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盛頓郵報》發表社評指出，習近平已習慣了西方領導人赴華後的低頭折腰，但德國總理默茨訪問北京時卻保持了清醒的頭腦。
《華盛頓郵報》發表社評《德國總理為與中國談判樹立了標準》，肯定了德國總統默茨訪問中國的表現。
文章說，習近平已經習慣了西方領導人赴華後的低頭折腰。但德國總理默茨上週訪問北京時，卻保持了清醒的頭腦——他公開批評中國操縱貿易的不正當手段，並拒絕屈服於習近平要求德國與美國脫鉤的壓力。
文章認為，與其他領導人習慣於回國後再發表批評不同，默茨直接在北京就地應對了兩國貿易關係中”不健康”的因素，包括中國國家補貼造成的產能過剩如何破壞自由市場競爭。
該社評認為，默茨的話既有分量，也承擔風險。中國是德國去年最大的貿易夥伴。公開批評一個對本國經濟如此重要的國家，需要真正的骨氣——而這正是川普政府一直鼓勵歐洲盟友培養的品質。
《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促進什麼法?
中國「兩會」期間，全國人大審議《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草案。台灣「鏡報」發表文章《中共<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就是對台統戰的法制化工程》，作者盧國隆指出，該草案核心意圖並非單純處理該國家內部民族事務，而是將對台統戰工作制度化、法律化，藉由「中華民族共同體」的話語，進一步推進對台政治體系，對主體性的結構性整合。
文章說，《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以「中華民族共同體」作為最高政治目標，並明確將兩岸交流、台灣同胞的認同問題納入其中，要求增進對「中華民族」的歸屬感與認同感。這是一種典型的“身份認同的重新建構”，企圖以法律作為工具，重新界定台灣人民的身份屬性。此種做法忽略台灣社會早已形成的政治現實：「台灣」是一個由人民透過具有合法性與正當性的民主選舉所構成的政治共同體，而非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民族單位。 《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實質上乃否定台灣人民對自身政治認同的自主選擇權。
其次，作者認為，《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將「促進兩岸融合發展」入法，顯示中共對台政策已由政策性統戰，升級為制度化、長期化的國家工程。未來不論是文化交流、青年往來、學術合作或經貿互動，都可能被賦予「促進國家團結」的政治任務。這將使交流活動失去中立性與對等性，而轉化為服務特定政治目的的工具。從民主政治的觀點而言，這不僅扭曲正常的跨國互動，也使台灣民眾面臨被納入對岸政治敘事的風險。
《華盛頓郵報》發表社評文章認為，與其他領導人習慣於回國後再發表批評不同，默爾茨直接在北京就地應對了兩國貿易關係中”不健康”的因素，包括中國國家補貼造成的產能過剩如何破壞自由市場競爭。
中共的勝利是歷史的必然?
《中國書評》(China Books Review)網站發表文章評論馮客(Frank Dikötter，香港大學人文學科講席教授及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高級研究員)新著《紅色黎明降臨中國：共產主義如何征服四分之一人類》(Red Dawn Over China: How Communism Conquered a Quarter of Humanity)。書評作者查特溫(Jonathan Chatwin，一位專注中國研究的作家和教師)指出，馮客認為，現有關於中共在國共內戰(1927—1949年)中取得勝利的文獻，大多沉迷於一個神話敘事：國家飽受”帝國主義列強”與”反動勢力”的勾結將旗幟，共產黨人透過打蔣、國分、反國、反民主黨」，以反國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的運動。
馮客在書中描述道，在中華民國時期的大部分時間裡，共產主義在中國是邊緣存在。這場革命並無草根基礎，黨依賴的不是意識形態的感召力，而是系統性的暴力。馮客將暴力呈現為共產主義革命的引擎，而非其副產品，這一本質被日益精巧的改革論述所掩蓋，異見者則遭到清洗。他將中共定性為道德破產的實用主義者。 “他們擅長，”他寫道，”一種非常傳統的權力追逐——以不道德的軍事策略壓倒對手……佯裝、撒謊、欺騙、撤退、出擊、逃跑、破壞;將一切視為達成目的的手段。”毛澤東1940年的文章《新民主主義論》承諾多元政治、公民自由和保護財產，在馮客看來，不過是精心設計的謊言。
長平觀察：戰敗日與解放日，打江山與坐江山
在馮客的解讀中，1945至1949年內戰後期共產黨的勝利，並非源自於更優越的社會理想或農民革命，而是不對稱的力量對比、蘇聯的財政與軍事支持，以及貫穿他對中共描述始終的不道德實用主義。紅軍1945年佔領滿洲，切斷了國民黨進入工業腹地的通道，將日本武器移交共產黨，並使中共得以從遊擊戰轉型為常規攻城戰，往往採用極為殘酷的戰術。 1948年長春圍城戰中，林彪下令將長春打造成”死城”，逾16萬人死於疾病或飢荒。 “長春的陷落是整個內戰中最重要的單一事件，」馮客寫道。 “它展現了鋼鐵意志，以及共產黨不顧平民傷亡、推行消耗戰的冷酷成效。”
華客|新聞與歷史：德國總理默茨北京之行不辱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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