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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美國人在北京：我正在被隔離(圖)

從周末開始，所有從境外進入北京的旅行者都要被強製隔離14天。美國人甘傑克向德國之聲講述了自己日前到達北京後的所見所聞和被隔離的經曆。 

德國之聲：您可以和我們分享一下在機場入境的整個經曆嗎？

甘傑克：首先，可能我在那個時間到達比較幸運，在全過程的每一個環節中，我都沒有看到任何混亂的情況，例如有人被拉上移動病床之類。

不過，還是有不少地方讓人感到困惑。總體上說，中國政府在引導人流和建立整個流程方麵做得很好，乘客隻有一個方向可以前行，但是缺乏很好的現場解釋。

有些事情不言自明。辦理海關手續時，唯一和平常不同的是每個人都戴著口罩。但是，當你前往行李區的時候，就會發現更大的變化。隻有你乘坐的航班的行李到達之後，才允許你進入行李區。但是，沒有任何人跟你解釋，甚至連中文標識也沒有。因此，我隻好坐在靠近管理人員的地方，以便能聽見他們的話。 

 我看到一群中國年輕人向執勤人員打聽，想要弄清狀況。也就是說，即便你會說中文，或者是中國人，也會對此感到困惑。

德國之聲：您認為整個過程花了這麽長時間的原因是湧入北京的人數增多，還是中國政府沒有做好充分的準備？ 

甘傑克：我想可能兩者都有。機場入境的流程比去展覽中心的流程更為順暢，是因為機場工作人員熟能生巧。但是，從提取行李開始到坐車前往展覽中心的過程中，你能明顯地看到準備工作的不足。 

我不想責怪任何現場工作人員。他們不得不和沮喪而又疲倦的旅客們打交道，忍受他們的各種怨氣。我認為，至少在我經曆的那段時間內，他們實際上做得非常專業。

最大的問題是缺乏現場溝通和解釋。不僅對不懂中文的外國人如此，對會說中文的人也如此。其次，我認為你的分析是對的，另外的原因在於，由於其他國家的疫情進展，昨天回中國的人數激增。

對這個推動因素的解釋是：
“好吧，我們認為你可能也知道，其他國家在保護人民和防治新冠疫情方麵做得不好。”這成為一個推動因素，讓很多人臨時決定回到中國。一周以前，他們可能都沒有這樣打算。因此，這就如同一場突如其來的風暴。

德國之聲：除了按照規定在酒店隔離兩周，還要求你們做了什麽嗎？

甘傑克：離開機場以後，我們被送往會議中心或展覽中心。一輛大卡車用來裝運我們的行李，和我們一起前行。前後各有一輛車，感覺就像被警察押送一樣。行經普通的北京街道，到達展覽中心。然後，又以同樣的方式，把我們運送到各自的酒店，進行自我隔離。

我看到大街上的情況非常好。它當然不像正常的時候那麽熱鬧，但是比幾周前我的朋友發給我看到的情況好多了。沒錯，每個人都戴著口罩。北京正在恢複正常生活。

就監控而言，我們需要做的主要事情是每天兩次自報體溫，一次是在上午9點，一次是在下午4點。他們給每人一個溫度計和一個需要填寫的表格。我們需要自行報告身體健康的任何異常情況，包括可能出現的任何症狀或感覺上的任何顯著變化。

我與其他人之間唯一真正的互動，就是服務員把東西放在我的房間門口。我們可以通過客房服務訂餐。我們得到酒店供應的早餐，房費裏麵已經包含。此外，你可以訂購房間遞送，而且有10種不同類型的食物可供選擇。

快遞員把食物送到酒店大堂，穿著防護服的服務員再把它們送到你的房間。這個效率很高。我基本上都宅在房間裏。我不知道他們用什麽辦法確保住客不出門。

德國之聲：作為一個目睹了中美兩國如何應對新冠病毒疫情的美國人，您認為其他國家可以複製中國的做法嗎？

甘傑克：要複製中國的做法，我認為最大的問題在於，隻有政治意願還不夠，還必須要有社會意願才能實施。 

我認為我們也有能力這樣做，最大的問題是人們是否買賬，以及我們是否願意為此付出經濟上和政治上的代價。這樣做並不需要特定的政治製度。韓國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它也有很強的政治意願那樣做。台灣也是這樣。如你所知，香港和新加坡也大體如此。 

我想一個重要的原因是，這些地方都經過薩斯（SARS）危機。曆史記憶推動社會意願去配合政治意願和政治需求。

我必須要承受的犧牲，也就是在一家不錯的酒店裏待了14天而已。我可以遠程工作，可以訂購任何所需，而且都已經送達。我認為，目前在美國，人們對於實施這樣的預防措施還沒有達成共識。

華客網：一個美國人在北京：我正在被隔離(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