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985博士 經歷十年滑落

2025年，貴州出租屋的舊沙發上，37歲的李空蜷縮成一團，手機裡招募APP上「已讀未回」的求職清單越拉越長。國外留學、國際計畫、訪問學者──這些曾經讓他引以為傲的領域，如今成了「高不成低不就」的尷尬註腳。

李空，是他給自己的藝名。這個名字曾在國際基金會的駐華工作人員中頗為好用，或許連他​​自己也隱約覺得，用真名站在這裡並不那麼踏實。

手機另一端，博士同學的動態不斷刷新：大學教授、國企研發骨幹，個個握著穩定的事業與家庭。相較之下，李空的現實顯得格外單薄──沒有學位，沒有穩定的人脈，也沒有一份能被清晰界定的工作。近十年累積的關係網絡，幾乎全部鎖在早已退場的基金會專案之中，而他本專業機械工程的知識，也早已生疏。

從博士退學，到國際基金會計畫中斷，李空的困局，並不是「一手好牌打稀爛」的個人選擇。十來年前，985、讀博、工科、英語好，85後的李空在面對職業選擇時，那些曾被視作「更開放、更國際、更有前景」的路徑，在時代窗口中一度成立，卻在後來環境的驟然變化後，迅速失效。當工程終止、體系撤離，留下來的，是一群難以回到原有軌道、又尚未真正落地的人。

時代曾經給他打開一扇窗，又迅速關閉──他成了一個工作經驗失效的人，和一個被迫重新學習如何謀生的人。

去美國，去光明大道

2013年，985高校機械工程博一在讀的李空，正處於高校科研體系的高壓期。 「唯論文」「唯項目」的評估標準像緊箍咒，實驗室預約難、數據誤差反覆糾纏、論文格式修改沒完沒了，墨守成規的節奏，讓他對未來的路感到模糊又不安。

同時，學院內部的隱性門檻也逐漸顯現。能否擁有一段「海外留學」或「訪問學者」的經歷，仍被視為博士畢業後留校、進入更好平台的重要籌碼。

一次偶然，李空在網路論壇上看到國際公益計畫志工招募，憑藉紮實的英語基礎，他發出郵件，很快收到回覆。按照通知，他來到一處位於居民小區裡的“辦公室”，面試不到十分鐘便被錄取，負責外國專家與基層群眾之間的溝通工作。這份工作沒有報酬，卻第一次讓他感到，自己正被一個體系迅速接納。

那是李空第一次接觸基金會，也是第一次參與校外的線下計畫。當時他只知道，這些工作與愛滋病、肝炎、結核病等疾病的防治有關。 「一開始我對這些疾病了解不多，只是覺得能幫到別人就很有意義。」在一次基層宣講中，他不停地把與會者的發言翻譯成英文，講給國外專家聽，一下午幾乎沒喝水，也沒離開座位。

來自偏遠地區農村的患者講述著就醫、用藥的困難，那些具體而瑣碎的現實問題，與實驗室裡反覆校準的數據形成了鮮明對照。在這裡，語言能力、溝通效率與臨場反應，立即轉化為價值。

李空的這些感受，某種程度上也被當時的環境所加強。 2010 年後，政策導向與輿論環境普遍鼓勵青年“走出去”，對接國際資源，“國際化經驗”被視作優質發展路徑的一部分，甚至被默認為科研與公共領域的加分項。在這樣的背景下，從實驗室轉向國際項目，是理所當然、順勢而為的選擇。

隨後幾次，李空跟著基金會團隊走訪鄉村醫療計畫。 「在農村，村民們會拉著我的手，問我很多問題，那種感覺是在實驗室裡面對數據和不知道哪裡出錯的操作步驟，永遠體會不到的。」李空在農村長大的身份，讓他很容易融入這樣的環境。與國際專家討論永續發展方案，英語能力讓他在溝通中如魚得水，很快就成為志工中的核心成員。

（去研究和進行專案的農村）

這不是偶然的誘惑，而是時代拋給李空的「最優解」之一：部分國際基金會偏好「高學歷、英語好、貧困出身」的青年。高學歷能對接國際專家，英語好保障溝通順暢，貧困出身則讓他們更容易貼近基層項目，人力成本還低。李空恰好踩中了所有「價值點」：博士在讀的學歷、紮實的英語功底、農村長大的背景，幾乎是為這類計畫「量身定做」的人選。

李空很快就脫穎而出。他憑藉著英語能力，只是填了一個英文表格，就獲得了去泰國參加基金會組織的國際會議的機會。

那是李空第一次出國，要和導師請假，要藉用集體戶口去辦理護照，還要提供一系列的學籍證明去辦理簽證。他第一次搭飛機，飛到廣州，再轉機到曼谷。簡直像是一場冒險。當他終於從曼谷的機場出來，親眼看到那麼多外國人，親耳聽到亞洲面孔的人們說出不同口音的英語時，像置身於一場被時代加持的冒險，一切來得如此輕鬆，甚至不需要再做額外努力，只需要順著這條路向前走。

