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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穆:為何說中國的國都,決不可設在江南?

新聞 志豪 3周前 (05-08) 56次浏览

【導讀】地理深藏政治變遷之道。縱觀中國曆史,國都多在北方,此間道理何在?此文是錢穆先生針對彼時民國政府定都南京一事所發議論,卻對我們今天理解中國的政治地理具有啟發意義。錢穆認為,一個國家的立國精神,應該走逆勢,不可走順勢。一個民族,最重要的是求其能“動”又能“安”。中央政府是一國的頭腦指導中心,頭腦該擺在冷的地方,要曝露在外,要擺在大門口,擺在前麵,太溫暖是不行的。如果國家把營養和神智,都堆積在一個角落裏,就會導致人才和資源的局部臃腫和偏枯。中國隻要上軌道,就一定該把力量推向落後的內地去。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特此編發,供諸君思考。

我認為中央政府是一國的頭腦指導中心,頭腦該擺在冷的地方,要曝露在外,要擺在大門口,擺在前麵。

——錢穆

西方文化,從曆史轉動趨向言,先由希臘轉到羅馬,再從意大利移向西班牙、葡萄牙、荷蘭、比利時、法蘭西、英吉利、德意誌,而到今天的蘇維埃,大致是由小地麵移向大地麵,由溫帶移向寒帶,由低處向高爬。希臘是小區域的溫暖地帶,德意誌、蘇維埃是大麵積的高寒地帶,這是西方文化的地麵動態。

在中國呢?這一趨向卻恰相反。從黃河流域,以長安、洛陽為中心的漸漸移到長江,再由江浙移趨閩粵,正是由大地麵移向小地麵,由高寒地帶向低暖地帶滑下。西方如逆流而上,中國則順流而下。這一對比是極可注意的。

隻為中國地方大,經一次大變亂,人便向四麵跑,舊文化移殖到新園地上,又產生出新生命。中國曆史上每一次大亂,同時總留有幾塊幹淨土,留作新文化的處女地。讓舊的人才移殖,讓新的生機萌動。你若遊曆全國各城市、各鄉村、各名勝,到處有曆史遺跡,到處有文化紀念。即如山西大同,在南北朝北魏時候,那裏是政治文化中心,曾集結了很多人物,軍人、學者、政客、僧侶,都有出色人。

錢穆:中國的國都,決不可設在江南

這些地方在今日,是荒涼不堪了,僅作為我們憑吊之區。若大同是單獨的一個國家,單獨的一種文化,那是斯賓格勒的話確實有驗了。但在中國,各地區的盛衰興落,無害於大係統的文化之貞下起元,層出翻新。因此中國文化是勁氣內轉的,它能單獨跳出了斯賓格勒文化悲觀論的圈子外,而繼續生長,欣欣向榮,機運不絕。

但從大局麵上,中國文化之從大處高處冷處轉動到小處低處溫暖處,常是順溜的滑下,不能奮力的翻上,那卻是中國文化演進值得悲觀,至少是值得警惕呀!

我在對日抗戰期間,曾為此意,寫過兩篇文章,主張抗戰勝利後,國都決不可再設在南京。江浙沿海一帶,雖是今天經濟文化之重要地區,一切人才集中,然而像一樹繁花,已經開發到爛漫極盛之時,快該凋謝了。

我們從曆史教訓上,早宜積極尋找新生命,誘導成新力量,決不當苟安姑息,隻顧目前。而且一個國家,也斷不能使其內部顯然有兩種形態之對立。民國二十六年我由洛陽而長安,遊覽西北,一路看到許多農村社會的生活情況,已覺得中國大亂之將至。正如天空的氣候,一邊太熱,一邊太冷,雙方醞釀,一接觸後必然會發生大旋風。中國的內地西北和東南沿邊,在同一國家之內,卻存在有兩個絕不同的社會,經濟文化太過懸殊,這真是一大問題。

