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時空之旅：尋找阿列克謝耶維奇

 
阿列克謝耶維奇在白俄國內的微妙處境，她的著作主題與年輕人之間的代際疏離，乃至彌漫在白俄羅斯全國的政治冷感，使得我們完全無法像描述奈保爾、帕慕克或多麗絲萊辛那樣，細致而精妙地勾勒出她與她居住的國度及其動蕩曆史之間的有機關聯。我們被迫前往三個國家，從三個不同的維度重新尋找她的生活和創作軌跡。

白俄羅斯國立大學新聞學院的教學樓，並不像該校的其他建築一樣座落在明斯克市西南方的近郊。自1967年投入使用以來，這幢六層樓房就成了首都市中心一個不大不小的地標。我從火車站附近的卡爾馬克思大街一路摸索而來，當看到那座簡潔的現代主義建築時，突然產生了一個意外的聯想：阿列克謝耶維奇入讀新聞學院是在1968年，也就是這座大樓建成的第二年。不知不覺已經是整整48年前的事了。

在實行十二年製義務教育的白俄羅斯，大部分大學新生的年齡不過16、17歲，相較中國大學生要稚嫩一些。授課結束後，他們中的一些會聚集在走廊裏，三五成群地討論著課業和娛樂話題；另一些則有秩序地集中到教學樓背後的一條走廊裏，分享明斯克牌和愛克特帕牌香煙作為全歐洲卷煙價格最低廉的國家，白俄羅斯大、中學生裏的煙民比例超過65%。我就在這條煙霧繚繞的走廊裏開始了發問。

你們聽說過斯維特拉娜亞曆山德羅芙娜阿列克謝耶維奇（Svetlana Alexandrovna Alexievich）嗎？

斯維特拉娜亞曆山德羅芙娜阿列克謝耶維奇

回答是的學生比例之高，與真正讀過其作品的人數之少，形成了鮮明反差。不止一位學生告訴我：他們曾聽自己的老師說起過這位著名校友，也知道在將近半個世紀前，2015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曾經像今天的他們一樣，在這幢六層樓房裏進進出出。但阿列克謝耶維奇記錄的那些話題，對他們來說似乎過於陌生。一頭金發的大二學生尤裏安告訴我：隻有老年人會追憶蘇聯時代的往事。未必是因為他們愛蘇聯，隻是因為他們在蘇聯治下度過了自己的青年時代，要通過這種方式來緬懷青春。對我們來說，從出生的第一天起就身處獨立的白俄羅斯共和國。和俄羅斯人、烏克蘭人以及土庫曼斯坦人分開，好像沒有什麽不好。

采莉納在兩年前從新聞學院畢業，任職於一家廣告公司；在我的采訪對象裏，她是唯一一位完整閱讀過《二手時間》的年輕女性。也是在那條煙霧繚繞的走廊裏，她冷靜地告訴我：阿列克謝耶維奇並不是唯一一位從我們的閱讀書目裏消失的白俄羅斯作家。大部分學生的年紀還很輕，他們在大學時代的閱讀趣味，取決於中學時代老師對他們的教育和影響。倘若將一位作家從中學生的課外閱讀名單裏剔除出去，他們也許一生都不會接觸到這位作家的任何作品。阿列克謝耶維奇是一個幸運兒通過諾貝爾文學獎，更多人知道了她的名字，也會有人嚐試從俄羅斯購買她的書。但更多名氣更小的作家，或許將永遠被隔離在一般大眾的接觸範圍之外。

24個小時後，我把這個故事告訴了斯維特拉娜亞曆山德羅芙娜本人。她並不感到意外，而是報以微笑：白俄羅斯人與波羅的海三國或烏克蘭的人們大有不同。在基輔，大學生們的眼睛已經完全睜開了；但在白俄羅斯，紅色文明僵死的軀殼乃至紅色人類本身都還實實在在地存活著。對大多數白俄羅斯人來說，這是一個混沌的年代，他們看不清未來。年輕人裏最有活力、最具備獨立思考意識的那個群體已經去了國外。

在煙草走廊的那個奇異下午，最終把這次采訪變成了一場奇特的尋找之旅。阿列克謝耶維奇在白俄國內的微妙處境，她的著作主題與年輕人之間的代際疏離，乃至彌漫在白俄羅斯全國的政治冷感，使得我們完全無法像描述奈保爾、帕慕克或多麗絲萊辛那樣，細致而精妙地勾勒出她與她居住的國度及其動蕩曆史之間的有機關聯。我們被迫前往三個國家，從三個不同的維度重新尋找她的生活和創作軌跡：我們往返於白俄羅斯的城市和鄉村之間，探訪她曾經定居和工作過的那些處所，傾聽人們關於她的各不相同的回憶。我們前往已成廢墟的普裏皮亞季小城，在她曾經飽含感情地描寫過的切爾諾貝利核災難發生地，回想20多年前《切爾諾貝利的禱告》的創作曆程。我們前往莫斯科和聖彼得堡，在俄羅斯蘇聯文學的思想譜係中，尋找她本人的寫作淵源之由來，以及她的作品在這條洶湧大河中的位置。我們試圖還原她在創作每一部作品時的處境和心情。

