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兩會政府工作報告解讀經濟篇

今天我們來聊聊中國兩會政府工作報告，作為十五五的開端，讀懂這篇報告後基本上可以判斷出中國接下去幾年的走向。

在我們開始之前，讓我們都來想像一個畫面，某個週五的晚上，你加班累的跟條狗一樣，只想去小區門口那家足浴店按腳。結果走到門口，你發現全變樣了，

店門口掛著一塊不鏽鋼牌，上面寫著：「XX市城市健康服務集團‧社區物理治療中心」。

收銀台後面牆上是一塊更大的牌子：民生服務示範單位。技師穿著統一制服，前台接待態度嚴謹得像銀行櫃員。大廳貼著標準化價目表，牆角還掛著一張政府部門頒發的服務規範公示牌。你會不會直接原地發愣：「我是不是走錯地方了？」這還是我認識的那個招牌有點紅紅綠綠，還帶點土味兒，進門對我笑臉相迎，熱情似火的足浴店嗎？怎麼現在整的這麼「正兒八經」的？

這就是地方國資集團滲入足浴店的畫面。

不知道大家聽起來怎麼樣，年紀大一點的朋友，可能會猛然心驚，好像只是中國的大鍋飯時代進化版呀。對，你沒猜錯，我可以在這裡明確告訴大家，十五五的戰略方向，就是奔著人民公社時代去的。

回顧近年來中國經濟政策的變化，上述前景真的荒謬嗎？在過去十幾年裡，國有資本正進入越來越多的領域。這種變化並不是某一天突然發生的，而是在一系列政策調整與經濟環境變化中逐漸顯現出來，國家層級對於國有資本對於經濟穩定運行的重視，在近年來多次政策講話中被反覆強調。

2020年4月8日，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會議在分析經濟情勢時指出，要「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穩住經濟基本盤，落實好’六穩”六保’任務」。 （搜尋這個素材，配素材）這項政策精神後來持續體現在宏觀調控思路中，成為近年來經濟治理的重要調性。最初，人們習慣把國有資本與「關鍵產業」連結在一起，例如能源、電力、鐵路、通訊（這八個字做花字）等。這些產業投資龐大、週期漫長，而且往往與國家安全和基礎設施運作密切相關，因此由國有企業主導似乎理所當然。

然而隨著「讓領導者安心」在執行層面的愈發激進，國資的活動範圍開始向更多領域延伸。許多城市成立了各種類型的國資平台，例如城市營運集團、產業投資集團、城市服務集團、文旅發展集團等。這些集團的業務範圍往往非常廣泛，從基礎設施建設到物業管理，從商業運營到文化旅遊，再到醫療養老和社區服務，幾乎涵蓋了城市生活的多個方面。甚至連解決百姓一日三餐的餐飲業，國資開始強勢進入。而這種形式，對於一些國內的朋友來說，不但沒有引起警惕，反而是為政府鼓掌叫好。

以國資進入餐飲業以社區食堂為例，可能由某個城市服務集團運營，這種國營食堂對於民企來說的殺傷力是無限的，任何民營企業對於都無法和這種不計成本不計利潤的國營食堂競爭。

或許有人會問，那不是好事嗎？老百姓吃的便宜，國營背景又能讓老百姓吃的安心。但這真的是好事嗎？

我們只要稍微回顧一下人民公社那個年代，就知道這種計劃經濟國營企業，是沒有任何可能性長久並且不可能真正出現良性發展的，結果就是會到糧票那個年代。

同樣的場景數不勝數，例如菜市場的冷鏈物流由某個供應鏈平台負責，養老機構背後則是地方國資背景的健康產業公司。對老百姓來說，這些變化不會每天被注意到，但它們正逐漸瓦解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層面的每一項成就，迅速向上個世紀的人民公社時代狂奔。

