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務卿麥克龐皮歐通常讓人想到的是衝著記者吼，而不是去安撫他們。
但當龐皮歐在3月21日與《華盛頓郵報》、《華爾街日報》和《紐約時報》的出版人通話時，據有第一手了解的人士透露，他說他是來提供幫助的。他還承認，特朗普政府最近對中國的攻擊即便沒什麽錯，也是不合時宜的。
那是因為，在3月2日特朗普總統發出對華旅行禁令一個月後，也是美國確診冠狀病毒病例超過100例當天國務院宣布了一項籌謀已久的計劃，驅逐了五家中國官方媒體在美國工作的約60名雇員。
美國的這一舉動給了中國共產黨一個絕佳的借口，用以擺脫那些令人惱火的美國記者：過去的兩個月裏，他們讓世界看到了中國在應對病毒暴發時犯下的致命錯誤。3月17日，中國猛地關閉了這一窗口，宣布驅逐《華盛頓郵報》、《華爾街日報》和《紐約時報》的記者，並強製解雇為這些媒體及美國之音和CNN工作的中國公民。
考慮到冠狀病毒的傳播，現在從中國獲得高質量信息尤為重要，美國這一決定的時機簡直是災難性的。Buzzfeed新聞的記者李香梅(Megha
Rajagopalan)說，在對中國大規模拘禁穆斯林進行報道後，她在2018年沒有獲得簽證續期。然而，李香梅和其他被驅逐的記者強調，美國的打擊無論如何無法與中國明目張膽地破壞自由媒體的行動相提並論。
錯在中國政府，而且責任遠在美國政府之上，她說。
在我聯係國務院後，一名政府高級官員以匿名為條件向我解釋了這項政策：美國的這一行動早在美國情報官員和對華鷹派的計劃之中，而且是在和冠狀病毒完全不同的軌道上操作的。這名官員認為，即便在三月初，這種病毒也還不像現在這樣，成了需要投入全部精力的流行病。
但美國這一不合時宜的行動凸顯出，特朗普政府遲遲未能意識到，病毒疫情將成為今年最棘手的問題。美國明確了自己的立場但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價。中國隻是失去了影響力不大的官方媒體記者，而美國公民和領導人失去的是對一個日益封閉的國家進行的寶貴的近距離報道。
前《華爾街日報》編輯和駐華記者馬庫斯布拉克利(Marcus
Brauchli)表示，政府並沒有達成什麽目的。他說他不太相信美國政府在當地有比這些被驅逐的記者更好的信源。所以就這樣犧牲了一隻眼睛圖什麽呢？
這些不是簡單的問題。習近平的威權主義在中國的崛起，是一代人的故事。現在的爭鬥關乎誰掌握對故事的控製權，隨著全世界的民眾試圖理解這場新冠病毒危機，爭鬥正愈演愈烈而且由於病毒造成的巨大損失，世界各國政府都在試圖推卸責任。
自從毛澤東在1949年建立共產黨政權並驅逐外國記者以來，外國記者在中國的處境一直十分艱難。就像我的同事袁莉上個月寫的那樣，直到1970年代後期，中國才允許外國記者回歸，盡管偶爾仍會驅逐特別激進的外國記者。（中國記者在報道他們的政府時則繼續承擔著大得多的風險。）
中國的開放程度在2008年奧運會前後達到了頂峰，此後與外國記者的緊張關係一直在加劇。2013年，在時報報道彭博新聞社(Bloomberg
News)放棄了一篇涉及黨內權貴和中國富商的敏感報道後，中國政府釋放信號，表示將不會為這兩個機構的簽證續期。
奧巴馬政府曾考慮以驅逐中國媒體高管為回應，但最終沒有進行，因為副總統喬拜登(Joe
Biden)說服了中國政府官員為美國記者續簽證。
時任國家安全委員會中國事務主任的何雷恩(Ryan Hass)表示，當時的邏輯是：要與中國人比拚誰更惡劣是相當困難的。
而這次，特朗普政府有一個更廣泛的目標，即加強美國在所有方麵對中國的立場，放棄曾經廣為接受的理論，即中國接受開放市場並與西方接觸最終將使其采用民主價值觀。