就像31年前率先把阿列克謝耶維奇的作品引入中文世界的翻譯家呂寧思告訴我的那樣：她是最後一位蘇聯作家。她所記錄的人物和事件，她慣用的寫作筆法，乃至她本人的文化觀和世界觀，都帶有極其明顯的時代印記。甚至可以斷言，被視為阿列克謝耶維奇創作特色之一的複調寫作（Polyphonic
writing），也存在於她對記錄題材的選取中。就像她本人告訴我的那樣：我希望記錄和探究的是同一類人在不同時空環境下的心理和情感狀態，在二戰時是如何，在將近40年後又是如何。我們對她本人的尋找，同樣遵循這一軌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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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布列斯特開往戈梅利市的BCH-21次臥鋪列車，在卡林科維奇區（Kalinkavichy
Raion）設有一站。從那裏乘汽車繼續往南，穿過莫濟裏城，便可到達人口不足萬人的邊境小鎮納羅夫拉（Naroulia）。整整半個世紀以前，阿列克謝耶維奇就是從這裏開始了她的記者生涯。我們找到了1966～1968年她供職過的《普裏皮亞季真理報》報社，兩條街外就是她曾短暫擔任過教師的本鎮第一中學。比起講話字斟句酌的明斯克人，這裏的居民似乎擁有更多關於女作家的鮮活記憶：圍坐在報社後門的幾位老人肯定地告訴我，這排不起眼的小樓在此矗立已超過50年之久；與第一中學一牆之隔的小鎮文化宮負責人也熱情地向我們證實，盡管她本人在鎮上隻居住了20年，但曾經從許多人口中聽聞過那位女作家、女記者許久之前在此生活和工作的往事。

納羅夫拉

阿列克謝耶維奇本人對此地的態度頗為耐人尋味。她會飽含深情地談起青少年時代在鄉村生活的記憶，會一邊又一遍地回憶起在那些農忙之後的夏夜，失去了丈夫的農婦絮絮叨叨地對她講述戰爭時期的經曆。但她也善意地提醒我們：那裏的人們對外來者有些警惕之心，也會把想象摻雜在真實中講給你們聽。去年他們曾告訴幾位西歐記者：諾貝爾文學獎是美國總統奧巴馬發給阿列克謝耶維奇的！這種心理上的封閉和距離感，同樣表現在當地的建築風貌和生活方式上：分布在小鎮中心的列寧廣場、政府辦公樓、文化宮和學校忠實地保留了蘇聯時代的原貌，人們依舊用馬耕作，中老年居民的數量明顯多過年輕人。即使是在相對繁華的莫濟裏城，晚上十點以後街頭也往往空無人煙。你可以看到30多年前生產的奧迪80和奧迪100型二手車在四處奔馳，而在兩天半的探訪經曆中，我們甚至3次召到了同一位出租車司機：時間在這裏仿佛早已凝固了。

在明斯克和布列斯特，我們與大學生、鐵路工作人員、商人、司機反複交談，從他們的回答中捕捉世道變化的印記。唯獨在納羅夫拉和莫濟裏，隻有年輕人和老人願意與我們稍作攀談。但這種時間上的凝固性並非主觀選擇的結果整整30年前，發生在國境另一側、僅僅數十公裏之外的切爾諾貝利核災難永遠終止了納羅夫拉開發和擴建的可能性。在小鎮東南方的波萊謝國立放射生態學保護區，70年代末畢業於白俄羅斯國立工業大學的老司機指出了一條清晰的分界線：道路右側，奶牛和馬匹依然在田間悠然行走，黑色的土壤已經有春耕翻犁過的痕跡；而在道路左側，綠草茵茵對應著的是一片死寂。被輻射汙染過的土地在數百年裏都將無法耕種，也永遠無法再像1986年之前那樣，充當白俄羅斯全國的糧倉。災難發生後的幾個月裏，15個村莊、超過2300戶人家從這裏遷出，留下的隻有隨處可見的黑黃雙色放射性標誌。時間被強製定格在了那一刻。