當人們偶然看到一家有國資背景的社區服務機構時，最初或許會覺得有些意外。但當類似的例子越來越多時，這種意外感也會慢慢消失。

過去還放手讓老百姓管理的產業，現在國家也開始插手不讓你管了。某些曾經完全由民營小企業構成的產業，開始出現國營大型平台化運作；一些原本高度分散的服務領域，也悄悄被整合進更大的都市營運體系之中。

從政治角度來看，這種改變背後往往伴隨著一個關鍵字：穩定。無論是保障供應、控制風險，或是提高管理效率，政策目標通常指向同一個方向──百姓的一切都掌握在政府手中。那麼，當國有資本的邊界逐漸擴大時，市場空間又會如何改變呢？市場競爭會受到怎樣的影響？民營經濟未來又將處於怎樣的位置？

現在我們開始來解讀2026年兩會工作報告

一、政府工作報告中的“國資角色”

2026年政府工作報告中，一些政策表述再次被反覆強調，例如：“做強做優做大國有資本”、“提升國有企業核心競爭力”、“強化戰略性產業佈局”、“保障重要民生領域穩定”，這些表述已經不是第一次出現了，而是在近幾年報告中逐漸形成的一套穩定政策語言體系。它們共同指向一個持續強化的政策方向：在中國經濟結構轉型過程中，國家資本被賦予越來越重要的戰略角色。

從宏觀層面來看，這種政策取向與近年來中國經濟所面臨的環境變化密切相關。隨著經濟規模擴大、產業鏈複雜度提高以及國際競爭環境趨緊以及在改革開放中因為時代紅利而積攢財富成為新興中產階級對「私產」合法性有著越來越高的需要，對自身政治權力有越來越高的呼聲時，政策制定者自然會因為控制權的減弱而越來越強調「安全」和「可控」。

在這一背景下，國家希望在關鍵領域擁有更強的調控能力與資源分配能力。在許多大型經濟體中，國家資本在某些領域保持重要地位並不罕見。例如能源體系、金融系統、國防工業和糧食安全（花字）等領域，常被視為具有公共屬性或國家安全屬性。

在這些行業中存在著大型國營企業，本身並不構成特殊現象。然而，在中國當前的經濟結構中，人們越來越關注的並不是“是否存在國有企業”，而是另一個更關鍵的問題：國資的邊界究竟在哪裡。

回顧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產業格局，國營企業最初主要集中在所謂的「命脈產業」。

例如石油、電力、電信和鐵路等領域。這些產業通常具有投資規模龐大、建設週期長、基礎建設屬性明顯、市場進入門檻較高等特性。

在規劃經濟轉型為市場經濟的過程中，由國家掌控這些關鍵產業既符合當時的製度背景，也有助於保障國家能源安全、通訊網路建設以及交通體系的統一規劃。因此，在相當長一段時間裡，國營企業的主要角色集中在基礎產業和公共服務領域。

隨著市場化改革推動，大量競爭性產業逐漸向民營企業和市場主體開放，中國經濟在21世紀進入快速成長階段。製造業體係不斷完善，消費市場持續擴張，大量民營企業在輕工業、零售、餐飲、物流以及各類服務業中迅速發展，形成了高度分散且充滿活力的市場競爭格局。

在這一階段，國有資本與民營資本形成了一種相對清晰的產業分工，國資更集中於基礎設施和資源型產業，而民營企業則在競爭性市場中發揮靈活性和創新優勢。然而，隨著經濟結構調整、人民日益增長的政治訴求以及外部環境變化，國有資本的功能定位逐漸發生變化，開始從傳統的資源控制與基礎設施建設，向更廣泛的經濟治理與市場穩定功能延伸。

在地方層面，這種變化尤其明顯。由地方政府主導設立的城市綜合營運集團迅速崛起。透過整合城投公司、開發平台以及公共服務企業，這些國資平台逐漸形成多層資本營運體系，業務範圍不僅涵蓋城市基礎建設，也逐步向商業營運、資產管理以及城市服務業擴展。

