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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萬華裔如何站隊？兩代美國華人的種族問題對話

黃艾琳（右一）接受奧巴馬夫人頒獎

8分46秒，46歲非裔美國人喬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的生命最後時刻被定格在白人警察德雷克·肖萬（Derek
Chauvin）膝蓋之下。

當地時間5月25日晚，弗洛伊德因涉嫌使用假鈔遭到多名警察在執法過程中的暴力對待，最終不幸身亡。

弗洛伊德之死猶如一顆扔進美國社會的深水炸彈，引發了自1968年黑人民權領袖馬丁·路德·金遇刺以來美國最大規模的抗議示威。兩周多來，最初的和平抗議逐漸摻入了暴力行動，美國國內支持和反對抗議的聲音也逐漸兩極分化。

5月31日，一份近5000字的公開信——《“我們和非裔站在一起”，一位耶魯華裔學生寫給爸媽和華人社區的公開信》攪動了美國華人社區。

“我對華裔社區感到失望，他們對謀殺美國黑人所持有的沉默讓我感到震驚。”20歲的耶魯華裔學生黃艾琳（Eileen
Huang）在信中直言不諱地批評觸痛了許多華人的敏感神經。

公開信下數百條中英文評論展開了熱烈的討論。全美各地持支持和反對觀點的華人紛紛執筆寫下多篇公開信以作回應。一時間，這封由在美國出生的年輕一代華人寫給上一代華人的公開信引發了一場華人群體對種族問題少有的對話和大討論。

根據2018年人口普查數據，在美國的500多萬華裔人口中，來自中國大陸的移民已占據了多數。上世紀90年代到21世紀初赴美的華人移民子女近年來逐漸從大學畢業進入美國社會。兩代華人之間由於語言、文化背景和生活經曆的不同所帶來的代際差異正越發顯現出來。弗洛伊德之死引發的分歧正是兩代華人在重大社會爭議話題上思想碰撞的一次體現。

就在這場大討論發生前不久，美國PBS電視台剛剛播出了一部講述亞裔美國人曆史的係列紀錄片，其中華人在美國的艱辛曆史占據了重要篇幅。在當下新冠疫情和中美關係緊張之際，也引起了美國華人對自身族群麵臨歧視問題的關注。

在這些背景下，弗洛伊德之死引發華裔群體對自身和其他少數族裔種族問題的討論有著特別的意義。

盡管雙方都提出了各自認為正確的觀點，然而由於種族問題的複雜性，人們很難在短時間內就所有問題達成共識。但是對於那些試圖搭建溝通橋梁的人們來說，對話過程本身有著重要的意義。在當下越發兩極化的美國社會，或許最寶貴的，就是能夠理性地傾聽到不同的聲音。

“沉默不會保護我們”

“因為這次白人警官和亞裔警官（其中一名涉事警官為亞裔）謀殺黑人喬治·弗洛伊德的事件，我特別想談談亞裔美國人社區中盛行的對非裔的歧視和敵視態度。如果我們不認真反省，這種態度會給我們所有人招來暴力。”

在這份用中英文寫就的長信中，年輕的耶魯大學英語係大三學生黃艾琳（Eileen
Huang）表達了她的憤慨和擔心，也將批評的矛頭指向了自己最熟悉和親密的人——父母一輩的華人。

“我寫這封信的目的是為了說明華裔美國人在弗洛伊德事件中所處的位置。平時我很難和我的父母一輩人談論美國的黑人種族歧視問題。這次的事件是一個很好的機會，我把自己的想法完整寫下來發表在他們經常看的微信上，想和他們進行真正的交流。
”黃艾琳對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說。

在黃艾琳看來，華裔美國人中長期普遍存在著敵視或歧視黑人的言論和成見。“我從小就聽到親朋好友（甚至我的父母）對黑人社區微妙的、有時明顯是種族主義的談論：他們在不好的社區長大；他們造成了太多的犯罪；千萬不要跟黑人交朋友，不要卷入黑人運動中等。”她在那封公開信裏寫道。

作為一個美國“00”後，黃艾琳出生身在一個典型的中國大陸知識分子移民家庭中。父母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來到美國留學，相識相愛，生下了黃艾琳和兩個弟弟妹妹，一家人定居在新澤西州一個白人占絕大多數的城市裏。

