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易評論分析文章：中紀委國家監委法規室6月17日發布“關於《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以下簡稱《條例》）政治紀律修訂的重點內容”，標題是《嚴明黨的政治紀律，堅決維護黨中央權威與集中統一領導》。光從標題上，就已經給人一種殺氣騰騰的感覺。
中共中央政治局4月30日召開會議，宣布7月將召開三中全會。該會由於姍姍來遲，引發外界注意與猜測。
此前不久，中共宣布自2024年4月至7月在全黨開展「黨紀學習教育」。
中共在其三中全會召開之前，連續進行三個月的“黨紀教育”，這顯然是為其三中全會開路。結合中共的歷史分析，從三中全會遲遲不召開，到會前連續三個月以所謂「黨紀」恐嚇全體黨員，似乎顯示出中共黨內鬥爭非常激烈。
在中紀委最新發表的這篇文章中，也透露出同樣的訊號。
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中央紀委國家監委法規室6月17日發布的這篇文章中，總共分為四個部分。
首先強調的是所謂「堅決維護黨中央權威，保障黨中央政令暢通」。眾所周知，中共強調什麼往往就是缺少什麼。就像是文革中強調「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之時，恰恰中共黨內鬥爭進入白熱化的情況下。
因此，中紀委強調的要“維護黨中央權威”、保障“政令暢通”，無疑曝出一個大問題，中共官員們雖然在各種公開場合“表忠心”，但是明顯在說一套、做一套，「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中紀委文章進一步證明了這一點，將所謂“兩個維護”吹捧為中共的“最高政治原則和根本政治規矩”，聲稱“必須以嚴明紀律作保障”。
然而，當所謂「維護」需要以嚴苛的「黨紀」來進行恐嚇時，正說明這種「維護」的虛假和脆弱。
中紀委列舉的《條例》第五十六條第二款，「將貫徹黨中央決策部署只表態不落實行為由原來的違反工作紀律調整到違反政治紀律」。
在這一改動中，不僅一句「只表態不落實」證實了上述判斷，而且紀律的升格也反映出中共最高層的無奈。
中紀委也解釋說，《條例》作出上述修訂，「在於推動黨員幹部將維護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見諸行動、見諸實效」、「在落實黨中央決策部署上堅決做到言行一致、不折不扣。
這等於承認，中共官員們面對最高層部署口號喊得很響，但是既沒有“見諸行動”，更沒有“見諸實效”，在落實所謂的“決策部署”上言行不一、大打折扣。
今年3月，中共《求是》雜誌發表中共黨魁講話，其中也揭露出類似訊息。演講中說，“全面從嚴治黨的目的不是要把人管死，讓人瞻前顧後、畏首畏尾，搞成暮氣沉沉、無所作為的一潭死水”
然而，在政治高壓之下，中共官場上一定會出現上述現象，即「瞻前顧後、畏首畏尾」、「暮氣沉沉」、「一潭死水」。
中紀委以更嚴苛的「黨紀」相威脅，只會讓這些現象更加嚴重。出現更多的中紀委反覆批判的「躺平」和「老油條」。
誰是「團夥」？
中紀委花費最大篇幅批判的是第三部分。其中首先批判的就是所謂「團夥、幫幫派派」。文章說，“不允許搞利益集團、進行利益交換，指出’有的案件一查處就是一串人，拔出蘿蔔帶出泥，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形成了事實上的人身依附關係’。”
中共每當批判「團夥」、「小圈」之時，往往意味著黨內一場政治惡鬥正在進行。例如，2014年10月10日，中共喉舌網站上就曾出現文章《「黨內不准搞幫派集團」警告誰》
