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官場近年正面臨嚴峻的系統性困境。 過去，中國官員習慣依賴大舉借債與大興土木，來衝刺經濟數據，以此作為升官的跳板。 然而，隨著中國經濟放緩且地方債務居高不下，中共當局開始嚴懲這類勞民傷財的行為。 這種政策轉變使得許多中國官員陷入拚經濟恐因債務面臨調查，不作為又會被懲處的兩難之中，進而引發基層消極怠工或數據造假的亂象。
《華爾街日報》27日報道，昔日政治新星、前山東省淄博市委書記江敦濤的政治起落，正是這場官場風暴最具代表性的案例。 江敦濤於2019年上任後，大舉舉債投資高階製造與夜生活經濟，其政策成功讓淄博在2023年憑藉燒烤熱爆紅全國。 當時中國官媒曾大肆讚譽其大膽親商，他也因此屢獲升遷至重慶市副市長。
然而，這些政績背後卻是瀕臨崩潰的財政。 到了2022年，淄博市的債務暴增至約1,080億元人民幣，足足是2018年的2倍。 今年4月，國家當局指控他“急功近利、盲目蠻幹”，在未經適當評估下濫設基金與大搞面子工程，最終將其開除黨籍並移送法辦。 他昔日宣稱「不舉債的政府是不作為的政府」的理念，如今成為抵觸北京永續成長政策的鐵證。
江敦濤的落馬加劇了中國官僚體系內部的恐懼。 為求自保，中國官員出現兩種極端的因應方式。 部分官員抱持「多做多錯、少做少錯」的心態，消極怠工並故意推遲決策，只為等待高層發出更明確的指示。 另一方面，為了迎合上意且避免承擔風險，部分官員則大搞虛假的面子工程與資料造假。
例如，中國西南部某副市長為求速效，盲目批准鈦金屬廠，導致大量協議最終無法落實; 中部耒陽市官員則浮報嬰兒推車工業園區的產值，對外號稱有60家企業進駐，實則不到5家。 官方數據顯示，去年中共當局就懲處近16萬名涉及政策不作為、魯莽或欺瞞的官員，人數較前一年暴增16%。
分析家指出，基層無所適從的另一個主要原因，在於北京近年將硬性的經濟成長指標，改為「高品質發展」或「改善企業信心」等軟性目標，這些模糊的政策口號讓基層難以量化與執行。 面對基層的混亂與癱瘓，中共當局目前的解決方式，是進一步加強思想教育，派出中央指導組四處視察，並發布明列72種正面與74種負面行為的規範指南，試圖強硬逼迫黨員順從執政理念，而非僅專注於保護自身的仕途利益。
江敦濤在擔任山東省淄博市委書記期間，舉債投資高階製造與夜生活經濟，其政策成功讓淄博在2023年憑藉燒烤熱爆紅全國。 （法新社文件照）
華客|新聞與歷史：地方債反噬 中國官員陷“多做多錯”恐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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