從自己的成長經曆裏，黃艾琳認為美國是一個非常種族主義的社會。“一些白人孩子會對我和我的家人說非常種族主義的話。我知道我的父母也經曆過這些，但是他們很少談論，因為他們不能改變它，但是我們這一代人想要改變，我們不希望這樣的事情再發生。”她說。

2014年，密蘇裏州小鎮弗格森的一個白人警察開槍打死了非裔美國人邁克爾·布朗，引發了當地示威抗議。黃艾琳試圖和父母談論種族問題，但是他們的反應卻令她失望。

“他們認為這是和曆史無關的偶然事件，他們沒有看到數百年來對黑人的奴隸製度，對黑人社區的持續壓迫，以及警察對黑人的持續暴力，這一切是與這些個案聯係在一起的。”她說，“然而他們會說你不知道那個警察在想什麽，他可能非常害怕。他們不認為這是種族主義，隻是一個白人警察碰巧遇到一個黑人。”

在公開信中，黃艾琳指出，許多華裔美國人抱著自己會幸免於種族歧視的“幻想”：“畢竟，我們中的許多人生活在富裕的社區，把孩子送到頂尖的大學，從事舒適的專業工作。正如亞裔美國詩人Cathy
Park Hong所寫，
‘我們相信我們會是下一個被同化的人，我們會獲得白人所擁有的特權，會從因為膚色導致的所有負擔中解脫出來。’”

然而現實卻並非如此。在黃艾琳看來，美國華人其實一直生存在歧視的陰影之下。19世紀當中國勞工初來美國時，他們被私刑處死。針對華人的《排華法案》是美國曆史上唯一針對某一種族群體的聯邦法案。在1950年代冷戰達到頂峰時，許多華裔美國人受到聯邦特工的恐嚇，失去了工作。70年後，當新冠病毒席卷美國時，華裔美國人再次遭到攻擊和騷擾，被指責為“病毒攜帶者”。

“我本人最近就被人指是‘吃蝙蝠的人’。我們誤以為自己在這個國家表現出色就會受到尊重，直到有人提醒我們——我們永遠不會真正屬於這裏。”她在信中寫道。

黃艾琳在公開信中特別提到了《亞裔美國人》紀錄片中記載的一個真實的故事。1982年6月19日，當底特律的汽車工業因來自日本的競爭而每況愈下時，27歲即將結婚的華裔陳果仁（Vincent
Chin）被兩名憤怒的白人汽車失業工人錯當做日本人毆打致死。最終，兩名凶手隻被指控犯有二級謀殺罪，罰款3000美元，沒有坐牢。

讓黃艾琳難以忘記的是陳果仁的媽媽Lily——一個小個子、長得像她的女性長輩的華裔女人——在鏡頭前哀求和哭泣的樣子。在陳媽媽的所有鏡頭中，都有傑西·傑克遜（Jesse
Jackson）等非裔民權活動人士圍繞在她身邊。他們保護她，跟華裔活動家一起走上街頭，高舉標語呼籲結束種族暴力。

“我們不可能生活在曆史之外。弗洛伊德的遭遇曾經發生在19世紀的中國勞工和陳果仁等人的身上，並且將繼續發生在我們和所有少數族裔身上，除非我們不再保持沉默。沉默從未保護過、也永遠不會保護我們。在這個許多享有特權的少數族裔都站在白人至上立場上的時候，我要問：你和誰站在一起？”她在公開信中寫道。

黃艾琳的這封言辭犀利、情緒激昂的公開信被翻譯成中文，在美國華人社區中廣泛流傳並引發了強烈的反響，許多華人紛紛發表了各自支持和反對的評論。

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反對的例子是：一位美國華裔父親將女兒的親身經曆寫成文章——《我們有沒有沉默的權利？》發在網上，收到了超過一百萬次的閱讀。在文中他記錄了連續兩年擔任亞洲學生會主席的女兒因為沒有及時在朋友圈裏對弗洛伊德事件發聲表示支持，而遭到同學的網絡欺淩。

這位父親憤怒地問道：“為什麽我們一路向著包容不同聲音的方向去努力，卻到達了一個連保持沉默都要被批判圍攻的境地？”

被左派洗腦？

與黃艾琳的公開信同樣在美國華人當中引發熱議和廣泛轉發的，還有劉海濤和張淩飛的“回信”。

“你寫了一封信，指責你的父母和親朋對黑人遭受的種族歧視漠不關心，指責他們站在白人至上主義者那一邊，並將這一指控擴大到更廣泛的華裔社區。這令人非常遺憾：雖然你在一所很好的大學接受著教育，但是你卻缺乏一些基本的認知。”44歲的“華一代”劉海濤在回信中寫道。

