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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次流感大流行時，我們在中國被隔離(圖)

為了防止新冠病毒的傳播，世界各地成千上萬人被隔離——一些是自願呆在舒適的家中進行隔離，還有一些人則是在配備武裝警衛的臨時病房裏，或在旅館、郵輪上。他們的計劃被打亂，未來不確定，對於我們大多數人來說，這會令人發瘋，不管我們對風險的思考有多麽理性，不管我們想像危機中的自己有多冷靜。

問問我是怎麽知道的。

2009年6月，為了領養另一個三歲的女兒，我和丈夫帶著三個孩子——當時分別是三歲、五歲和七歲——以及我母親一起飛往北京。我們計劃先在那裏適應幾天，再去未來女兒的寄養家庭，然而在我們到達的第二天，遊覽了北海公園的花園後，我丈夫的黑莓手機響了。一個中國政府的代表要求我們立即返回酒店房間。

原來，在飛機上坐在我們前排的家庭H1N1豬流感檢測呈陽性。那意味著，在2009年的中國，我們都可能要接受檢測，然後住院或被轉移到某個隔離點。

我們不會是這種境遇下唯一的美國人——我們聽說還有新奧爾良市長夫婦，他們是中國政府邀請的客人，以及整整一支來自加州的行進樂隊——但據美國使館說，我們是唯一帶著孩子的家庭。美國官員不知道我們這種情況會被如何安置，但我們被要求配合，我們做到了。

我用了“要求”這個詞。這麽說是準確的，但隻是在一定程度上。在每個階段我們都被“要求”，但也沒有別的辦法。而且我說我們“配合”，這也是準確的，但它太過平靜，難以描述我們的瞠目結舌。我們爭吵了起來——現在聽上去挺可怕的，這和期待中一個模範世界公民應有的表現完全相反。我們試著談條件、討價還價。怎麽會發生這種事情？但它就是發生了。

我們要為自己說兩句，我們很害怕，擔心我們的健康，擔心孩子。而且我們也憤怒，並不是對中國，而是對命運。

我先生的H1N1流感病毒測試呈陽性，被關在一個醫院病房裏。我們其餘人在京郊一處豪華療養地避暑，這裏以前是供中共高幹使用的，但基本上已經破敗，門口有一個持槍警衛。

我們不會說中文，隻能猜測我們該怎麽做。兩名表情嚴肅的年輕女性帶我們去了我們的房間。她們為我7歲的兒子打開了一道門，為我母親打開另外一道門，似乎是讓我們一家人各自分開。但是當我把兩個更年幼的孩子摟在懷裏，一起走進一個房間時，似乎沒人反對。她們給了我鑰匙。她們指了指瓶裝水。然後，就走了。她們在樓道裏的腳步聲消失的一霎那，我7歲的兒子衝進了我的房間哭了起來。趁沒人看見，我一把抱住他。他說，牆上有個洞，都發黴了，他很害怕。我也很害怕。

我說的是害怕嗎？不，我很恐懼。

我記得最清楚的就是恐懼。不光是因為我不知道我們該做怎麽做，而是我不知道會發生什麽。我們能離開房間嗎？如果他們發現我們都在一起，會不會有麻煩？萬一我病了怎麽辦？萬一孩子們病了怎麽辦？他們會從我身邊被帶走嗎？還要多久我們才能回家？

我確實離開了我的房間。我無法保持鎮靜。我記得我追著一個說英語的官員進了他的辦公室，把他逼到角落裏，想逼他和我一起考慮所有的可能性，就好像隻要說出那些情況，它們就由我說了算。他搖了搖頭拒絕回答，最後他站起來離開了，揮手告別了那個瘋女人，她無法接受事實——我們兩人都麵對不由我們自己控製的事件。他臉上的表情仿佛在質問，我已經是成年人了，為什麽還沒學會接受有時候一個人隻能聽天由命？

隔離是生命裏眾多等候室中的一個，對於那些從小生活在命運由自己控製的幻覺中的人來說，它本身就是一個特殊的地獄。我們更願意相信，隻要足夠努力，任何事情都可以解決。但是麵對隔離無法努力，隻能坐在那裏，如果你想保持頭腦清醒，那就聽天由命。接下來會發生什麽？沒有人知道。所以我們首先要進行隔離。

到第四天，我已經不再追趕那個說英語的官員，也不再瘋狂地打電話給大使館。對於我的每個問題，答案都是“看情況”，這件事不取決於我。

我們開始學周圍其他人的樣，他們都是中國人。我們戴著口罩吃飯，晚上在院子裏散步，與其他被隔離者保持距離。（即使會說當地的語言，沒人會在隔離期間結下深厚友誼。）

日子一天天過去，我們養成了習慣，每天洗冷水澡，在每天兩次的發燒檢查之間靜靜地躺在瓷磚地板上，試圖看懂電視上的卡通片在說什麽。

“你覺得那羊的頭頂為什麽漂著一隻盤子？”有人問，我們就會思考這個問題，這是我們新生活中的又一個謎團。

丈夫的流感康複了，回到了酒店，但作為潛在的病毒孵化器，我們不得不繼續等待。一旦我不再逼迫，那個說英語的官員就開始試圖讓我們舒適一些。我們每人每天都得到一份冰可樂，一位熟人也獲準給我們送來了各種口味的品客薯片：蝦味的、蟹味的、香港魚丸味的。他們來接我們的那天晚上，母親從酒店偷走了所有的雀巢速溶咖啡，她想出了做冰咖啡的方法。

最後，在10天沒有症狀之後，我們被告知可以離開。出租車已經在路上了，我招呼大兒子到走廊去。“拿上薯片，”我說。

我們走來走去。每扇門後麵都有一個人，正在經曆我們剛剛經曆過的那種不確定，他們唯一的優勢是，至少他們看得懂那些關於羊的動畫。我希望一個人能有一些別的東西可以思考。

“聽聽哪家裏有孩子，”我小聲對兒子說，他指著一扇門。那個。

“準備好跑開，”我告訴他，這個孩子在他整個受到保護的生活裏從來沒有玩過“按一下門鈴就逃跑”這個遊戲。我們把品客薯片放在那家人門前，我使勁敲門，然後抓住他的手，我們朝樓梯奔去。

我們至今不知道我們的難友是不是喜歡品客薯片。據估計，全球有11%到21%的人口在那次流感疫情期間感染了這種病毒，超過28.4萬人死亡。一種疫苗被研製出來。新發病例下降。世界繼續前進。

我們是幸運的。我們被隔離。然後我們被放出來。而無論何時，我對此都無能為力。

華客網：上一次流感大流行時，我們在中國被隔離(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