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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炎疫情:援助施恩和全球領導力 中國外交的改變

肺炎疫情在全球擴散,就在多國對口罩、呼吸機等物資的需求直線上升之時,中國已經著手進行大規模對外援助。

中國國際發展合作署副署長鄧波清在3月26日的新聞發布會上說,“此次對外抗疫援助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援助時間最集中,涉及範圍最廣的一次緊急人道主義行動。”

中國目前已經是醫用口罩的主要生產國家,這在某種程度上得益於全球化的紅利。而且經過抗疫期間的舉國動員,醫用口罩的產量已經提高了十倍以上。今年3月,中國生產的N95口罩日產能達到195萬隻。當本國疫情緩和,如何利用這些物資成了當局最新的考慮。

官方強調,許多國家感謝中方“千裏馳援,雪中送炭”。不過似乎已經淡忘了,在疫情爆發初期因隱瞞疫情、打壓“吹哨人”的行為,令本國國民尤其是湖北居民陷入火坑,也被質疑點燃了病毒在全球蔓延的火種。

多位學者對BBC中文表示,中國這次大規模對外援助和相關的外交舉動,不僅僅是為了修補疫情早期失色的“大國形象”,抵消國際上對中國的負麵評價,還是為了跟美國進行戰略競爭,爭取更長遠的全球領導力地位。

香港嶺南大學政治學係教授張泊匯說,這次新冠疫情大爆發給中國帶來了新的機會,“讓中國可以通過確切的行動,在重大問題上彰顯負責任的大國形象。”

“如果說得多,做得少,實際效果沒有那麽大的話,產生的效果可能也沒有想象中那麽大。”

美軍傳毒論和追責之憂

根據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統計,截至北京時間27日下午,全球新冠肺炎確診病例累計超過50萬例,散布在約200個國家和地區。美國的確診人數趕超中國,意大利、西班牙、德國、法國、伊朗的確診病例均已數以萬計。

目前中國已經對80多個國家和4個國際組織提供抗疫援助。主要以援助醫療物資和技術為主。物資包括測試劑、口罩、防護服、額溫槍、呼吸機等。

但與此同時,中國政府挑起新冠病毒起源地之爭。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12日稱,病毒可能由美軍帶到武漢。隨之在中美兩地掀起軒然大波。一些觀察者認為,中國試圖以陰謀論的方式轉移國內外輿論焦點,扭轉因疫情初期掩蓋病情而失色的大國形象。

紐約城市大學政治學教授夏明對BBC中文表示,中國政府利用“製造迷霧彈”的方式“渾水摸魚”,企圖逃脫疫情初期隱瞞病情的責任。

24日,美國有國會議員分別在參眾兩院提出議案,要求中國對疫情爆發初期的不負責行為負責,並呼籲各國要求賠償。

美國海軍戰爭學院的海洋法和政策學教授拉斯卡(James Kraska)在國際外交評論網War on
Rocks上撰文稱,中國沒有遵守聯合國國際法委員會《國家對國際不法行為的責任法案》(Responsibility of States
for Internationally Wrongful
Acts)規定的法律義務。該法案31條規定,國家應對其行為造成的物質和道德傷害做出全麵賠償。

夏明認為,“這強烈暗示中國未來會被國際社會追責,加速與中國分裂。估計中國過去40年來經營的外交麵臨滅頂之災。”

“施恩式外交”

夏明說,中國在此時大力宣傳對外援助,並試圖製造接收國感恩的形象,不過是“以販賣援助的方式外交,做出姿態表明自己是‘負責任的大國’”。

政治學博士、中國獨立學者吳強也認為,中共是以“施恩”的方式進行對外援助。他說,施恩是中共傳統的一種統治方式。中共從建政以來就不斷塑造救世主和大恩人的形象,包括向亞、非、拉地區派出醫療隊,從而加強在當地的領導地位。

