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部內部“起火”，美國主流媒體的變革時代 https://t.co/SeAwJyec5z
— 紐約時報中文網 (@nytchinese)
June 9, 2020
2014年8月14日，密蘇裏州弗格森市的韋斯利·勞厄裏(Wesley
Lowery)從睡夢中醒來，被警察一把按在自動售貨機上的臉還在隱隱作痛。他還在想上哪找回他那雙帆船鞋的鞋帶，因為前一晚警察把他扔進拘留所時，把他的鞋帶收走了。那天早上8點半左右，他打進了CNN的晨間節目，一位主持人向他傳達了來自MSNBC的喬·斯卡伯勒(Joe
Scarborough)的建議：“下次如果有警察警告你，務必趕緊走開，因為外麵發生了騷亂，那麽，你可能還是照做的好。”
勞厄裏做出了憤怒的回應。“我想邀請喬·斯卡伯勒到弗格森來，別光是坐在洛克30號的辦公室裏喝著星巴克幸災樂禍，”他在CNN上說，並描述道，“催淚彈、橡皮子彈往我身上招呼，媽媽、女兒們在哭，一個19歲男孩邊哭邊跑，把他21歲的姐姐從催淚彈煙霧中拽出來。”
這位24歲的《華盛頓郵報》記者的情感爆發，在華盛頓惹來一陣白眼。但後來，勞厄裏在弗格森成為了一名咄咄逼人的高調明星，他在國家層麵塑造了一種不假矯飾的種族不公新視角。六年後，新聞行業幾乎沒有人再質疑勞厄裏的態度：美國警察的殘忍和欺騙，更甚於弗格森事件之前許多媒體的報道。
“我對一切的看法都不同了，也永遠不會再那麽做了，”在談到2014年與勞厄裏的對話時，斯卡伯勒這樣告訴我。“我應該閉上嘴。”
曆史瞬間並沒有一個清晰的開始和終結，但報道民權抗議的新方式，就像“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運動本身一樣，在弗格森的街頭得以整合成形。近距離以最直接的方式目睹白人權力建築對貧困黑人公民的暴行，塑造了一代記者（大部分是黑人）回到編輯部後對自己這份工作的態度。
而在2014年，他們有了Twitter這個強大的渠道。這個平台提供了一個抗衡他們的編輯部的砝碼，多年來，編輯部一直想在一個不成文規則下聘用黑人記者，那就是他們得對種族主義保持緘默。
如今，美國在始於2014年8月的洶湧浪潮中掙紮，那些規模最大的編輯部正試圖在說服盡可能多的受眾，讓他們相信其報道中立的傳統，和那些認為隻有明確的道德呼籲才能公正對待從種族到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等問題的記者之間尋找共通點。
最近幾天，這種衝突演變為對《紐約時報》的公開抗議，導致報社評論版主管編輯在周日辭職；《費城問詢報》的執行主編因“建築物也很重要”的標題辭職，並引發了其手下員工的憤怒；《匹茲堡郵報》也是如此。而勞厄裏今年早些時候的離職成為《華盛頓郵報》員工們默默忿懣的話題，幾個月前，由於在Twitter上發表了自己對種族、新聞和其他問題的看法，該報執行主編馬丁·巴倫(Martin
Baron)威脅要解雇勞厄裏。
勞厄裏告訴我，他認為新聞機構的“核心價值應該是真相，而不是給人一種客觀的感覺”，而他的觀點已經獲得了一係列勝利，其中很多都關於如何對種族問題進行報道。Twitter上的激烈批評使“充滿種族色彩”這樣的委婉說法被摒棄了。大型媒體逐漸尷尬讓步，開始更自由地——特別是在描述特朗普的行為時——使用“種族主義者”和“謊言”之類的詞。上周，在參議員湯姆·科頓(Tom
Cotton)呼籲軍隊進入美國城市的觀點文章激怒編輯部之後，時報承諾對評論版進行改革。
他們舉起了手
18歲的黑人小邁克爾·布朗(Michael Brown
Jr.)被一名白人警察開槍打死後，抵達弗格森的記者團的膚色，比美國大多數編輯部都要黑。這不是偶然，許多記者都主動提出要報道這則最先在Twitter上展開的新聞。作為剛上手的國會記者，勞厄裏問他是否可以參與《華盛頓郵報》槍擊事件餘波的直播博客報道，結果卻走上了街頭。當時27歲的亞米切·阿爾辛多(Yamiche
Alcindor)在Twitter上看到新聞，“認為《今日美國》應該去現場報道這件事”，就請求前往。當時35歲的阿基拉·約翰遜(Akilah
Johnson)是《波士頓環球報》記者，她在郵件裏告訴自己的編輯，“一座美國城市正在燃燒”，於是她也被送上飛機。35歲的克雷格·梅爾文(Craig
Melvin)是NBC通訊記者，他請求老板說，“教練，讓我上場。”當時27歲的倫伯特·布朗(Rembert
Browne)是體育和文化網站Grantland的撰稿人，在紐約布魯克林一家酒吧裏刷手機時，他突然覺得“我想做點什麽”，就買了一張機票。
“有大量黑人記者——大多數是年輕人——都深刻理解這個國家的種族問題曆史和警察暴力曆史，”《紐約客》的傑拉尼·科布(Jelani
