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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深遠 疫情對中美關係和世界格局產生重大衝擊(圖)

雖然中國在努力遏製疫情的蔓延,新型冠狀病毒危機的直接影響已經降臨到我們身上。

少數外國公民已經生病。麵對這種局麵,有關國家政府正在權衡利弊做出困難的選擇,實施撤僑並把那些可能攜帶病毒的返國人士隔離起來。

一些國家幹脆完全禁止中國公民入境。而且,在一些地方還出現了對中國和中國人的汙名化現象,給他們貼上令人不快和不公平的標簽,這種現象很難避免。

這場危機對經濟的衝擊也很顯而易見。

首先,那些依賴貨物和人員流動的行業,包括旅遊業、航空公司、郵輪運營商和商業航運公司,它們都已經開始經曆艱難時刻。

這場危機凸顯出來的是:很多產品背後的全球供應鏈並非像我們所想象的那樣運轉如常。移動電話、微處理器、汽車工業零配件的供應都有可能受到嚴重幹擾。

即使是服務業,例如在中國設立分支機構的外國學校,也會發現他們的收入受到影響。

這一切將持續多久,現在難以預測。它對北京產生的影響也是如此。這取決於疫情如何發展。

正如華盛頓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的中國實力研究項目主任葛萊儀(Bonnie
Glaser)所指出的那樣:“中國國內外對習近平的看法和影響將取決於新冠病毒疫情的持續時間有多長及其對中國經濟的影響有多大。”

她認為:“如果中國共產黨能夠控製疫情蔓延並結束這場危機,中國國內很少還會有人繼續批評中共最初的反應遲緩並試圖掩蓋疫情。”

許多參加中國一帶一路倡議向中國尋求投資的國家將繼續這樣做。葛萊儀表示,這些國家將繼續希望中國為基礎設施項目提供貸款,因為他們沒有其他資金來源。

但這次危機造成的持久影響會是什麽?它在多大程度上能改變世界對中國的看法,特別是對習近平主席的看法以及對他領導的中國整個發展方向的看法?

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的蔓延及其後果將如何影響至關重要的北京和華盛頓之間的關係?隨著美中之間的技術冷戰明顯升溫,包括5G移動網絡和人工智能之爭,病毒疫情產生的緊張形勢是否會使兩國關係雪上加霜?

那麽,首先,人們如何看中國當局這次應對疫情危機?

美國外交關係協會亞洲部主任易明(Elizabeth Economy)說,中國國內基本上有兩種不同的觀點。

她表示,第一種觀點已經得到中國外交部門的宣傳,即中國已經采取了非常措施遏製病毒,這既是為了本國人民,也是為世界其他國家的做出的貢獻。

當局說,中國特有的自上而下的威權模式確保這些這些措施落實。

但易明說,還有第二種觀點是:由於中國的政治製度和打壓政策決心消除獨立的聲音,中國在及時應對危機方麵丟失了寶貴的時間。

她說:“同時,在習近平治下,地方官員也越來越害怕承認不利的形勢。這也阻礙了當局采取有效的應對措施。”

作為一個長期的中國觀察家,易明告訴我說,她發現特別讓人擔心的是,“即使在李文亮醫生去世後,中共繼續打壓獨立的聲音”。

李醫生被許多中國人視為吹哨者和英雄,他最早預警武漢肺炎“人傳人”的危險,自己也因感染病毒而去世。

易明說,“人們曾經希望,李文亮之死以及民眾對此的反應,將向中國領導層表明,透明度和一個更加開放的公民社會對全國有效抗擊疫情有著巨大的價值。

那麽,中國國內有這樣的觀點,世界其它地區對疫情是如何看呢?