2000年到美國讀書、工作、定居的劉海濤是標準的美國華人新移民，如今在一家企業管理著一個20多人的團隊，其中不乏非裔、西班牙裔。

“我覺得（黃艾琳）發出聲音是好的。她所說的種族歧視問題在華人裏麵也是有的，但是不能以偏概全，就認為華裔自私，對社會不公冷漠，這本身就是一個偏見和刻板印象。我們希望新一代的華人去打破這個陳見而不是固化它。”劉海濤對澎湃新聞說。

劉海濤認為看公開信下的留言就很能反映問題。“大部分人認為發聲是對的，但是她的批評太過於寬泛，而且感覺她對華人了解並不深入，就一棒子把整個華人社區給打倒，這顯然讓很多人難以接受。”

他繼續說道，“我感覺像她這樣的學生可能沒有深入思考這些事情。同時受美國社會的‘政治正確’思潮影響太深了。‘政治正確’實際上反而阻礙了一些人的言論自由，使得她無法真正去聽別人想說的話。”

在他的回信——《我們站在平等正義社會進步一邊》中，劉海濤寫道：“我想對艾琳說，你有沒有去了解你的父母——第一代華人移民的文化淵源？有沒有真正去試圖理解他們的出發點在哪裏？”

在信中，他列舉了他認為的兩個華人文化核心價值——“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社會責任觀以及相信“自力更生”改變命運的價值觀。

“我遇到的每一個華裔美國人都非常關心美國的命運，並相信個人可以發揮點滴作用。在新冠肺炎大流行期間，許多華人在花時間、財力物力，聯係醫院和當地社區，捐贈個人防護設備。許多華裔誌願為包括非裔和拉丁裔在內的弱勢群體提供社區服務。”他寫道。

而在這次的弗洛伊德事件上，劉海濤認為大多數華人堅決支持黑人社區，反對針對他們的殘暴和錯誤。“但是我們反對暴力，反對騷亂，不僅是因為這是錯誤的，而且因為這種手段完全不解決問題。占據道德高地來攻擊和自己想法不同的人，把社會簡單分為施暴和受害兩個群體，無法解決任何問題。”

而在同為“華一代”的張淩飛看來，“華一代”和“華二代”在種族問題上的認知分歧，反映出的是象牙塔裏歲月靜好的烏托邦思想，與殘酷社會現實之間的衝突。

“我當時看完她的信就非常得不舒服，她把整個亞裔社區都汙名化了。你指責我們這一代，你知道我們有多辛苦嗎？”43歲的張淩飛對澎湃新聞說。

同樣是2000年從國內來到美國從商的張淩飛坦言自己從小是過著苦日子長大的，小時候家裏“鍋蓋反過來就是餐桌”。

看到黃艾琳公開信後，張淩飛馬上決定寫一篇文章回應。隻花了
1、2個小時他就寫好了幾千字的《我們和美國民眾站在一起！回耶魯華裔學生公開信》，當晚就發在自己的微信公眾號上。

讓他驚訝的是，文章發出後收到的熱烈反響，平時他的公號最多隻有幾千閱讀量，然而這篇文章幾天之內就突破了30萬的閱讀量。隨後，張淩飛陸續還寫了兩篇文章回應。

“我收到許多華人支持的回應，表示感同身受。有許多（一代）華人家長表示，最擔心的一件事，就是子女被學校教育成分不清對錯的左派。”他說。“那些平時看上去很乖的孩子，一談到種族問題，要麽跟父母吵，要麽就直接掛電話，完全沒辦法溝通，感覺好像就變了一個人，讓家長想哭。”

也有一些不同意他意見的“華二代”也給張淩飛留言，希望他可以理解自己的觀點。有一個法學院的學生還給他留了一個關於美國曆史和文化的書單，希望他可以去讀一下上麵的書。張淩飛把書單也公布在了回信中。

張淩飛表示，如果“華二代”真的想要關心社會，應當先從關心自己的族群開始。“但是他們不會去做，因為按照‘白左’的思想，你如果關心自己的社區，就顯得不夠高尚。我經常跟別人說一句話，如果把非裔的那些優待條件，拿一部分放在華裔身上，我們早就一飛衝天了。”他說。