總統想重新平衡這種關係，然而一個明顯的失衡是，與在華美國記者相比，在美中國記者的活動遠遠更加自由，並且更容易獲得簽證。因此，特朗普政府從2019年開始強迫官方媒體員工注冊為外國政府工作人員。
知情人士說，今年2月24日的會議上事態升級，龐皮歐的團隊提議驅逐一些中國官方媒體的工作人員。該知情人士未獲準談論此事。
曾任《華爾街日報》記者的國家安全事務副主任馬修波廷格(Matthew
Pottinger)在3月2日與記者的通話中說，政府正在試圖捍衛美國媒體繼續報道中國新聞的能力。（記者參加電話會議的條件是，在報道中將波廷格僅稱為本屆政府高級官員；我沒有參加電話會議，後來通過一位直接參與會議的人口中得知是波廷格。）
中國迅速采取了行動，其官員將此次驅逐描繪為純粹是針對美方行為采取的反製措施。這都是美國挑起的，中國駐美國大使崔天凱在接受GZero
World采訪時說。但是驅逐似乎是中國覬覦已久的想法。官方媒體《環球時報》的評論證實行動與外媒報道的內容有關，包括新疆穆斯林被拘禁的報道，以及對新冠病毒的報道，稱這些是政府動機的一部分。
美國官員承認，他們沒有預料到對方會做出驅逐的決定。
在與出版人的通話中，龐皮歐表示願意提供幫助。但是，目前還沒有明確的途徑來說服對批評報道不感興趣的中國停止削減外國記者團的人數，目前在中國的外國記者仍包括數十名美國記者和一係列國際媒體。
據黃安偉(Edward Wong)和朱利安E巴恩斯(Julian E.
Barnes)報道，現在，政府正在考慮下一步，可能驅逐它認為是間諜的某些中國記者。特朗普的顧問、哈德遜研究所中國戰略中心(Hudson
Institutes Center on Chinese Strategy)主任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表示，其他一些想法也在討論之中，包括是否可以限製中國對YouTube、Twitter和Facebook等大型美國平台的使用。（這些平台在中國被屏蔽，但它們是中國全球宣傳的強大工具。）
閱讀被驅逐記者的報道，就會明白損失有多大。《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和《華爾街日報》的調查揭露了中國政府在冠狀病毒傳播過程中的錯誤和掩蓋。
而其他報道，正如《華盛頓郵報》的埃米莉勞哈拉(Emily
Rauhala)所說，能讓美國讀者體認中國人的痛苦。《華爾街日報》對武漢一家醫院的混亂狀況做了報道；安娜菲弗爾德(Anna
Fifield)在《華盛頓郵報》上的文章描述了深陷悲痛的家庭所存有的懷疑；秦穎(Amy
Qin)在《紐約時報》的報道描述了一個被摧毀的家庭，《紐約時報》的儲百亮(Chris Buckley)則發表了充滿同情的推文。
現在，美國和中國政府似乎正在把注意力轉移到相互指責上。波廷格一直在推動一種看似合理但未經證實的理論，即大流行始於中國實驗室的一次事故。這一說法已經進入華盛頓的輿論機器，讓人想起伊拉克戰爭前夕的情景。在北京工作的美國獨立記者越少，美國官員就越能塑造關於中國的敘事。
出生於澳大利亞的時報記者儲百亮得知自己遭到驅逐時正在武漢接受隔離。中國政府將會發現大量記者缺席的代價，他說。整個關於中國的敘事，將會更加受製於對這個國家的聳人聽聞的、錯誤的描述，你會認為中國政府應該能認識到，讓人們做出反駁對他們是有好處的。
與此同時，在華盛頓的一名中國記者告訴我，CGTN已經製定計劃，替換被遣送回國的工作人員：他們將聘用一些美國記者來協助製作宣傳節目。
以目前的就業市場來看，他們可能不難找到人選。
華客網：中美互相驅逐記者，誰的損失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