近代中國人隻知沿著順勢,向東南沿海跑,這因東南沿海有許多引誘我們的東西。可是黃河中上遊,大陸西北,荒蕪已久。但那地方人民的血液,還是我們古代漢、唐的遺傳,本質上並不比東南沿海的人差,或許會更好些。若我們能從經濟文化上再加培植,再加開發,一定仍能到處發揚我們北方祖先寬宏的氣魄,雄偉的精神。這是找尋我們曆史文化新生命的主要路向。

我們的文化新生,決然當由我們內部自身來,不可能從外國西洋來,這是很顯然的。

當時我第一篇文章,即主張抗戰勝利後應建都西安。我認為一個國家的立國精神,應該走逆勢,不可走順勢。正如個人般,應努力向上,不該順勢滑下。中央政府在南京,全國知識分子經濟力量都集中向東南,西北本已荒廢,再加東南引誘力一拉,將更沒有辦法。在先是半身不遂,若不根治,到後必然會全體麻木。假使建都西安,由中央政府的領導,知識分子、經濟力量,便可倒拉向那一邊,逐漸移回一部分,好讓兩邊逐漸得平衡。漢、唐立國,便是如此般由東向西倒拖的,此刻則當由南向北地逆轉。

我寫此文後不久,美國華萊士來中國,他自新疆入境,他遇見中國歡迎使節,發表談話說:

“別人認為我從中國的後門進,實在我是從中國的大門進的呀!我經過了你們河西蘭州一帶,便想像到我們美國當年西部的開發。”

不錯,華萊士這番話,我實在非常讚同。

不久有一位朋友提醒我說,你主張建都西安,孫中山先生早曾提過了。在章太炎先生的文集裏,有一篇記載著孫先生與章先生的一夕談,文中記明談話的年月日。當時孫先生說:

“我們革命的首都應在武漢,此乃內陸中心,一呼百應。建國的首都應在西安,這是中國全國中心。將來要做一個亞洲的中國,則應該建都在伊犁。”

孫先生這番話,實在有氣魄,有遠見。從他話裏,可以指導我們有一百年以上的興奮和努力。

錢穆:中國的國都,決不可設在江南

我們統治著偌大一個中國,總不該專門注意在天津、青島、上海、杭州、福州、廣州那些專供外國人吸血的新都巿。應該同樣注意到察哈爾、綏遠、寧夏、新疆、青海、西藏以及滇西一帶廣漠區域。不該對這些大地麵視若無睹,認為無足輕重。我因此便寫了第二篇文章,再來強調我移都西北的主張。

我認為中央政府是一國的頭腦指導中心,頭腦該擺在冷的地方,要曝露在外,要擺在大門口,擺在前麵。頭腦所在,全部血液都向那裏輸送,全部神經都向那裏會合。頭腦不能安放在胸腹安逸處。太溫暖是不行的。假使像宋朝般建都開封,開封如人體的腹部,頭腦放在腹裏便昏昏然,血液也停滯了,不流通。

這樣便會生機窒塞。北京是契丹、金、元、滿洲建都所在,就他們講,也是站在最前線,用來控製整個中國的。明朝建都北京,因為剛打掉蒙古人,也是針對著敵人的最前線。今天中國的敵人已非日本,而是蘇聯。照對外形勢講是如此,就對內實情說,所麵對的問題,也是西北重於東南,內陸重於沿海。我們該將中國經濟文化來一個大對流,南方人該盡量向北方搬,三五十年後,中國自然有辦法。

現在的中國,是血脈不流通,神經不健全,營養和神智,都堆積在一個角落裏,臃腫了,偏枯了。要使人才移流,中央政府要領頭向前跑,政府更該要接近國內大多數想接近政府而無法接近的民眾,卻不必刻意專接近蘇、浙、閩、粵沿海一帶人。他們自身有能力,自會向政府接近。目前西北是太落後了,政府又遠離他們,他們也沒有力量來接近政府,那終非好現象,終非好辦法。