兩代人的溝通難題

對於自己的公開信在華人社區引起的巨大反響，黃艾琳表示這既在意料之外，也在情理之中。

“我知道這會是一篇非常有爭議的文章。我認為反對黑人和種族主義的問題在華裔社區沒有被真正討論過。”黃艾琳告訴澎湃新聞。

黃艾琳收到了很多支持的郵件，他們表示這篇文章幫助他們和父母談論種族問題，這讓她很受鼓舞。

對於批評的聲音，黃艾琳認為，大部分人隻是再次確認了她說的觀點——“華裔相信隻要足夠努力，就能克服種族歧視，但這對我們來說不是真的，對於那些幾百年來遭受不公平待遇的黑人來說也不是真的。”

她還表示，“關於我文章一個常見的誤解是，人們認為我將不支持反種族主義者的人視為‘邪惡’，其實我不是這個意思，我隻是指出一些他們可以改變得更好的地方。
”

很多“華二代”將黃艾琳的公開信中文版發給了自己的父母，希望借艾琳之筆向父母表達他們的心聲，開啟跟父母一代的對話。19歲的哈佛大學英語專業大三學生朱錕
(Kalos Chu)就是其中之一。

語言是許多“華二代”子女和父母溝通的主要障礙。作為一個中文能力還不足以閱讀報紙的亞裔，朱錕說他很少會在家中跟父母談論“係統性種族主義”（
systemic racism）和“模範少數族裔神話” (the model minority myth)
之類複雜的社會問題。

“艾琳用我和父母都能理解的方式，寫下了我一直想說，但卻無法表達出來的想法，我覺得這是一個讓我和父母溝通的好辦法。”他告訴澎湃新聞。

然而出乎朱錕意料，父母看完以後，把劉海濤的文章轉發給了他。在讀完劉海濤的文章之後，朱錕產生了參與這場對話的衝動。

“我想對我的父母說，我尊重你們，我愛你們，我知道你們很努力，我們之所以能夠過上舒適的生活，是因為你們努力的工作。但是我們不想讓這一切有一天消失。我們想要幫助他們理解我們經曆過的種族問題，這對我們來說非常重要。”
他寫道。

朱錕告訴澎湃新聞，許多他的同齡人在種族問題上都像他一樣認可黃艾琳的觀點。甚至有韓裔大學生將此信翻譯成韓文，希望他們的父母也能看到。

“我們在美國成長，學習美國的價值觀。我們父母的夢想是讓我們去哈佛耶魯這樣的大學讀書，然而當我們帶著學到的東西回來和他們分享的時候，他們卻不願意聽，這是令人沮喪的。所以我花了很長的時間，寫下了《響應耶魯女孩，哈佛大學生也有話對爸媽和華人社區說》這份公開信。”他說。

朱錕認為，在許多華人家庭中父母與子女的關係並不是雙向的。“我們希望父母可以聆聽我們的聲音。他們可以很輕易地用
‘你們是小孩你們什麽都不懂，什麽都沒有經曆過’來譴責我們。是的，我們的父母對生活有著深刻的理解，我們也應該聆聽他們，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們就無話可說。每個人都有話要說，而這些談話都是從家裏餐桌上的對話開始的。”

朱錕和黃艾琳都表示，他們認為在理解種族主義上“華一代”和“華二代”存在著一種明顯的差異。“我們並不比我們的父母經曆更多的種族歧視，隻是我們對它們的理解非常不同。”朱錕說。

對此，黃艾琳也表示認同，“我的父母長輩們遇到種族歧視，但是他們對待的態度很不一樣，他們往往選擇忍耐或忽視它。”

她繼續說道，“但對我們這一代人來說，我們成長在美國，我們理解種族主義在這個國家是如何起作用的。我小的時候，一些人要我回到我的‘國家’，即使我出生在這裏，從來沒有離開過這個國家。有人還會說，作為一個亞裔我的英語說得很好，即使英語是我的母語。我認為我們這一代的年輕美國人有著與生俱來的權利，我們願意大聲反對各種形式的歧視和種族主義。”

對於“華一代”對“華二代”的一個主要不滿之處——為什麽不多關心一下自己族裔的權利？黃艾琳認為，兩者其實並不矛盾。

“如果你隻關心自己的社區，我不認為這是真正地努力促進亞裔美國人的權利。你沒有意識到我們的鬥爭是與黑人社區、拉丁裔社區、印第安人社區，所有有色人種聯係在一起的。你可以兩者兼顧，不必兩者選一。”她說。

