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ip to content

紐時：新冠病毒疫情敲響了全球化的喪鍾？(圖)

倫敦——早在一種致命病毒開始跨越多國傳播之前，一個以日益加深的相互聯係為特征的世界，似乎已在重新評估全球化的價值。

在毫不掩飾的民族主義者唐納德·J·特朗普的領導下，美國正在命令跨國公司拋棄中國，用美國的工廠來生產它們的產品。英國正在脫離歐盟，這幾乎可以肯定會導致英吉利海峽兩岸的海關重新開始驗關，同時會威脅攪亂一個至關重要的貿易關係。

從地球上一些最危險的地方——敘利亞、阿富汗、中美洲——逃離的難民激增，這在許多發達國家引發了對移民的強烈抵製。在歐洲，這種情緒大大提升了極右翼政黨的地位，這些政黨正在用關閉國門的承諾來贏得選票。特朗普要沿著美國與墨西哥的邊境修建隔離牆，同時還試圖阻止穆斯林進入美國。

已經從中國擴散出來的新冠病毒正在至少76個國家蔓延，並造成逾3200人死亡，有效地加速和加強了阻斷全球連接的努力。

新冠病毒已播下了讓全球供應鏈混亂的種子，這個供應鏈將工廠跨越國界和海洋連接起來，使生產成品的工廠能夠從世界各地得采購零部件和原材料。許多公司現在正在那些看起來不那麽容易受到幹擾的國家尋找替代供應商。

為了預防新冠病毒，工作人員在給飛機進行消毒。 LUONG THAI LINH/EPA, VIA SHUTTERSTOCK

新冠病毒疫情給歐洲右翼政黨提供了一個對開放邊境敲響警鍾的新機會。病毒已將數百萬人限製在他們的社區裏，不少人甚至不能出家門，這讓他們有時間來思考全球化是否真是一個偉大想法。

“疫情加劇了人們對開放邊境的所有擔憂，”牛津大學研究全球化與發展的教授伊恩·戈爾丁(Ian
Goldin)說。他曾在2014年出版的名為《缺陷的蝴蝶效應：全球化怎樣帶來係統性風險以及如何應對》(The Butterfly
Defect: How globalization Creates Systemic Risks, and What to Do
about It)一書中預料，一場全球大流行病會引發對自由主義的反彈。

“北美和歐洲出現了一種重新調整的趨勢，一種在更高選擇性的基礎上進行接觸的願望，”他說。

照戈爾丁的看法，新冠病毒隻是揭示近幾十年來全球化管理缺陷的一股最新力量，這些缺陷讓全球化成為一種監管不足、各國對他國抱滿不在乎態度的相互聯係形式，讓社會易受一係列強有力威脅的傷害。從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到氣候變化，普通民眾已經認定，不能相信政府能保證他們的安全。這就讓政客們能通過提出簡單化的解決方案，比如貿易保護主義、把邊界武裝起來等，讓合法的問題受到非難。

現在，新冠病毒引發的恐慌已經加劇了這種趨勢。“我覺得，不管牆有多高，都不可能抵禦流行病、氣候變化或人類未來麵臨的任何其他重大威脅，所以我認為它會產生適得其反的效果，”戈爾丁說。

本月在靠近希臘邊境的土耳其一邊的難民和移民，他們希望進入希臘。 OSMAN ORSAL/GETTY IMAGES

全球化遠未結束。從計算機到汽車，生產各種現代商品的商業聯係涉及如此多的人，其過程需要如此多的協調，以至於一種純粹本地化的工業形式，對大規模生產來說，如今似乎不可想像。遏製不尊重邊界的新冠病毒這件事本身就需要國際協調，而全球化的基礎設施為協調提供了便利。

但是，隨著醫用口罩成為人們迫切需要的物品，從日本到愛爾蘭的學校停課，航空公司取消航班，貿易展被取消，股市暴跌讓數萬億美元的財富化為烏有，新冠病毒引發的恐慌看來很有可能改變全球化的輪廓。

最明顯的影響表現在貿易上。這場流行病已促使人們重新審視世界把中國作為製造業核心基地這個重要的依賴問題，這個趨勢已在中美貿易戰中開始出現。

在特朗普的描述中，任何外國製造然後銷售到美國的產品，都是美國工人被坑的例子。本著這種精神，特朗普政府對價值數千億美元的中國商品加征了關稅，政府認為，這將迫使從服裝品牌到製造電子產品的企業把生產搬回美國。

中美貿易戰並沒有帶來政府許諾的就業機會，隻是導致了美國製造業的放緩。一些跨國公司已將工廠生產從中國轉移到越南、孟加拉國和墨西哥。

越南河內北部一家製衣廠的工人在生產口罩。 LINH PHAM/GETTY IMAGES

特朗普政府官員將新冠病毒暴發視為新的動力，加大了迫使企業離開中國的壓力。“這將有助於加快就業崗位回歸北美的步伐，”美國商務部長威爾伯·羅斯(Wilbur
Ross)曾在1月底這樣說。

上周，特朗普的高級貿易顧問彼得·納瓦羅(Peter
Navarro)把新冠病毒作為對美國允許太多的工廠生產遷到美國以外地方的嚴酷提醒。納瓦羅寫過一本名為《致命中國》(Death by
China)的書。

