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憂外患下，習近平把槍桿子當“救生圈”

近年來中國的政策走向呈現出一個耐人尋味的吊詭，經濟成長目標逐漸下調，軍費預算卻持續上升。 對一般社會而言，經濟是眾人的生命線; 但對執政者而言，軍事力量卻逐漸成為維持政權穩定的重要依靠。 當經濟動能不再提供治理正當性時，軍力反而成為領導人的救生圈。

高成長的終結，接受未來4%成長的新常態

這樣的發展趨勢在2026年的政策安排中表現得格外清楚。 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強在第14屆全國人大第四次會議中表示，今年發展的主要預期目標為經濟成長4.5%至5%。 這項數據較先前的「5%左右」成長目標下調，象徵官方已正式接受高速成長時代的終結。

事實上，中國對未來成長空間已有新的估算。 若要在2035年前達到人均GDP翻倍並達到中等已開發國家水平，未來十年只需維持年均約4.17%的成長即可。 換言之，4%左右的成長已被視為一種「可接受的新常態」。 這種政策轉向，反映出中國對未來經濟潛力的重新評估與校準，不得不將政策重心從追求快速成長，轉為接受制度化的穩定成長。

內憂外患下，成長引擎失速難以為繼

造成經濟減速的原因，源自於內外多重壓力交織。 對內，最顯著的是房地產市場的長期調整。 這具曾經帶動地方財政的核心引擎，如今已成為經濟的沉重負擔。 同時，家庭消費復甦乏力、企業投資意願下降及青年失業壓力，皆使內需動能持續承壓。

對外，環境同樣充滿不確定性。 全球供應鏈重組、美中科技競爭升溫及地緣政治衝突，使中國出口與產業發展面臨更多變數。 官員在解釋GDP目標時提到“為不確定性留有空間”，顯示官方對轉型陣痛採取了相對審慎且防禦性的態度，深知過去的成長紅利已難以為繼。

當經濟下滑，軍費仍逆勢擴張

然而，就在經濟成長目標下調的同時，軍事支出卻展現出截然不同的剛性。 根據2026年政府預算草案，中國國防預算達1萬9,095.61億元人民幣，年增幅達7%。

自2016年結束兩位數成長後，中國軍費增幅多年來始終穩定高於當年的GDP預期成長速度。 這反映出即便在經濟放緩的情況下，軍事現代化仍是不容放慢腳步的戰略優先事項。 在國際競爭升溫的情勢下，軍事力量被視為維護國家戰略地位與達成2035年國防現代化目標的重要工具，其優先序已然超越了單純的經濟發展。

槍桿子是領袖政權救生圈

若從中國政治體制的角度觀察，軍事力量的重要性具有更深層的製度意義。 中國長期強調黨指揮槍，軍隊並非單純的國家武裝力量，而是由黨直接領導的政治力量。 「槍桿子裡面出政權」不僅是歷史口號，更是執政者維持穩定的權力核心。 對執政者而言，掌握軍事力量本身，就是維繫權力最底層的保險。

這正是整個政策組合中最具吊詭之處，經濟發展是眾人的生命線，關係著就業、收入與社會穩定。 然而當經濟治理能力受到質疑、發展動能逐漸減弱時，社會壓力與民怨也隨之累積。 此時，軍事力量的功能發生了微妙的質變，它逐漸轉化為政權內部穩定的重要支撐。 當經濟無法穩定提供治理正當性時，軍力便成為領導人個人的救生圈。

軍事力量的功能在中國正在發生微妙的質變，它逐漸轉化為政權內部穩定的重要支撐。 （資料照片/美聯社）

陷入安全焦慮的資源循環

當發展無法持續滿足社會期待，政權便更容易傾向對安全與軍事力量的依賴。 於是，經濟減速與軍費成長之間，形成了一種潛在的負面循環，經濟壓力越大，內部安全焦慮就越高; 安全焦慮越高，軍事投入便隨之越多; 而軍事投入的增加，又可能進一步壓縮經濟轉型與社會發展所需的資源。

經濟減速與軍費成長並存，不僅是政策數字的對比，更是一種國家治理邏輯的映照。 當「眾人的生命線」與「領導人的救生圈」出現資源爭奪與優先序錯位時，這已不只是發展策略的調整，而是中國政權結構所面臨的深層矛盾。 未來中國如何在這兩者之間重新分配資源與正當性來源，將成為觀察其國家發展路徑最關鍵的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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