作為亞裔美國人社區的積極活動分子。2015年，年僅15歲的她就在白宮獲得了時任美國第一夫人米歇爾·奧巴馬表彰授予的“國家學生詩人獎”，以讚揚她敢於袒露內心思想的勇氣。

盡管網絡上的爭執有時會讓黃艾琳感到精疲力盡，但是她說，未來她仍會繼續寫更多的微信文章。

“當人們不理解我們的時候，我們憤怒、非常沮喪。
但是我的一位老師給我的建議是，你隻需要邀請人們和你一起走這條和平與正義的道路。我認為這就是我的信想要做的，也是我將來想要做的。對於那些不認同我的人們，我隻是想邀請你們和我們一起踏上這個改變的旅程。”她說。

選擇正義和愛

長期關注美國政治和社會議題的華人學者、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博士林垚認為，兩代華人在種族問題的探討中展現出截然不同的立場並不奇怪。

“一代移民在語言和資訊接受能力上有著先天的劣勢，這並不是他們的問題，所有一代移民都會遇到這個問題。但這確實可能會限製他們理解美國本土發生的事情背後的意義和更深層的曆史因素。”他對澎湃新聞說。

林垚認為，大部分在國內成長、移民美國的“華一代”由於受到成長環境中流行的“進化論”價值觀的影響，加上自身通過個人奮鬥成為中產人士的經曆使得他們相信個人的拚搏努力是真正決定結果的關鍵因素，而相對忽視社會製度因素。

“他們很多人可能沒有意識到社會大背景、所處的曆史時期，中美兩國大環境向好對個人命運的影響。這可能是他們的盲點之一。”林垚說。

而“華二代”、“華三代”，由於他們在美國出生成長的經曆，他們的語言能力、閱讀麵，社會接觸和思考都可能超越了父母那一代人。與此同時，在過去的十幾年裏，美國社會對於係統性種族主義的反思進入了一個新的高潮。在這樣氛圍下成長起來的二三代華人們，自然會更加共情遭到歧視的少數族裔，並且更願意去深究背後的原因。

盡管有著不同的成長和文化背景，並不意味著兩代人之間就沒有溝通的可能。在麻省理工學院畢業生、21歲的“華二代”翁馨悅（Erica
Weng）看來，“我們不應該站隊，而是要選擇正義和愛”。

“當我嚐試站在一個家庭或周邊華裔社區存在歧視現象的環境中長大的人的角度審視這個問題時，我完全能理解艾琳信的出發點。”翁馨悅對澎湃新聞說。

“但是，當我從沒有接觸到種族歧視的環境的人的角度，以及第一代移民的角度來看這個問題時——我也完全理解那種受到傷害、未被體諒、並覺得遭到錯誤指控的感受。”她在另一份公開信中寫道。

“很多年輕的第二代華裔美國人希望和他們的父母建立一種溝通的橋梁。他們是善意的。他們想要談論那些他們強烈認為需要分享的重要問題。但是，他們的父母一代可能不會像他們那樣看問題。所以這裏有一個溝通的空白。”她說。

對於那些憤怒的華人家長，翁馨悅的理解是，他們覺得黃艾琳在指責他們保持沉默是違背了正義。但是他們沉默的原因不是因為不相信正義，而是可能有其他理由，他們也可能會用其他方式作出自己的回應。

“我們可能永遠無法理解父母所經曆過的困難，他們在美國的奮鬥，他們為了今天的美好生活所付出過的努力；我們可能永遠無法理解父母和中國文化的關係和情感，因為我們從來沒有親身經曆過；同樣的，我們的父母可能也無法完全理解我們的感受。”

她繼續說道，“如果你從來沒有親身經曆過，那麽你對它的理解是有限的。你可以說我們很天真，我們沒有真正理解問題關鍵所在，但是我認為更好的方式是說因為我們有一個有限的視角，我們沒有人可以看到全部，我們應該有謙卑的心態，並且認識到我們的想法不一定是唯一正確的想法。我們必須要從我們的共同點開始。”

“我認為，我們都站在同一邊，我們都站在正義而不是不公正的一邊。 我們都站在愛的一邊，而不是恨的一邊。 我們都能在這些事情上達成一致。
讓我們從我們意見一致的地方開始。”她說。

華夏新聞|時事與歷史：500萬華裔如何站隊？兩代美國華人的種族問題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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