阿列克謝耶維奇告訴我：切爾諾貝利核災難對20世紀的意義是決定性的，其影響甚至超過了納粹大屠殺和蘇聯解體。因為它永遠改變了我們居住的星球：被汙染過的土地、河流和森林在成百上千年內都將無法擺脫輻射殘留，冷戰和鐵幕從空間維度侵入了時間維度。而發生在那個曾經的統一共同體中的災難，在1991年以後，將主要由新誕生的白俄羅斯共和國的人民來承受。於是，女作家在年近半百之際，重新返回到18歲時生活和工作過的納羅夫拉小鎮，與那些她曾經熟悉和親近的人們交談，留下了關於那場悲劇的最震撼作品《切爾諾貝利的禱告：留給未來的編年史》，也給我們在時間維度中的追尋，留下了醒目的指示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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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波萊謝保護區繼續向東南方深入，越過白烏兩國國境，便靠近了切爾諾貝利核災難的第一發生地。與素來人煙稀少、因之不容易為人們所關注的白俄羅斯鄉村相比，廢土化之後的烏克蘭邊境城市無疑更令人觸目驚心。整整2600平方公裏的土地被劃為隔離區，切爾諾貝利城和普裏皮亞季城的12萬居民被徹底清空，留下鋼筋鐵骨的房屋、體育館、工廠和遊樂場在風吹日曬中慢慢朽壞。為預警核打擊而建造的DUGA-3型超視距雷達的接收天線依然矗立，但和整座城市一樣，在30年前就已喪失了動力來源和靈魂。

與地理標識相比，人的記憶是更善變、也更脆弱的。在白俄羅斯和烏克蘭邊境，我們與許多當地居民交談，但即使是親身經曆過災難之後恐慌和犧牲的人們，對曾經發生過的一切的記憶也在漸漸淡化。上帝在庇佑著我，一位虔信東正教的老婦拉著我的手說，我的生活沒有受到輻射的影響，依然健健康康地活在世上。但她似乎也無法解釋，為什麽當初上帝會讓那場災難發生，又會讓她的許多同齡人背井離鄉、流離失所。莫濟裏的另一位老人也以極其超然的態度描述著他記憶中的災難：最初的幾個月有不少人死去，後來陸陸續續有人因輻射而患病。我們在老城中心建造了一口紀念鍾。他的手指向區政府對麵的一角但生活還要繼續。

生活還要繼續，何其輕飄飄又何其沉痛！因為人們從未感覺到掌握了自己的命運，因為命運沉重到令人窒息，那片土地上的人們在迷茫中選擇了忘卻。湧入切爾諾貝利周邊的外國記者，似乎比積聚在當地的遺民更加熟悉和關注這片土地的曆史。而在遙遠的明斯克，隻有少數遷出核城的後裔會在每年的4月26日舉行紀念活動，憑吊死去的親人。但我們幾經打聽，也沒能覓得例行紀念活動的舉辦地：仿佛那一切從未發生。

整個蘇聯曆史，又何嚐不是如此呢？阿列克謝耶維奇筆下的紅色人類（The Red
Man）並非天然形成，他們是一些偉大人物為著一種崇高、超越的目的，對自然人進行強製性引導和改造的產物。這些偉人並未告訴他們的產品，有一天這種改造可能失敗；他們也沒有告訴那些勤勞、質樸但本質脆弱的人們，當全部努力付諸東流之後，如何在一個時間軸不再指向人間天堂的國度裏生活下去。阿列克謝耶維奇告訴我：將近70年時間裏，所有紅色人類都堅信我們即將由社會主義邁入共產主義，任何形式的倒退或逆轉都是不可能的。但最終我們得到了什麽？資本主義！1917年的革命被斥責為陰謀，白匪鄧尼金的畫像和納粹走卒烏克蘭反抗軍的旗幟重新出現在了街頭，人們驚慌、失落、壓抑，急於跨過兩種時間維度之間的巨大鴻溝。

鄧尼金

在白俄羅斯國立大學和莫濟裏師範大學，學生們聽到列寧、斯大林和戈爾巴喬夫的名字時，已經不會再流露出任何特殊的感情。斯大林看上去和今天的那些領導人不太一樣，阿列克謝耶維奇的一位小學弟告訴我，僅此而已。我對他沒有特別的好感，但也不會特別厭惡。2.87億人為偉大的事業付出了常人難以想象的巨大代價，隨後事業失敗了，犧牲也被遺忘了一個殘酷的笑話。所幸還有一個阿列克謝耶維奇，從80年代寫作《戰爭中沒有女性》開始，她就致力於為那些親身經曆了大時代、並被時代留下了難以磨滅印記的普通人保留個體記憶。我希望讓那些沒有留下姓名的人那些在曆史中默默出現、默默消失，以至於曆史學家都不屑於在著作中為他們保留些許痕跡的人發出他們的聲音，阿列克謝耶維奇告訴我，我要讓這些常常被忽略的小人物來敘述他們的經曆，敘述他們在時代洪流中的拚搏，敘述他們對那些偉大思想和偉大人物的看法。