在政策層面，如果看最新的2026年全國兩會政府工作報告，可以發現一個非常明顯的訊號：國家正在透過更大規模的財政工具和投資機制來穩定經濟。報告提出，將繼續實施更積極的財政政策，今年赤字率預計達到約4%，財政支出規模首次突破30兆元，併計劃發行1.3兆元超長期特別國債，同時安排約4.4兆元地方政府專項債，用於支持重大項目建設、化解地方債務和推動基礎設施投資。

從政策表述來看，這些措施仍然延續了過去的基本思維——既要把公有製經濟做強做優，也要繼續支持民營經濟發展，讓「國家隊」和「民間隊」同時發揮作用。但如果放在當前中國經濟結構變化的背景中觀察，這種分工正在發生微妙變化。

隨著經濟成長放緩、地方財政壓力上升以及外部環境不確定性增加，國資體系的角色逐漸發生轉變——從單純的市場主體，轉向更偏宏觀層面的「穩定器」。在不少地方，國資平台開始承擔更多投資任務，例如基礎建設、都市更新和公共服務項目。這些領域投資規模大、報酬週期長、風險較高，民營資本往往較為謹慎，因此國資平台被推到投資前台。

因此，今天許多地方國資的擴張，並不完全是傳統意義上的市場經營，而更像一種政策安排。地方政府透過國資平台進入多個產業，本質上是為了確保投資不斷檔位、公共服務不縮水，在經濟波動時期維持城市運作的基本盤。換句話說，國資平台正在承擔一種「托底機制」的角色。它既是投資工具，也是風險緩衝器。當民間資本收縮、市場信心不足時，國資平台往往被要求繼續投資，以維持就業、基礎建設和城市運作的穩定。

例如在房地產風險暴露時，一些地方政府會安排國營企業接手問題項目，繼續建設以避免爛尾；在基礎建設領域，如果民營承包商退出，國資平台也常承擔接續投資任務。從短期政策效果來看，這種「托底」確實能夠穩定局面。當產業出現下行壓力時，國資介入可以防止產業鏈突然斷裂，使專案和服務得以繼續運作。但從制度結構來看，這種機制往往有一個明顯特徵：進入容易，退出困難。

一旦國資平台進入某個產業並承擔穩定運作職責，如果未來選擇退出，就意味著風險重新回到市場體系。而在政策環境中，穩定通常被放在優先位置，因此許多原本出於應急考慮的介入行為，往往逐漸演變為長期結構。換句話說，一些臨時性的政策安排，可能最終固化為新的產業格局。

有朋友看到這裡可能會問，這和你之前的2026年經濟預測觀點不是一樣嗎？是的，觀點一樣，程度不一樣。看完政府工作報告後，我想和大家說，之後的五年國營企業會以光速發展，擠壓一切民營企業，國資會透過一切手段，包括「黃金股」的方式，控制所有民營企業領域。

可以正式宣告：人民公社已經回歸。

一個典型案例：菜籃子工程

近年來，一些城市推動農產品供應鏈整合，也就是所謂的「菜籃子工程」。

從2026年的政策導向來看，這類工程有明確的官方背景。 2026年全國兩會政府工作報告提出，要「完善重要民生商品保供穩價機制，健全現代物流體系，提升農產品流通效率，確保城市基本生活物資穩定供應」。

同時報告也強調，要透過財政投資和政策支持，推動農產品冷鏈物流、倉儲配送以及大型農產品批發市場建設。這些政策的核心目標是透過制度和基礎建設，確保城市居民能穩定獲得基本生活物資供應。

在傳統模式下，農產品從生產地進入城市消費終端，需要經過農民、批發商、運輸企業、倉儲企業以及零售商等多個環節。體系看似分散，但由於參與主體眾多，市場競爭充分，價格能依供需關係靈活調整。也就是說，過去的農產品流通體系雖然複雜，卻保持著強烈的市場活力。