Cobb)說，他曾在弗格森警察總部附近的酒吧慶祝45歲生日，在場記者中他是元老級。
他們的發現令他們自己都感到震驚：失去親人的憤怒市民有時會將怒火引向媒體，而警察的裝備仿佛是要上戰場。
“在美國居民區看到穿著防暴護具的警察，手持半自動武器坐在裝甲車裏——看到他們不把黑人當作公民、納稅人和值得保護的人，而是接近某種敵方戰鬥人員，真的太超現實了，”埃琳·海恩斯(Errin
Haines)在接受電話采訪時說，她當時在Fusion做記者，現在是The 19th的特約編輯。
8月18日，在經曆九晚騷亂後，弗格森警方實施了一項規定，要求抗議者不能隻是在一個地點集會。於是，阿爾辛多說，她隻能不停走動，采訪和她一樣疲憊不堪的抗議者。
“我不停打轉，後來才意識到這個規定根本是違憲的，這改變了我對報道的看法——讓我覺得自己必須質疑一切，包括我們的報道原則，”阿爾辛多在采訪中告訴我，她曾是時報記者，目前在PBS的節目NewsHour擔任白宮通訊記者。
警察很少會區別對待媒體及媒體所報道的對象。“他們根本不覺得我和抗議者有任何不同。我被到處推搡，警察拿槍指著我，就跟指著其他人一樣，”喬爾·安德森(Joel
Anderson)回憶道，他是BuzzFeed新聞派往弗格森的記者，目前在Slate擔任撰稿人和播客主持人。
編輯部的新壓力
在弗格森學到的一些教訓——關於種族和黑人記者的特殊經曆等等——延續到了下一個充滿挑戰的時代：特朗普上台，他充滿偏見的語言和策略打破了常規。其他記者也加入了黑人記者的行列，要求在編輯部裏和Twitter上報道總統時使用更直接的語言，少一些順從。
上周，這種模式仍在延續，時報員工掀起了一場不同尋常的運動，公開譴責科頓撰寫的專欄文章。公司內部組織“紐時黑人”(Black@NYT)的成員們在一個新的Slack頻道組織了這場運動，並一致同意拿出一份精心起草的回應。他們表示，科頓的專欄“危害”到黑人員工，其中一位參與者透露，這種措辭意在“專注於工作”和“避免被解讀為極端黨派化”。周三晚上7點30分左右，也就是在那篇專欄發布幾小時後，時報員工開始在Twitter上發布科頓文章的截圖，大部分都附上了類似的話：“發布這篇文章將使@nytimes的黑人員工處於危險之中。”紐約記者工會(NewsGuild)後來告訴時報員工，這種表述是受法律保護的言論，因為它關注的是工作場所的安全。“（那篇專欄）並不隻是觀點，它感覺就很暴力——是可能對人造成傷害的行動號召，”一位工會活動人士在談到科頓的專欄時說。
一位記者與我分享了時報員工寫給出版人的一封信，信中說，科頓傳遞的“訊息危害到我們的工作——不管在編輯部還是在評論版——也是對我們為公眾利益進行報道的道德和準確性標準的侮辱”。一位記者工會發言人表示，有1000多名時報員工在信上簽名，但他們的名字並沒有被公開或在內部分享。
這場抗議奏效了：報社陷入了內部危機，出版人A·G·蘇茲伯格(A.G.
Sulzberger)決定，不能再讓貝內特擔任評論版負責人，因為該版麵一再出現激怒編輯部的失誤。
貝內特承認，在那篇專欄發表之前，他並沒讀過，而時報上下都認為這一點是不可原諒的。周五，他在與近4000名員工的視頻會議上說，長期以來他一直認為，對於“一些想法乃至是危險的想法，正確的做法是將它們放到我們的平台上，讓公眾監督和討論，這是最好的方式，即使是危險的想法也是可以摒棄的”。但他說，他現在會自問，“這樣做到底對不對？”（貝內特拒絕與我進一步討論這件事。）
在同一場會議上，時報高層對員工的公憤表達了感謝，而當天晚些時候，時報在科頓的文章裏附上了編輯筆記，稱文章內包含“未經證實的”主張，其語調有“不必要的嚴厲”，而它根本不應該被發布。
雖然對科頓的文章感到憤怒的人主導了Twitter和Slack上的討論，占據了上風，但一些員工在私下和公開場合都表示不認同這一決定。
“強大的報紙和強大的民主製度不會回避多種聲音的存在。這篇文章顯然具有新聞價值，”時報資深記者、體育專欄作家邁克爾·鮑威爾(Michael
Powell)在Twitter上寫道。他還稱那篇編輯筆記是“一次難堪的原則退讓”。
時報的鬥爭尤其激烈，因為蘇茲伯格現正在考慮執行主編人選，以在2022年取代屆時年滿66歲的迪恩·巴奎(Dean
Baquet)。競爭此位置的候選人代表了時報的不同願景，而貝內特所代表的就是一種特定的普世政治體製。但科頓帶來的災難顯然危及了貝內特的未來。上周四，備受推崇的周日版商業編輯尼克·薩默斯(Nick
Summers)在一次穀歌環聊會議中表示，他不會為貝內特工作，他得到了聊天窗口裏許多同事的讚同。
員工對蘇茲伯格和巴奎的公開施壓還會持續多久，目前尚不得而知。1969年至1986年執掌編輯部 的A·M·羅森塔爾(A. M.
