品都變成了自我解放的成就，而不僅僅是消費品。
伴隨著這股風潮流行起來的，還有賦權（empowerment）一詞。澤斯勒認為，“賦權”已經成了一種包羅萬象的籠統說法，廣泛代表女性的自尊、成就、購買力。當需要回避直接說“女性主義”，就說為女性“賦權”。很少有人表述男性行為的時候會用到“賦權”。
過去二十年來，在廣告、流行文化中被認定為“賦權”的事情鋪天蓋地：高跟鞋、平底鞋、醫美、擁抱你的皺紋、生小孩、不生小孩、母乳、喂奶粉、極限運動、瑜伽、結婚、離婚……當代女性好像生活在一種不斷被“賦權”的狀態。
賦權在流行文化中似乎隻有一種麵向：我是女性，這是我的選擇。也就是說，隻要是女性的選擇，都符合女性主義。然而究竟何謂賦權，誰又會因此受益？多數情況表明，那些條件優越的女性，才能做出完全個人化的選擇，受益的也隻是自己。
在美國，“賦權”一詞作為術語，最早出現在社會服務、社區發展和公共衛生等領域。後來“賦權”多與弱勢群體爭取權益相關，代表一種自下而上的努力。90年代，在印度和一些拉丁美洲國家，賦權被一些女性主義者擴展為，挑戰父權體製、種姓製度。到了1995年第四次聯合國婦女大會在北京召開時，這個詞已經正式成為一項論題：“女性賦權議程”。
隨著“賦權”慢慢脫離研究領域，2000年左右，這一說法完全融入了大眾文化。越來越多的廣告、電視節目、雜誌用它向年輕女性推銷自己的消費認同。而且這種賦權確實和新自由主義的理念一致，即個人可以獨立於社會文化和經濟影響之外，靠自己的選擇取得成功。這種變化當然不會考慮，是否真的有那麽多平等的選擇存在，是否真的有那麽多女性有條件自由選擇。
▲瑞典女性支持墮胎權利的遊行。
除了“賦權”，還有一個女性主義相關的高頻詞頗值得玩味：選擇。1973年美國最高法院判例“羅伊訴韋德案”是女性主義發展的重要裏程碑，關乎女性是否對自己的身體有自決權。這個判例也促成了“選擇”一詞成為後來女性主義的流行表達。女性享有安全合法的墮胎權，是第二波女性主義的一項重要綱領，當時指代這種自決行為使用的詞是“權利”（rights）。
而在“羅伊訴韋德案”中，最高法院采用了一種新的說法：選項（option）。也就是說，安全合法的墮胎不是一種權利，而是一種選項。宣讀判決意見書時，大法官哈裏·布萊克門（Harry
Blackman）反複以“此等選擇”（this
choice）來指代墮胎。這個措辭是經過審慎考慮的，為的是淡化爭議，爭取更多人支持。可以說這是個圓滑的措辭。
澤斯勒認為，“選擇”是一個既積極又被動的說法，總是和購物、消費的場景相關，似乎更溫和、日常，且隻和自己有關，不必與其他人為敵。而墮胎權利、要求墮胎（abortion
on
demand），聽上去太激進，太容易挑起衝突了。但隨著措辭改變，關於墮胎的爭論焦點也被模糊了。這一行為到底是女性的自主決定，還是醫生出於醫學考慮，不再有明顯區別。於是連女性也漸漸忽略，“選擇”和“權利”是截然不同的。
當關於身體權的語言從“要求”變成“選擇”，新自由主義又助推了一把，鼓吹成功和幸福全靠個人努力和選擇。蓬勃發展的自由市場也讓女性消費者們感到自己可以選擇。一套與之相關的女性主義概念便開始發揚光大，即女性主義是個人主義的、中立的，不要再陷入結構性不平等的被害思維裏，想怎麽過，就怎麽選。
“選擇”論者輕鬆巧妙地表示：任何選擇之間都沒有高下之分，不評判別人也不評判自己。這種修辭是一個源源不斷的新媒體話題庫，每過一段時間就可以拿出一種選擇來引起罵戰，吸引流量，話題發起者坐收漁利。今年年初，對話上野千鶴子並引起巨大爭議的B站UP主全嘻嘻顯然深諳此道。
在“賦權+選擇=女性主義”的框架下，人們會忘記女性主義的根基是平等。沒有一種選擇是憑空出現的，每個選擇背後都有某種倫理和價值觀。有些選擇能推動社會進步，有些選擇會讓世界變得更糟。澤斯勒強調，主張隻要是女性個人做出的選擇都一樣好，是混淆視聽，且沒有意義。因為那些本不該成為選擇的選擇（例如在性別不平等的職場環境，接受低薪還是放棄工作；麵對性別不平等的家庭分工，忍受喪偶式育兒還是離婚等等），不會因此消失。
這些精心粉飾的字眼，讓女性主義在流行文化中看起來更有吸引力，但女性權利正在經曆全球性倒退。2020年11月，聯合國婦女署公布數據顯示，新冠疫情期間，女性在家務、家庭護理等無償工作上花費的時間翻倍；2022年6月，美國最高法院裁決推翻“羅伊訴韋德案”，取消憲法規定的墮胎權；2022年9月，22歲伊朗女性因沒有佩戴好頭巾被捕，並在拘留期間死亡，引發全國性抗議…..
為什麽女性主義聲勢浩大，實質變革卻非常有限？因為頌揚與收編女性主義之間有一條非常微妙的界限。很多企業、產業隻靠政治正確的女性主義說辭獲利，卻不采取實際行動，
甚至以此掩蓋內部各方麵的性別不平等。
我們為女性主義影響力蓬勃發展感到振奮，但我們也不願看到“市場女性主義”為了取悅大眾不斷妥協。當女性主義變成一套政治正確的說辭，它會失去了變革的力量。那才是我們真正關心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