我們應該知道,北方人還有潛力存在。拳匪之亂發生於山東、河北,今天的共產黨,也是到了延安後,把種子散布到北方農村,才始壯大起來的。今天的東北人,也大都是山東人移去,他們都是強韌能動,有活力。北方人本質上哪裏會差過南方人,隻是文化經濟環境埋沒了他們,壓抑了他們。

從前唐朝時,江西人開始興起,那時期從北方到廣東,都經由江西贛江流域。廣東為沿海大口岸,江西是一條南北交通要道,行人往返不絕。我們讀王勃《滕王閣序》,直到韓愈的《滕王閣記》,便可想見當時之盛。文化隨物質文明而提高,江西文化之提高,也是有它的背景的。但物質文明發展到一相當階段,文化便不再在此地滋長。所以成為政治中心如北平,商業中心如上海,在那裏便不大產生人才,僅隻是各地的人才匯向政治商業的中心跑。其地成了中心,便不再出人才。即小可以見大,可見一地區發展到某一階段便易停滯不前。人才也萎靡了,機運也窒塞了。

又如,一個人總不可住在十字街口衝要去處。理想的居住地應在郊區。交通要便利,容易去熱鬧處,而回來又有安靜環境休歇,如此可以刺激見聞,創辟事業。若住得太僻了,和繁盛地區遠隔了,往返不便,即成孤陋寡聞,也不行。唐代的江西,便是退可安、進可動的好環境。黃巢造反,也是走這條大道,直去廣州。直到五代,中國亂,四方人士逃避上廬山的很多,正因其在鬧中取靜,近交通大道而又僻陋可安,一時廬山成為避難的文化中心,影響到北宋。清代去廣東的南北通道,不再經江西,而轉由湖南,於是湘江流域變成交通要道,這樣,在那邊又產生了不少人物。

據此一例,可見地靈則人傑,文化和人物興起是有它的外在條件的。今天的西北大陸,隻是地理上的氣運變了,不是在那邊人的本質上有何弱點。地理氣運是人事形成的,不是先天命定的。一個民族,最重要的是求其能“動”又能“安”。今天中國,全為西方商業吸引,大家都跑向海邊。但一到海邊,便沒有地方可走,粵人便向南洋海外跑。這亦是一種開創精神,對國內經濟並有甚大助益。但究竟在外國境,非自己的殖民地,政府不能好好護養培植,如是則不免把民族精力在許多處浪擲了。許多天生的人才也白費了。

實在今天的中國人,應該拉過頭來,向內地跑,跑向內地,一樣有發展,而內地人連帶興起刺激。而且中國人今天向內陸跑是主動的,向海邊跑是被動的。在國家的立場,至少該用些力量,引導文化經濟逆轉的跑回黃河流域,由此繼續向西北前進。在這裏,我們一定可以得到新刺激,一定可以產生新力量,並使國內各方麵發展平衡,而得到竟體壯健的現象。

清朝到末年,西洋勢力已侵入沿海一帶,所以在國內平衡上還沒有出大弊病,還是依賴當時的考試製度。例如甘肅省,毎年仍有十五至三十個進士定額,配給他們參加政府,這樣還可維係當時甘肅人在全國的比重。民國肇建,孫中山先生雖亦提倡考試製度,實際此製度已不複存在。於是文化愈落後的地區,愈不出人才;人才愈不出,文化愈落後。而那些地區的經濟也遂更無辦法。人才、經濟均集中東南一角,於是中國的真病,乃逐漸由遠離東南的西北地區暗滋漸長,由甘肅蔓延向陝西、河南,而逐步侵蝕皖南,到蘇北,像一個箭頭,由西北大陸向東南沿海發射。依此一條線,再向兩旁推廣,愈推愈廣,幾乎布滿了中國整個的大陸內地。國家從不注意這現象,這趨勢,不想法使西北與東南發生對流,力求平衡。文化、經濟都隨著足定,無法通流。一個舞台已崩倒了半個,在那半個舞台上酣歌醉舞的,卻不知快要整個的垮台了,那真是怪事!