李空的生活一下子豐富起來。在接連參加了幾次國際會議之後，在國內，他只是一個普通的博士生，但在國際舞台上，卻能和各國專家平等地交流。這種「被看見」的感覺讓他愈發渴望逃離科學研究圈的枯燥。

領事館也邀請他去參加活動，並請他翻譯給在場的其他非政府組織小組的朋友。隨後在領事館的幫助下，李空意外地申請到了去美國做三個月訪問學者的機會。這在以前是想都不敢想的。

在讀博初期，導師作為訪問學者去英國一個月，可以帶一位助手。就這麼一個名額，讓研究室的十幾個碩博暗搓搓地送禮、表忠心，就差當面鑼、對面鼓地爭搶起來。如今李空卻可以在美國待上三個月，還報銷來回機票、安排接待家庭等。這種「不費吹灰之力」的上升，更讓他對科學研究路徹底失去耐心。

當李空向導師請假去美國時，遭到了激烈反對。導師拍著桌子，「你以為你是誰？說請假就請假。實驗做完了嗎！數據理想嗎！」更不用說那些同門開始孤立李空。甚至一開始有學妹聽說李空又要出國，本來請他幫忙買個奢侈品包，也改口說不麻煩他了。

（入住美國寄宿家庭時拍的照片）

“被學校踢出門”，推了李空一把。他原本申請休學，沒等批准就先去了美國，最後因超期未歸、未補假，被學校依規定作退學處理。

收到退學批准時，李空很害怕，但他已經沒有回頭路。不是他“沒規劃”，而是當時的環境裡，“國際化經驗”和體面光鮮劃等號，所有人都覺得，跟著NGO和基金會的專案走，就能拿到國外留學機會。這種環境和現實的兩重疊加，把李空一步步推上了那條「光明大道」。

在時代裡的漩渦裡，編報告

隨著參與計畫的增多，李空注意到，國內鄉村疾病的控制效果比以往更明顯，例如乙肝的疫苗普及率更高，但更明顯的是和乙肝、愛滋病控制有關的資訊普及。這些變化當然離不開國內醫療體系的發展與努力。

李空和一些農村的因為輸血感染愛滋病毒的婦女一起，爭取到了低保。並因此改變了幾百人的生活狀態。那是李空的人生中特別有成就感的時刻。但這份成就感，其實是被基金會的報告體系「美化」後的結果。

李空的核心工作不是解決實際問題，而是「編報告」。

境外基金會需要向捐贈方提交規範的量化報告。李空的任務，就是把基層零散的資料整理成符合國際標準的文檔。幫愛滋病人爭取低保後，實際只有20多戶成功申請，報告裡卻要寫成「惠及百人」；沒有真實計畫推進時，他也能在有限資料下，把報告補充得邏輯自洽。但李空並不能確認這在基金會項目中是一種普遍情況。這種「編報告」的本事，也讓他在退學一年多後，透過中方合作小組申請到了基金會資助的就讀加拿大計畫管理碩士名額。

2016年加拿大留學，成了他高光時刻的頂峰。

學費、生活費全由基金會負擔，語言無障礙，還能繼續參與國內NGO計畫拿月薪，休息日四處遊玩。

（留學時和同學在一起）

在那段時間裡，一切看起來都在驗證他的判斷。英語能力、國際會議經驗、規範化報告寫作，不僅被需要，也不斷得到正向回饋。專案推進、留學經驗與個人履歷，彼此疊加，構成了一條看似清晰的上昇路徑。

直到後來，李空才逐漸意識到，這些被反覆證明「有用」的能力，高度依附於基金會這一特定平台。國際報告的寫作對象，是捐贈者；專案評估的邏輯，是國際體系內部的標準；所謂“國際視野”，也建立在既定的協作網絡之上。一旦離開原有體系，這些能力是否能夠繼續被識別和認可，這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當時的外在環境是否仍在成長和擴張。

相較之下，真正決定專案能否落地的，往往是另一套能力：熟悉鄉鎮政府的對接邏輯，理解地方執行節奏，處理村莊內部的人際關係。這些工作，更多由長期紮根基層的NGO 人員完成。李空並不擅長這些內容，他對國內社會的具體運作方式，也在不斷外派與流轉中逐漸生疏。

李空的父母是一輩子勞動的農民，聽說他去美國、去加拿大，只高興地問，「是學校安排的嗎？」李空沒法跟父母解釋。後來李空回頭看，覺得那份無法言說的尷尬，早已預告了未來的崩壞。

《境內活動管理法》，和窗口外的懸崖

2017 年，李空在加拿大的專案管理碩士即將結束。按照先前的節奏，他提前兩個月向基金會申請繼續深造的支持，希望能延續這條已經被驗證過的路徑。但這一次，他收到的回覆是拒絕。理由並不複雜：基金會無法繼續承擔新的資助。

（利用假期去參加的聖誕節）

起初，李空並未意識到這意味著什麼。在他的經驗裡，專案節奏時快時慢，資助調整也不罕見。他仍依照既有計畫完成學業，同時嘗試尋找過渡性的工作機會，希望能在體系內繼續週轉。