隨著城市治理模式變化，一些地方開始透過國資平台建構統一的農產品物流與配送系統。地方國營企業建立大型冷鏈倉儲中心、統一配送網路以及集中採購系統，試圖將原本分散的供應鏈整合到一個平台之中。

從管理角度來看，這種模式確實具有優勢。政府工作報告中也提到，要透過“統籌重要民生商品儲備和調配能力”，提升城市在突發事件中的應急保障水準。

在極端天氣、疫情或運輸中斷等情況下，統一系統確實更容易調度資源，進而減少斷供和價格劇烈波動。

但在實際運作中，這種集中化供應模式也在改變原有市場結構。過去賣菜、運菜的生意由大量自營商、中小企業和批發商所構成。批發市場中競爭非常激烈，即使幾毛錢差價，也可能影響交易量。

正是這種競爭，使農產品價格能夠快速反映供需變化。而當供應鏈逐漸集中到少數平台手中時，市場格局開始改變：批發市場減少，小型運輸企業減少，部分農夫市集也逐漸納入統一配送系統。

當關鍵節點被統一管理後，市場競爭自然下降，價格形成機制也隨之改變。過去的規則是：誰效率更高、誰成本更低，誰就能在市場中生存。而在新的體系中，有些環節逐漸轉變為平台進入機制──只有進入平台體系的企業，才能繼續參與業務。對許多中小企業來說，即便具備成本或服務優勢，如果無法進入平台體系，也難以持續參與市場競爭。

對消費與就業的影響

從更宏觀的角度來看，這種變化也可能影響消費環境。

2026年兩會政府工作報告提出，要“把擴大內需作為長期戰略”，透過促進就業、穩定收入和降低生活成本來激發消費活力。

但消費成長通常依賴兩個前提：一是居民對未來收入的信心；

二是生活成本的可負擔程度。如果產業集中度不斷提高，中小企業發展空間縮小，就業機會可能減少；而在競爭減少的情況下，一些生活必需品的價格也可能缺乏下降動機。

在這種情況下，居民消費行為往往會更加謹慎。宏觀經濟學中有一個概念叫“需求不足型通貨緊縮”，它並不是生產能力不足，而是居民消費意願不足。當收入預期下降而生活成本難以下降時，人們往往增加儲蓄、減少消費，市場活力也會隨之減弱。

因此，「菜籃工程」所反映的並不僅僅是農產品供應問題，更折射出一個制度性問題：當政府和國資在民生領域的介入不斷擴大時，如何在穩定供應與維持市場活力之間取得平衡。

財政結構變化的背景

從更深層來看，這種變化也與地方財政結構調整密切相關。

過去二十多年，中國許多地方財政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房地產市場。土地出讓收入、房地產投資以及相關產業鏈稅收，構成了地方政府重要財力來源。

在城市快速擴張時期，這種模式推動了大量基礎建設。但隨著房地產市場進入調整階段，這種模式正在發生明顯變化。

2026年政府工作報告在分析當前經濟情勢時提到，要「積極穩健化解地方政府債務風險，健全地方財政體制，加強政府投資項目管理，提高財政資金使用效率」。

同時報告也強調，要「推動房地產市場止跌回穩，促進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這些表述反映出一個現實背景──房地產對地方財政的支撐能力正在下降。隨著土地出讓收入減少，不少地方財政收入成長放緩，而基礎建設維護、債務償還以及公共服務支出仍需持續投入。

在這種情況下，地方政府開始更加依賴國資平台參與城市經濟運作。為因應財政壓力，一些地方將城投公司、開發公司以及公共服務企業整合為大型國資營運集團，使其逐漸成為城市經濟的重要經營主體。

