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nation is coming to grips with another
fearful crisis — the lethal effects of racism, the pain of which is
all too familiar to me,” writes Philip O. Ozuah, president and
chief executive of Montefiore Medicine https://t.co/Nig25qX1gl— New York Times Opinion (@nytopinion)
June 9, 2020
剛過去的12周將使我終生不安。在我擔任首席執行官的蒙特菲奧裏醫療係統(Montefiore Health
System)內，盡管我們盡了最大的努力，新冠病毒還是帶走了2204名患者和21名勇敢的工作人員。
隨著疫情消退，我們的Covid-19病例數量從4月12日的峰值2208人下降到143人，美國現在正麵臨另一場可怕的危機——種族主義的致命後果，它所帶來的痛苦對我來說再熟悉不過。
我看不下去艾米·庫珀(Amy Cooper)撥打911的視頻：在中央公園，黑人觀鳥愛好者克裏斯蒂安·庫珀(Christian
Cooper)要求她給狗拴繩後，她撥打了911並對調度員說：“有一個非裔美國人……威脅我和我的狗，”將克裏斯蒂安·庫珀的自由和生命置於險境。
他肯定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麽，我知道，因為我是黑人。我知道——從多年前我在洛杉磯步行穿過一個白人居民區去坐公共汽車時被攔住的時候——警察可以要求他將雙臂高高舉起，轉身，後退，跪下，在沒有任何問詢的情況下，先讓他將雙手交叉放在頭後並搜身。如果他膽敢發怒並質疑，那麽他就是在抵抗，情況很容易升級。他可能當天回不了家。
和被警察壓死之前的喬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一樣，我從未被捕過。但是我知道那種不得不接受警察濫用權力的挫敗、憤怒和屈辱的感受。我知道幾乎每天開車都要被攔下來的感覺，因為你是年輕黑人男性，而且你開的是一輛新款車。
當警察走過來的時候，我知道那種感覺，警察上來問：“這是你的車嗎？”接下來的命令是：“請下車。”然後坐在人行便道上，雙腳交叉，手放在身後。我還知道在那裏坐上40分鍾、期間他們讓緝毒犬進車檢查是什麽感覺。根本沒什麽理由。最後，在沒有任何解釋和道歉的情況下，我被告知：“好，你沒事了，你現在可以走了。”
我還知道穿著燕尾服在華爾道夫飯店(Waldorf
Astoria)參加一場盛會的感覺，正等著存外套的時候，會有人走過來把他們的貂皮大衣遞給你說：“幫我存一下。”
我知道這些經驗累積起來的負擔，一日複一日、一周複一周、一月複一月、十年複十年。
雖然我從經驗中知道，大多數執法人員無愧於他們保護與服務的誓言，但非裔美國人尤其有理由擔心警察會因其膚色而傷害或殺死他們，而他們不應當承受這種恐懼。所有美國人都應該過上可以自由走動的生活，不會在自己的國家受到威脅和騷擾。在這個令人不安的時期難以找到慰藉。但是在兩種嚴重傷害了少數群體的病毒——一個是嶄新的病毒，另一個是和這個國家一樣古老的病毒——麵前，我罕見地看到了證明人性真正力量的機會。
為了緩解疫情，美國的行為方式產生了深刻的改變，從自我隔離和居家辦公，到戴口罩以及冒著生命危險來照顧病人。當我們的街頭每晚都遍布抗議者，要求遲遲未到的改變，我敢於希望我們作為民眾能夠喚起同樣無私的勇氣和決心來改變我們的行為，從而解決困擾一部分人的種族主義，以及令我們國家陷入災難的殘暴。
到那時，也許我們最終也能擺脫這種致命的病毒。
華夏新聞|時事與歷史：在美國，我與兩種病毒搏鬥，隻戰勝了其中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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