易明說,她認為冠狀病毒疫情並不會改變中國政府的看法,相反,她認為,疫情“隻會助長先前已經存在的觀念。支持政府的人士將強調(中國政府具有)令人印象深刻的資源調動能力,而批評者則強調當局缺乏透明度和擔憂中國信息的準確性”。

但疫情對經濟方麵的影響可能很大,即使是看看眾所周知的領域,就可以看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

這次疫情凸顯了中國對全球經濟的重要性,以及擁有多元化供應鏈有多重要。就這一點,易明認為,這“可能會鼓勵更多的企業不要將過多的製造項目放在中國,或者過於依賴中國消費市場。”

我最近參加慕尼黑的年度全球安全會議時就發現,新冠狀病毒疫情及其對華盛頓和北京之間中長期關係可能產生的影響,給會議的大部分辯論罩上陰影。

國際著名的政治風險和谘詢公司歐亞集團的創始人兼首席戰略師伊恩·布雷默(Ian
Bremmer)告訴我,此次危機有可能導致美中商業關係出現重大調整,盡管這種調整可能並不完全是出於很多人可能會認為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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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實施嚴格的防疫檢查。

他告訴我說:“因為貿易爭端不斷加劇,加上中國的勞動力越來越貴和效率越來越低,美國的很多公司長期以來都一直在考慮減少對中國的供應鏈依賴。”

他解釋說,美國公司現在可以利用新冠狀病毒為借口,采取相關的實際行動。這當然是一個極端的例子,但如果疫情長期存在造成破壞,這是一個非常現實的前景。

他認為,至少疫情使得中國不太可能做到全麵落實剛剛與美國簽署的’第一階段’貿易協定,這進一步加劇了美中脫鉤的趨勢。

葛萊儀也讚同表這一觀點,中國將難以履行在“第一階段”協議中做出的承諾。但是,她認為,“美國有可能會給北京留一些回旋餘地。”

她指出,“特朗普總統目前著眼於連任,他需要宣揚他取得的成就,並尋求與習近平保持良好的關係,同時承諾在’第二階段’取得更大的進展。”她說,2020年將是保持現狀的一年。

在這裏,我們看到了經濟、外交和國內政治中至關重要的重疊部分。每個因素都在美中關係中發揮一定的作用,但每個因素的顯著性或相對權重視情而異。

正如伊恩·布雷默指出的那樣,“目前,特朗普對習近平主席對有關情況的處理持相當正麵的態度”。但是,他認為,“這主要是因為特朗普自己相對地免受了疫情危機的影響”。

布雷默斷言,所有這些情況都很可能發生變化。

他認為,一旦疫情開始對美國經濟造成衝擊,特別是在選舉年,人們有可能看到特朗普總統會咄咄逼人地把矛頭指向習近平。

他最後表示,這並非是空穴來風。鑒於如今美國兩黨普遍存在對華強硬態度,如果特朗普決定把矛頭指向習近平,將對世界僅有的兩個經濟超級大國之間的關係造成實際衝擊。

在慕尼黑會議上,美國兩黨狠顯然對華充滿敵意。

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率領一個龐大的國會代表團與會。她直言不諱地反對中國,特別是在與美國的技術競爭領域問題上。但在我看來,這不僅僅是商業或技術的問題。這場辯論有一個明顯的意識形態因素。

在會上,美國國防部長馬克•埃斯珀在發言中傾向於用“中國共產黨”而不是“中國”一詞。

因此,新冠病毒危機有可能使華盛頓和北京之間本已惡化的氣氛急劇惡化。這可能會產生更廣泛的後果,不僅是對歐洲人(特別是對華盛頓在亞洲的盟友而言),他們將被夾在中間。

我問伊恩·布雷默,如果考慮到我們在慕尼黑看到的情況,包括佩洛西、國務卿蓬佩奧和國防部長埃斯珀對中國咄咄逼人的言辭,是否等同於美中之間已經宣布一場新的全球“高技術冷戰”。他回答說:“差不多”。

但他強調表示,歐洲人無意陷入這場醞釀中的高科技冷戰之中。

他注意到:“實際上,這是大西洋關係中第一次看到美國人和歐洲人在什麽是各自最重大的國家安全關切上出現如此巨大的分歧。”

這反過來又會對美國與一些北約夥伴之間本已有些緊張的關係產生深遠影響。

布雷默告訴我說:“盡管美國人可能正在準備在科技領域針對中國進行‘冷戰’,但目前它越來越像是一場雙邊‘冷戰’,而不是一場全球性的‘冷戰’。當美國人開始真正把重點轉向亞洲的安全事務之際,歐洲人卻沒有。因此,跨大西洋關係可能還將麵臨更大的風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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