“很多生產都在中國，”他對福克斯新聞(Fox News)說。“我們必須讓它們回到美國。”

許多製造業人士對這種說法不予理會，認為那是披著經濟政策外衣的政治把戲。無論發生什麽，都不太可能看到大批美國人坐在縫紉機後麵縫製衣服，或在裝配線旁把電子元件安插到線路板上。但中國工廠的生產小幅度轉移到其他低工資國家工廠的趨勢可能會加速。

“人們已經從貿易戰中認識到，他們不能過於依賴中國，”總部位於香港的啟邁(Qima)首席執行官塞巴斯蒂安·布勒托(Sebastien
Breteau)說，該公司負責檢查為主要國際品牌生產服裝、電子產品和其他商品的工廠。

他說，自今年年初以來，啟邁在越南和孟加拉國的檢查工作增加了大約一半。

此次疫情讓人們深刻認識到，全球工廠和零售業對中國已變得如此依賴，以至於發生在那裏的危機能迅速地給幾乎所有地方帶來麻煩。經濟學家普遍認為，庫存在未來幾周或幾個月耗盡後，將會出現零部件短缺的問題。

據惠譽國際評級(Fitch
Ratings)的數據，印度和日本的製造商有60%的進口電子元件依賴中國。美國製造商大約一半的進口電子零部件是來自中國。

由於新冠病毒給全球供應鏈帶來影響，不少公司停產。 JEAN CHUNG FOR THE NEW YORK TIMES

上月，全球第五大汽車製造商現代汽車(Hyundai)的韓國工廠停產，原因是中國製造的零部件短缺。日產汽車(Nissan)說，停止其日本生產的原因是零部件短缺。由於越南一家生產遊戲機的工廠無法從中國獲得關鍵部件，任天堂(Nintendo)推遲了將其廣受歡迎的遊戲機Switch投放美國和歐洲市場的時間。

在意大利，隨著新冠病毒上月底在米蘭南部傳播，當地政府對那裏的工業區進行了隔離，這可能會加劇全球供應鏈的麻煩。意大利是汽車零部件的主要供應國，這意味著意大利工廠生產中斷可能會波及德國和歐洲其他國家。

但是，經濟學家們說，這些問題並不意味著全球化本身有危險，而是市場力量在沒有監管的情況下會帶來嚴重危險。

世界易受供應鏈被攪亂的影響，部分原因是過度采用了所謂的準時製生產方式。按照這種生產方式，不必為了確保在任何情況都能維持生產，在倉庫裏儲備所需的零部件。現代化的工廠在需要零部件時去網上下訂單，依靠全球的空中和海上運輸網，按照與生產同步的時間表交貨。

正如金融危機讓人們看到了銀行的問題：在沒有留出足夠的準備金來彌補壞賬的情況下，發放了令人難以置信的巨額貸款，新冠病毒疫情也突顯了全球製造業的雞肋：製造業一直在以過高的效率運作，而沒有考慮地震、流行病和其他災難帶來的風險。

米蘭一個空蕩蕩的街道。意大利的新冠病毒感染病例激增。 ANDREA MANTOVANI FOR THE NEW YORK
TIMES

發展到這種狀態是全球經濟中股東利益占據主導地位的直接後果。企業隻考慮能產生短期利潤的做法，往往把對長期風險的慎重考慮拋在一邊。

“發行股票是有代價的，”牛津大學的專家戈爾丁說。“你有來自市場的壓力，要出季度財務報告，分析師們緊盯著你。你不能說，‘嗯，我們的利潤降低了，但我們的韌性更強了。’”

在政治領域，新冠病毒讓那些譴責移民的人拿到了證據，推定自己的警告有理。

這種影響在歐盟27個國家內部尤為明顯，歐盟長期以來一直秉持的一個核心治理信念是，當人員和商品能夠自由跨境流動時，經濟和社會才最有活力。近年來，數百萬移民的到來讓這個理念受到了考驗。極右翼政黨靠封鎖邊境的承諾得以從政治荒野登上主流地位。

上個月，在德國德累斯頓舉行的新納粹主義遊行。 FILIP SINGER/EPA, VIA SHUTTERSTOCK

已在蓬勃發展的極右翼政黨包括：源於新納粹主義運動的瑞典民主黨(Sweden Democrats)；德國選擇黨(Alternative
for Germany)，其追隨者已在重新使用希特勒的語言；法國的國民陣線(National
Front)。還有意大利的聯盟黨(League)，該黨領導人馬泰奧·薩爾維尼(Matteo
Salvini)曾說，移民是試圖對意大利人進行“種族清洗”，他攻擊意大利政府在疫情麵前未能加強邊境保護。

但是，如果有些人想以新冠病毒疫情為由給全球化寫訃告的話，其他人會說那是沒抓住要領：疫情是在全球製造業中心暴發，受到現代航空旅行的推進，靠人類無法抑製的四處走動的衝動傳播。

“這隻是表明了全球化就是這樣，”經濟學家瑪麗亞·德梅齊(Maria
Demertzis)說，她是布魯塞爾研究機構Bruegel的副主任。“人總要旅行。他們總要交易。答案不是要再建牆。人們需要更多的合作和清晰的信息。”

華客網：紐時：新冠病毒疫情敲響了全球化的喪鍾？(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