文中引用了中共黨魁的這段話，「不允許搞團夥夥、幫幫派派，不允許搞利益集團、進行利益交換」。
前三個月，即2014年7月29日，中共新華社發布不到70字的簡訊，通告中紀委對周永康立案審查。
2015年4月9日，中共中央決定對郭伯雄進行調查，但此事對外並未公開。 7月30日，中紀委網站正式宣布，開除郭伯雄黨籍，並移交最高檢授權軍事檢察機關處理。
再如，孫力軍政治團夥案中，原中共公安部副部長孫力軍於2021年9月被宣布開除黨籍和公職，後被判死緩，在其死緩執行二年期滿減為無期徒刑後，終身監禁，不得減刑、假釋。
中紀委在通報中措詞極為嚴厲，包括說孫力軍「大搞團夥、拉幫結派、培植個人勢力，形成利益集團，成夥作勢控制要害部門」。
在6月17日發布的文章中，中紀委引用了修訂《條例》的第五十四條，針對“政治攀附行為”，點名“政治騙子”。包括所謂“結交政治騙子或被政治騙子利用，以及充當政治騙子行為的處分規定。”
從該《條例》的這部分內容，可以看出不管是“結交政治騙子“還是“被政治騙子利用”，以及“充當政治騙子”，全部出自中共黨內，甚至身居高位。
所有這些腐敗現象的根源，正如英國思想家阿克頓勳爵所說，「權力導致腐敗、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
正是因為中共一黨獨裁，壟斷了全部的社會資源、壟斷了全部的權力，所以才會有各種腐敗現象的發生，而且越演越烈，已經病入膏肓。
中共修訂的這項《條例》，也揭露出中共對真相的恐懼。
該《條例》其第五十二條增加了對所謂「私自閱看、瀏覽、收聽有嚴重政治問題資料，情節嚴重行為的處分規定」。
這不僅反映出中共官員們同樣對真實的資訊非常渴望，而且證明中共對真相充滿恐懼，因為在蘇共垮台的過程中，真相起到了無與倫比的巨大力量。
真相的力量
1987年蘇共中央一月全會上，戈巴契夫提出要“讓人民知道一切”，會上還號召實行“最大限度的公開性”，要求“蘇聯社會不應有不受批評的禁區” 。
一個月後，戈巴契夫會見蘇共輿論和宣傳界領導人時表示，在蘇聯歷史中「不應該有被遺忘的人物和空白點」。
1987年11月，他在《改革與新思維》一書中提出“讓公開性大放異彩”，“任何事件，不論是今天的痛處或是過去歷史上的悲慘事件，都可以成為報紙分析的對象」。
1990年6月12日，戈巴契夫以蘇聯總統名義批准了蘇聯人代會通過的《新聞出版法》，決定從當年8月1日起正式生效。該法第一條包括“新聞自由”，“輿論不受檢查”，公民有“以任何形式”包括“通過報紙和其他輿論工具發表意見和見解，尋找、選擇、獲得和傳播信息的權利”，強調任何政黨或組織“不允許壟斷任何一種輿論工具”，規定國家機關、政黨、社會組織、宗教團體以及年滿18歲公民“都有權利創辦輿論工具”。 1990年7月15日，戈巴契夫又發布關於電視和廣播民主化的總統令，規定蘇聯國家電視和廣播事業“獨立於政治和社會組織”，不允許任何政黨對其進行壟斷。
就這樣，在《新聞出版法》頒布4個月後，蘇聯境內有700家報紙（包括13家政黨報紙）進行了登記。
到蘇聯解體前，在辦了登記手續的報紙中，蘇共掌握的報紙僅佔1.5%。
蘇共的喉舌為何只剩下這麼一點？它自吹的“真理”，為何在老百姓中完全沒有市場？因為每個人都想要獲取真實的資訊，就算是這些共產黨的官員和高層也是一樣！
1991年11月6日，葉利欽宣布蘇聯共產黨為非法組織並下令禁止在俄羅斯境內的活動。
1991年12月25日，克里姆林宮頂上的蘇聯國旗，灰溜溜降下。
在蘇共的垮台中，真相發揮了無與倫比的巨大力量。
華客|新聞與歷史：殺氣騰騰 中紀委猛批“團伙幫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