2026年政府工作報告中也提出，要「深化國營企業改革，提升國有資本運作效率，更好發揮國有資本在重要領域及關鍵環節的支撐作用」。在實際操作中，這意味著國資不僅承擔建設任務，也需要透過經營活動形成穩定收益。

因此，一些地方國資平台開始同時承擔城市建設與城市運作的角色。依托融資成本低、資源整合能力強以及政策支持，這些平台逐漸進入更多原本由民營企業主導的產業，如商業開發、產業園區營運、物業管理和社區服務等。

從地方政府角度來看，這有助於穩定投資規模並為財政創造收入來源。但從市場結構角度來看，國資平台的大規模進入也在改變競爭格局。當一個產業同時面對融資成本更低、資源更集中且具有政策優勢的競爭者時，中小民營企業往往更難維持原有的生存空間。

二、國資圍剿

在這樣的結構變化中，民營企業所處的市場環境也正在悄悄變化。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成長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民營經濟的發展。大量中小企業透過價格競爭、效率提升和靈活經營，在餐飲、零售、物流和社區服務等行業形成高度分散但充滿活力的市場生態。

宏觀數據也反映出民營經濟的重要角色：民營企業貢獻了超過一半的稅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術創新成果以及80%以上的城鎮就業。

因此，2026年政府工作報告在談到經濟發展環境時，多次強調要“優化營商環境”“依法保護民營企業產權和企業家權益”，同時明確提出要加快推進《民營經濟促進法》立法進程。

從政策表述來看，這些目標旨在透過制度保障穩定民營企業預期，增強市場信心。但如果放在近年來經濟結構變化的大背景下觀察，現實中的市場運作方式也在改變。其中一個重要變化來自監管環境。

過去幾年，「反壟斷」「反不正當競爭」成為監管體系中的高頻詞。從原則來看，這類監理措施本身就是維持市場秩序的重要手段。但當監管細到骨子裡時，市場的玩法就變味了，尤其是對「價格」變得極度敏感。現在要是哪家企業想靠便宜好用、低價搶市場，立刻就會被盯上。監管的口袋裡裝滿了各種帽子，例如「惡性競爭」、「擾亂秩序」或「價格違規」。說穿了，民企要是靠經營靈活、把價格壓下來讓利給老百姓，勢必會衝擊國資平台那一套高價體系，直接挑戰了國企對定價權的絕對掌控。

結果就是，市場形成了一種讓人喘不過氣的「價格默契」：誰要是敢降價搞實惠，誰就是踩紅線。企業定價時，第一個反應不是看消費者的錢包，而是看監管的臉色，怕挨罰。當「價格競爭」這個武器被繳械後，拼的是誰的後台硬、錢多了。不用想也知道，自備行政光環、腰包鼓破天的國資集團穩坐高地。它們能靠著海量資金收編整條產業鏈，用錢和公權力築起高​​牆。民企原本賴以生存的彈性和價格優勢，在這些「硬槓」面前變得不堪一擊。面對這種既當裁判又當運動員、還沒完沒了砸錢的國資對手，民營經濟的生存空間被全方位擠壓，正面臨著被邊緣化甚至直接被「請出場」的危機。

同時，中國長期推動的混合所有製改革也持續發展。 2013年，《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議題的決定》提出要「積極發展混合所有製經濟」。到2020年代中期，大量中央企業和地方國企已經完成不同程度的混合所有製改革。 2013年至2025年間，中央企業透過產權市場引進的社會資本規模累計達到數兆元。

2026年政府工作報告再次提出，要「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完善中國特色現代企業製度，提升國有資本運作效率，更好發揮國有資本在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的支撐作用」。若要「加速數位中國建設，推動算力網路佈局，完善新型基礎建設體系，推動人工智慧、大數據等產業發展」。

所以，在通訊、雲端運算以及數位基礎設施領域，民營資本與央企之間形成股權合作或策略聯盟的情況越來越普遍。隨著人工智慧和數位經濟發展，這種合作又進一步延伸到算力網路、人工智慧基礎設施和大型資料中心建設。