近代歐洲人,正為發現了新大陸,不斷向外跑,天天有新刺激,所以天天發生新力量,到今天全地球各地區都給他們跑遍了。歐洲人從發現新大陸以來的這一股力量,現在也慢慢兒要衰頹了。今天中國積衰積弱,不可能向國外跑,中國的將來,決不可能追隨已往的西洋成為一向外侵略的帝國主義。中國的新天地,就在中國之本身內部,回過頭來,向內地跑,不僅如華萊士所說的像美國人開發西部般,我們卻還兼帶了恢複曆史上漢唐精神的一種更要的意義。那是迎接中國文化新生一條唯一可走的路。

長江一帶,尤其是長江下遊,氣候暖,地方小,人口多,那是今天我們的十字街頭,一切像在動、在亂、在擁擠、在衝撞,已像無轉身餘地,不容易再產生大氣魄、大力量的人。隻是開著窗口,接受一些外麵空氣是適合的,卻沒有元氣淋漓。不能希望在此地區來旋乾轉坤,挽回氣運。我們該再來複興北方,重新開辟黃河水利,來解除今日黃河的災害,黃河就可重成為中國之大利。北方人便可再跑上舞台扮演新腳色。

再舉一例言,黃河在包頭的一段,很早便是中國人的活動區。秦時包頭附近,便辟有四十三個新縣,大量移民,引水灌田。上流的水利用了,下流的災害也自然減少了。以後中國曆史上,很可以看得出,包頭在中國人掌握中,黃河的水害就小;包頭在匈奴乃至蒙古人掌握中,黃河的水害就比較大。這原因不難想像。長江所以沒有大災害,因為四川是一個農業區,四麵引水灌田,水在上流即疏散了。逮其過三峽後,又有洞庭、鄱陽等水庫存儲,泛濫自少。此刻試問,目前的包頭,何嚐不可大大振發呢?

再如經徐州到開封,今天是一片荒涼,從前卻很繁盛,這是隋唐運河的經流地帶。這一地帶從古出過許多的奇才異能,大哲學家莊周、老子,大政治家張良、謝安之類,這是無人不知的,其他的例很多。正為古代在這一帶是湖澤水流,交錯曆落的。黃河、淮水,都可藉以蓄泄。現在則幹枯了,再不是文化人才的理想園地了。但試問目前的這一帶,又何嚐不可大大地振興呢?今天的中國,如此般荒蕪的何啻一大半。長江、珠江流域的人,素質上實不及較古的黃河流域,無論體魄毅力均遜。近代的中國,由南方人沿海人領導,至少該使北方人內陸人追隨。到得他們追上了,那就是中國之又一度的文化新生,那即是新中國新生命之再度成長,至少也是為目前中國弭息災亂急需注意的現實問題。

所以今天而後,中國隻要上軌道,中國人一定該把力量推向落後的內地去。

如孫中山先生的預言:從武漢到西安,再從西安到伊犁,必須解決此北方西北方落後的間題。唐代的敦煌文物,不是我們現在仍在向世界誇耀嗎?魏晉南北朝時西域出了幾許佛學大師名德高僧,可見新疆人也不是沒有出息的。若我們自已在鄙視自己人,中國將永不得安寧。縱使沒有外患,依然仍會有內憂。中國的現實問題,主要的顯然在內地,不在外國。中國的曆史教訓,主要的也同樣在內地不在國外。大家往內地跑,文化可以流動,個人精力也可以發泄。在文化集中地區,毎個人重現實,少想像,不大會引生大理想。到一個落後新地區去,才有想像,才能創造,才能發展。今天的中國,實在是隻有沿海一圈,沿江一帶。

田園將蕪胡不歸,讓我們自己認識了自已的舞台,再來扮演自己的角色吧!

(素材來源/水煮曆史 編輯/趙陽 江北新區融媒體中心)

中華文化新聞網:錢穆:為何說中國的國都,決不可設在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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