Rosenthal)，在此前的一段社會動蕩期中十分小心，對於那些他認為偏向激進左派的記者使用高壓手段。他的墓碑上刻著“他讓報社走在正道上”。
蘇茲伯格在一封電子郵件中告知員工們，本內特已經辭職，幾分鍾後，他告訴我不要將此舉理解為一種根本立場的轉變。他指出，羅森塔爾主持的新聞編輯室遠不像現在這麽多元，而且是專注於為紐約人報道紐約。
蘇茲伯格說：“這一次，我們搞砸了，但打著‘我們要讓報社走在正道上’的旗號而不去認錯，隻會招來更多的審視。”
周五，他在另一次采訪中告訴我：“我們並不是要放棄獨立性和客觀性原則。在人權和種族主義之類的問題上，我們不會假裝客觀。”
但是，在一種更加個人化的新聞驅動下，主流美國媒體正在經曆一場轉型，這種新聞的記者更願意說出自己認為的事實，而不必擔心疏遠保守派。現在這種轉變已不可逆轉。政治、文化以及這種新聞的商業模式——越來越依賴願意為內容付費的忠實讀者，而不是朝三暮四的廣告客戶——同樣在推動變革。
這種轉變對於勞厄裏在《華盛頓郵報》的職業生涯而言為時已晚。在弗格森事件之後，他提議建立第一個國家警察槍擊事件數據庫，以從中吸取教訓，他擔任該項目的首席記者。該項目使郵報獲得了2016年的普利策獎。在行業內外，他都被看作是年輕有為、雄心勃勃、桀驁不馴、才華橫溢（雖然通常是白人男性）的記者的原型，他在美國報界迅速崛起。
但正如馬克思·塔尼(Max Tani)今年早些時候在Daily
Beast上所寫的那樣，對於那些在Twitter和電視上挑戰了底線的記者，巴倫比其他編輯部負責人要更敏感。（在《紐約時報》，社交媒體政策的執行，通常就隻是由編輯發出一封被動的具有攻擊性的郵件，然後就不了了之。）勞厄裏說，在Twitter回擊一名批評他的弗格森報道的共和黨官員後，他被巴倫訓斥了一番。
到了2019年，這位執行編輯覺得已經收集了不少在他看來不妥當的例子，其中有勞厄裏發推嘲笑某個華盛頓讀書會的參加者是“墮落貴族”，還有一條批評了《紐約時報》關於茶黨的報道。
在去年9月的一次氣氛緊張的會麵之後，巴倫遞給了勞厄裏一份用刻板、傲慢的人力資源式語言寫的備忘錄：
備忘錄說，勞厄裏“在社交媒體上的行為違反了《華盛頓郵報》的政策，並損害我們新聞完整性，因此未能履行工作職責”。
“我們需要看到以上概述的不恰當使用社交媒體的行為立即停止。未能解決這個問題，將會導致紀律處分，甚至終止雇傭。”
勞厄裏回了一篇備忘錄，逐項反駁，指出具體錯誤，並辯稱其中一次他參與的“正好是我報道的話題——美國的種族和種族主義”。
但六個月後，勞厄裏離開郵報，加入新的流媒體平台Quibi上的《60分鍾》(60
Minutes)節目。他說，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但是“除非你不是生活在現實世界，才會覺得我去其他地方工作不是因為《華盛頓郵報》的執行主編在他的辦公室裏斥責我，讓我另謀高就”。
不過，他仍然擁有Twitter。周三，他發推表示已取消時報的訂閱，並要求貝內特辭職。第二天，他宣布了一些重大消息：喬治·弗洛伊德的家人和阿爾·夏普頓牧師(Rev.
Al Sharpton)將在華盛頓領導一場全國遊行，以紀念1963年的民權遊行。
“美國人那種沒有立場、迷戀‘客觀性’、追求均衡的新聞是一場失敗的實驗。”他發推談到《紐約時報》的失敗時說。“我們需要重建行業，讓它在清晰的道德觀下運轉。”
或許最能說明問題的是，我采訪過的郵報記者們說，他們希望勞厄裏仍在報社，為該報報道明尼阿波利斯的突發新聞。
“當一個組織失去了像韋斯利·勞厄裏這樣才華橫溢、堅定地致力於真相的記者時，它的領導人需要捫心自問這是為什麽，”全國政治記者費利西婭·桑梅斯(Felicia
Sonmez)說。“我們需要更多像他這樣的記者，而不是更少。”
華夏新聞|時事與歷史：紐時等主流美媒編輯部“起火” 路線內鬥讓主管辭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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