在這些領域，民營企業在技術創新方面具有優勢，而國有企業則在資金規模和基礎建設能力方面更具實力，因此雙方往往透過股權合作或聯合投資形成產業聯盟。這可不是「優勢互補」哦，從產業結構變化角度看，也意味著部分民營企業正逐漸從獨立市場主體轉變為寄生國家產業體系運作的市場保障或技術供應商。

同時，經濟環境的不確定性也影響民營資本行為。隨著成長放緩和政策變化，一些企業開始更加謹慎，減少擴張並增加現金儲備，一部分資本透過國際化佈局分散風險。

在一些產業中，地方國資平台也透過入股、併購或重組方式整合民營企業，這在基礎建設、環保工程、房地產和城市營運領域尤其明顯。在新的結構中，企業競爭越來越依賴資本規模、資源管道以及與產業體系的關係。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民營經濟促進法》的出台不僅沒有成為保護民營經濟的法案，反而會成為新的打擊市場結構逐漸向大型資本平台集中，而中小型民營企業的傳統競爭方式又受到越來越嚴格的監管約束。而中國經濟的未來已經不可避免地走向國有資本加被國有資本控制的民營寡頭聯合收割百姓的模式。

需求不足型通貨緊縮的循環

在這種結構變化下，一個「慢動作」的惡性循環就這麼轉了。

簡單說，老闆們對未來沒信心，就不敢掏錢投資；不投資，工作就少，大家的薪水漲不動，甚至還得擔心飯碗。老百姓一看兜里沒錢或怕以後沒錢，花錢就得摳搜點，結果市場需求就更蔫了。

有些經濟學家管這叫「需求不足型通貨緊縮」。這事兒不一定要表現為物價暴跌，更多時候是價格看著還挺穩，但大家就是不愛買東西，消費怎麼刺激都緩不過勁兒來。

在這一攤死水里，企業通常也不會想著用降價來促銷。一來，現在很多行當都被大平台管著，或者有「指導價」在那頂著，降價的空間本來就小；二來，就算便宜了三五塊，大傢伙兒要是對以後的收入沒底，還是會摀緊錢包。

最後的結果就是：表面上看，市場穩得不行──貨架是滿的，價格也沒怎麼變，但經濟已經循環不起來了。企業不想投錢，百姓不敢消費，這種狀態不一定會馬上爆發成什麼大危機，但它會像鈍刀子割肉一樣，長期消磨經濟的活力，讓增長速度一點點慢下來。

三、尾聲：諷刺的隱喻

於是我們回到文章開頭的場景：一家有國資背景的足浴店。你或許會認為這個場景只是一個隱喻，但我覺得，在不久的將來，這個場景不僅會出現，而且會比國資背景足浴店更荒誕。

對於中國經濟，因為其非純市場化特質，公權力滲入市場的方方面面，我看到很多人在說，鄧小平的改革沒什麼了不起，不就是鬆開了綁著老百姓的繩子嗎？各位朋友，我希望大家明白，要鬆開百姓身上的繩子，是一件多麼不容易的事情，國家要改變理念，工作方式摒棄家長式的專制，政府要承擔起嚴苛的服務精神，百姓不再是呼來喝去的對象，甚至我們政黨的執政地位都會因此受到威脅，百姓越來越富裕，基於對私產的法治似乎越來越高，因此受政治的權力，這似乎越來越富裕，基於私產的法治似乎越來越高。

所以，要民企有什麼用？要富裕有什麼用？一小部分人富裕起來了，就鬧成這樣。

別忘了，我們還有6億人月收入1000以下，9億人月收入2000以下。等到他們也富起來，中國還會多亂？

所以，去他娘的，掀了桌子，沒有什麼比世襲的江山更重要！

做一棵安靜的韭菜吧，我的朋友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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