“在醫療行業,中國從80年代就開始接受包括意大利、俄國在內的許多發達國家的援助,包括建設各省市的急救中心、配備救護車等。總體來說,中國的醫療設備和數量還處於發展中國家的水平,不存在過剩的狀況。因此,中國不過是在”動員生產、國內疫情緩解之後輸出救災剩餘物資,”他對BBC中文說。

同樣,“現在的對外援助仍然是為了增加中國的影響力,而現在增加影響力是為了抵消國際社會對中國的負麵的看法,”吳強說。

追求全球領導地位

除了力圖挽回蒙上陰影的“大國形象”,中國政府的援助外交似乎還有更大、更長遠的戰略考慮。

香港嶺南大學政治學係教授張泊匯認為,中國試圖修補形象隻是“最低層次的目標”。他說,後來各國政府在不同程度上因低估疫情、防疫不利而遭到批評,而中國強有力的措施讓它成為世界上最早擺脫疫情的國家,因此“在目前階段,中國政府可能沒有那麽大的壓力,還通過援助來減輕所謂國際社會的壓力。”

習近平治理下,中國外交不再“韜光養晦”,而是處處強調”大國崛起”。中國不斷挑戰現有國際秩序,越來越的其他國家以懷疑的眼光審視中國,產生聯手製衡中國的意圖。

2005年,中國提出成為“負責任的大國”策略,訴諸為國際秩序做貢獻、用本國迅速增長的國力提供公共資源等想法,試圖避免陷入被製衡的陷阱。

分析指出,這次肺炎疫情在全球範圍爆發給中國提供了新的平台,讓中國可以利用有效控製國內疫情、對外輸出援助物資和技術而重新推廣自己提出的大國策略。

張泊匯認為,如果中國這次成功掌握話語權,並在行動上也獲得被援助國家的認同,“那麽將可以管理國際社會對中國崛起的認知,甚至在某種程度上確立引領世界的地位。”

應對危機的全球領導者

另外,中美戰略競爭也是中國外交考慮的一部分。張泊匯說,“(兩國)博弈的一部分在於體係的優越性、全球領導力和國際地位。在滿足國內需求的情況下大規模援助,可以體現製度優越,並能夠在技術上彰顯自己的影響力和國際地位。這是每一個大國都非常在意的。”

前美國東亞和太平洋事務助理國務卿坎貝爾(Kurt Campbell)和布魯金斯學會中國戰略計劃主任杜如鬆(Rush
Doshi)近日在美國期刊《外交政策》上撰文稱,美國過去70多年來建立了全球領導者的地位,這不僅僅是因為其財富和勢力,更重要的是美國國內治理、全球公共物資供應、有能力和意願協調全球應對危機三個要素之上。

作者稱,華府目前並未展示出這三個方麵的舉措。而北京正在迅速采取行動,利用美國政策失誤所造成的空缺,將自己定位成應對疫情的領導者。

坎貝爾和杜如鬆還對比美國在2014-15年抗擊埃博拉疫情期間做出的努力。當時美國召集並領導了一個由數十個國家組成的聯盟,來對抗疾病蔓延。而到目前為止,華府並沒有采取類似領導工作來應對新冠病毒,甚至缺乏與盟國相互協調。例如,華盛頓在禁止從歐洲旅行之前似乎沒有事先通知歐洲盟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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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相比之下,中國通過電視會議召集數十個國家和數百名官員,以分享有關大流行的信息以及從中國自身抗擊該疾病的經驗中吸取的教訓。

然而援助能否真正達到中國期待的外交效果,也成為下一個問題。

張泊匯提醒,如果中國的援助真能有效緩解接收地的疫情,令當地民眾和政府感受到了幫助,那麽確實能夠建立一部分積極形象。“如果說得多,做得少,實際效果沒有那麽大的話,產生的效果可能也沒有想象中那麽大。”

援助外交到底能否助力中國成為全球領導者,還有待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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