親曆者未經修飾的口述，與殘留曆史地標的結合，方能使我們回到曾經的曆史情境中，回到那些正在被重構和遺忘的時間點，回到與翻雲覆雨的宣傳材料或教科書截然不同的現場。我們在切爾諾貝利重新感知災難發生的一刹那、人們的恐懼和英勇，在白俄羅斯隨處可見的列寧廣場和十月廣場回顧紅色文明曾經的宏大敘事，在莫斯科街頭遐想1991年8月20日白天，懷抱理想主義情結的市民阻擋政變集團派出的坦克。這些零散但真實的場景結合起來，才構成了阿列克謝耶維奇所說的曆史的本來麵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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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采訪間隙，阿列克謝耶維奇向我展示了她舊書房的照片，台燈上方懸掛著陀思妥耶夫斯基眼神深邃的畫像。在《二手時間》一開篇，她就引用了這位黃金時代偉大作家的名句。我願意不厭其煩地提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字，他的小說和其他偉大俄羅斯文學作品一起塑造了我的人生觀，阿列克謝耶維奇說，還有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薩拉莫夫的《科雷馬故事集》以及阿達莫維奇的作品，他們都是當之無愧的大師。

嚴格說來，阿列克謝耶維奇的作品是對蘇聯中後期異見文學的批判傳統的繼承。在技法和題材上，她受薩拉莫夫和阿達莫維奇的影響更大，與前革命時代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梅烈日科夫斯基等人有著明顯的區隔。但青少年時代在農村的生活經曆，以及對農民在戰爭年代命運的自發關注，使她意外地延續了19世紀偉大俄羅斯作家一以貫之的主題對土地的情感，對動蕩年代人之境遇的關切，以及對改造人這項宏大實驗可能招致的災難性後果的擔憂。這種暗藏的擔憂，隨後被索爾仁尼琴和薩拉莫夫作品中關於勞改營的慘烈記述所證實，並使整個反思的源頭，由父輩所執著的對斯大林的批判上溯到革命爆發之前，上溯到白銀時代文學家和第一代革命文人曾經爆發過的那場論戰中。而後蘇聯時代俄國人對自由的誤解和濫用，以及充滿理想主義的經濟和政治轉軌導致的災難性後果，則為當初的革命狂熱提供了一種逆向參照，加深了反思的力度。

我們以為自由就是話語權的解禁，自由就是為所欲為；我們沒有意識到，剛剛從監獄中釋放出來的人是無法健康地理解和享用自由的，阿列克謝耶維奇認真地說道。薩拉莫夫說過，監獄會在健康和精神上徹底毀掉一個人。這樣一個人，哪裏承受得起理解和接受自由需要付出的那種巨大代價！

薩拉莫夫

而她本人，最終選擇了記者職業以及興起於70年代的口述紀實文體，來開啟關於紅色文明和紅色人類的記錄。與那些急於和自己在蘇聯時代的經曆劃清界限的新俄羅斯人不同，阿列克謝耶維奇珍視曾經的工作經曆：那畢竟是一段充滿趣味、令人懷念的經曆。即使是在一個封閉的體製裏擔任記者，我依然獲得了少有的機會去觀察人們的真實生活狀態與官方宣傳的差異之處，去驗證我們的國家正在發生的一切是否合於紅色人類腦海中的想象。即使隻憑這一點，我也想說：我沒有虛度那將近20年的光陰。

是的，光陰沒有虛度，努力沒有白費。阿列克謝耶維奇就像她所形容的黑匣子一樣，忠實地記錄下了從偉大衛國戰爭到後解體時代，整整50年間幾代蘇聯人的獨特個人史，延續了帕斯捷爾納克、索爾仁尼琴以來蘇聯文學的人道主義傳承，為我們時代的苦難和勇氣留下了一座紀念碑（語出諾貝爾獎委員會頒獎詞）。

更重要的是，作為紅色文明的親曆者，阿列克謝耶維奇本人也在她的寫作和思考中，完成了個人精神的再造和自由。在後解體時代，她曾投入白俄羅斯國內的民主化事業中，並因此被迫流亡海外，新書也在國內遭禁。但經曆了十年的西歐生活，她在2011年最終回到了明斯克，重新嚐試與這個錯位了的時代相處。獲得自由需要經曆漫長的道路，在這個過程中，人不應舍棄與祖國的紐帶以及對它的責任。所以我又回到了白俄羅斯。

采訪結束後，我們把女作家送下樓，攔了一輛出租車。中年司機認真地打量了一下乘客，揚起了眉毛：如果我沒有看錯的話，我正在接待的這位貴賓，是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瞧，斯維特拉娜亞曆山德羅芙娜，人們一直都記得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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