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終，貴州畢節選擇了坦承，公布了毆打極目記者李賢誠的三名施暴者身份：一人為織金縣馬場派出所副所長的熊某，另兩人為輔警李某和陶某。處理上，熊某被免職，調離公安係統，辭退兩名輔警，同時免去馬場鎮黨委副書記、鎮長彭某某職務。
在當地通報之前，織金縣縣委書記去醫院探視了李賢誠，當時官方的表態是尚不清楚打人者身份。考慮到現實，這種托詞實際上最終定性出來前的委婉說法。李賢誠被三名警務人員圍毆，鑒定為輕微傷，但他的心理創傷要想痊愈隻怕要待時日。
這次打記者事件最惡劣的地方，是警務人員喬裝成平民身份，以一名幹警、兩名輔警的出警建製匿名阻撓記者，阻撓未遂後，便暴力毆打執行采訪公務的新聞記者。打完後，施暴者擦幹淨門把手上的指紋，這是一種可笑且徒勞的所謂專業手法。
外派記者在采訪全國性新聞選題時，遭遇盯梢、跟蹤、貼身緊逼、拖延時間等幹擾動作，早已是先鋒媒體中90後主力記者的家常便飯。畢節織金縣暴力襲擊記者突破了使用軟暴力侵擾記者的常規模式，而是改頭換麵，直接驅使便裝警員上馬硬暴力。
從織金縣現有的處理內容看，將襲擊記者的責任圈定在鎮一級，處理到鎮長為止。這種限定性很強的問責劃定並不能平息懷疑，因為外界並不清楚警員襲擊記者背後的指揮鏈條是怎樣的，通報未涉及這塊內容，所以留下了公眾合理懷疑的空間。
在一件全國關注的新聞發生後，一旦記者進入本地采訪，就會將輿情處置的一線集中到記者和相關責任官員身上。織金縣鎮一級政府選擇的應對方式，不僅沒有和緩“教師溺水身亡”這一中心焦點的傳播，反而揚湯止沸，起到了主動擴大地方負麵形象的作用。
在如何恰當應付外來記者方麵，高校輿論講師傳授給地方宣傳部門的經驗都是“熱接觸、冷回避”，就是表麵熱情，內裏拒絕提供信息量，用損耗記者時間、轉移采訪指向來虛與委蛇。可一旦記者從打電話遠赴當地，拖字訣就麵臨壓力。
從這方麵來說，馬場鎮政府對李賢誠的到訪，意圖不是拖延，而是暴力恫嚇，想要立竿見影獲得阻嚇效果。從具體實施看，不再是利用閑雜人等的社會人員，而是由體製內一線人員親自動手，親自幹髒活，這是跟20年前大有不同的地方。
出於對事實、真相等信息管控的不同目的，基層官員與一線新聞記者多有立場差別。畢節這件事自然是當地信息管控的失敗案例，它也說明當信息管控因暴力襲擊而越過界限後，上級官員會迅速轉向紀律管控，這時候就得挑出人來背鍋。
很多前媒體人習慣於列舉從前的采訪環境，來對比現時新聞記者麵臨的環境，言語中不自覺滑向今不如昔的結論。總體而言，這不是一種恰當和健康的態度，90後、00後記者要應付的采訪環境，不比從前輕鬆，某種程度上，他們從事的工作比前輩更有挑戰性。
放眼當前的機構媒體，能實地派員采訪全國選題的機構媒體並不多（十家以內？），能夠在一線直接抗壓采訪的記者百人左右，相比全國70萬左右的持證記者，這是一支很小的隊伍。但正是這支小規模的采訪記者，向輿論場供應被稱之為“新聞”的頭部產品。
這也是打記者事件在民意上廣受譴責的原因。經過媒介環境劣質化的熏陶，人們對壞的信息產品早已經習焉不察，但對真正的新聞產品的需求仍然旺盛。輿論對新聞的僭越時常發生，但輿論中正大光明的那部分，多數與李賢誠他們的努力分不開。
襲擊記者一事進展至今，可見兩種邏輯上的沮喪。一種是施暴者從實施到被查辦所見證的，他們展露了無能狂怒與顯而易見的挫敗感，他們先是鋌而走險，而後事與願違。另一種是新聞界擔憂那些暴露在暴力陰影下的年輕記者，這種情緒已體現為同仇敵愾。
自然，新聞記者與基層官員不同，後者是與“事件”渾然一體的部分，而前者對成為新聞事件的“當事人”，仍有職業倫理上的羞慚。這可以部分地解釋，當兩下在具體事件中狹路相逢時，各自采取的反應模式。這是國情與民意劇烈連接之處，身處其中又要突圍的記者值得祝福。
溺水身故的教師遭遇了什麽，仍待記者還原。而畢節不會是前述“相逢”的最後一次，但類似李賢誠遇到的這種“冒險”——準確說是破事——真的會讓人厭倦。因為，無論用貼身緊逼的軟暴力“隔離”記者，還是用暴行阻嚇記者，都給人揮之不去的汙穢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