隨後，變化開始變得具體而連續。原本對接順暢的國內項目逐漸停擺，一些合作方不再回應，部分項目被要求暫緩或調整。直到那時，李空才得知《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外非政府組織境內活動管理法》實施，基金會在華的運作方式發生了明顯變化，不少基金會撤離中國，在華項目隨之終止。

這個消息像驚雷，炸碎了李空的全部規劃。基金會的推薦信、資金支持突然全​​部失效，每個月的薪水也戛然而止。他正在推進的留學申請，成了無源之水。

他嘗試聯繫先前合作的國際專家，對方告知需透過合規登記的中方機構對接，而他所在的NGO早已停止運作。

繼續留在海外，缺乏新的資助與身分支持，而回國，自己賴以生存的所有經驗都失效了：他的核心技能「編國際報告」沒了用武之地；長期脫離國內社會，他不再習慣國內職場；近五年沒接觸機械工程，本專業的路也徹底堵死。

那條依賴國際基金會的平台路徑，在不知不覺中失去了繼續向前的條件。當李空意識到這一點時，他已經站在窗口之外。

“上次有個海歸過來應聘，結果連村裡的宗族關係都搞不懂”

2018到2019年，他在泰國找了個過渡性職位，靠著熟人關係勉強立足。但他的“國際經驗”，在泰國的本地組織裡，成了可有可無的點綴。

李空不能一直留在國外。他回國後徑直去了成都，找昔日一起做專案的老夥伴張姊聊聊，或許能尋個機會。

張姐沒什麼學歷，但紮根基層十幾年，最懂村民的需求。李空約張姐在城裡的咖啡館見面，張姐拒絕了，說自己在鎮上忙著。李空找到她時，她正在鄉鎮衛生院對接某個疫苗普及項目，辦公室堆著一疊村民健康檔案，還沒錄入電腦。

張姐帶著點無奈地告訴李空，現在人工智慧越來越強，寫報告不再是難題。缺的是能蹲在村裡跟老人掰扯明白政策的。旁邊正在整理檔案的年輕人插嘴，現在做專案要跟鄉鎮政府對接，要跟村委磨合，光會說英語沒用。上次有海歸過來應聘，結果連村裡的宗族關係都搞不懂，待了一週就走了。

離開時，李空透過沒關嚴的門，聽見張姐跟同事說，「可惜了，非要往外面跑，把自己跑迷路了。」李空不服氣，他覺得自己好歹是從國外回來的，見過所謂的大風大浪。

李空又聯絡當年的博士同學。見面時，博士同學直言，李空當年追求的那些，說白了就是吃了政策紅利，基金會撤了，那些經驗自然就沒用了。

後來，李空又試著聯絡了幾個當年一起做基金會專案的夥伴，有人已經透過結婚移民國外，回覆得很敷衍；有人轉行做了電商，跟他吐槽「現在生意不好做」。不是個人不努力，而是經驗失效，所有體係都不再接住他。

李空真的慌了。

國內“流浪”

實際上在接下來的幾年裡，李空一直沒有告訴父母，為什麼自己沒有回到內蒙，而是堅持在南方生活。不告訴父母真相，不只是怕失望，更不敢承認：自己一直都在「流浪」。

李空嘗試投遞了幾份涉外企業的行政職缺。在面試中，他憑藉著流利的英語和國外學習的經驗，獲得了面試官的初步認可。但當面試官問及「如何處理國內企業的跨部門溝通問題」時，李空尷尬地笑了。李空發現，自己很難給予令對方滿意的答案。他熟悉的是國際計畫的報告流程，僅具備國際經驗，卻無法清楚說明，一個計畫在國內如何真正落實。

李空也嘗試回到本專業。投遞了一些與機械工程相關的崗位，但他的履歷同樣缺乏競爭力，對方一看到他「博士退學」的經歷，再聽他說已經多年沒接觸過專業知識，技術路徑已和應屆或持續從業者不再一樣。都直接拒絕了。

（如今的住處）

李空住的出租屋的房租一漲再漲，他不得不搬到更偏僻的老舊社區，房間裡沒有暖氣，冬天只能靠電熱毯取暖，青菜、雞蛋和泡麵成了主食。他幾乎不和父母視頻，每次打電話都謊稱自己在“外地做項目”。有一次，母親在電話裡說“鄰居家的孩子給家裡換了新房子”，李空握著手機，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偶爾，李空會想重新考博，可翻開機械工程的專業書，那些曾經熟悉的公式和理論早已變得陌生，88年出生，今年即將38歲，以他現在的狀態，很難再去拼學歷。

2023年，李空到了貴州，這裡生活成本相對低，他接一些零散的翻譯活，勉強糊口，如今，他又不得不和人工智慧PK。

而那些曾經密集的會議、跨國溝通和專案週期，已經不再出現在他的日常中。

他並不否認，自己曾經站在一條看似向上的路徑上。那條路在當時確實成立，也真實地獎勵他。只是，當支撐這條路徑的條件發生變化，個人幾乎沒有緩衝的空間。回頭看，原本的學術軌道被中斷，而新的體係也未能提供他持續落腳的條件。

李空的故事並沒有在某個節點結束。它只是停在了現實已經改變、卻尚未被完全消化的地方。

（*文中配圖皆來自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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