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右對大陸知識份子來說猶如平地驚雷，似乎是毛澤東聖心瞬逆。其實，這場運動不僅源自特定的中國政治環境，也源自當時的社會基礎。反右前知識份子整體左偏，所持守的人文價值嚴重傾側，乃是反右得以爆發不可或缺的社會土壤。從社會態勢上說，若無1957年以前的種種鋪墊，驚天動地的反右就不可能從天而降，更不可能迅速推進。僅僅指責毛澤東“輕諾延安，寡信北京”[1]，將歷史純然歸結於個人因素，實浮淺表。
一、一面倒擁護中共
1949年，中共舉着糾正國民黨種種弊政的大旗，彙集民主自由的時代洪流，慷慨進城得到當時絕大多數知識份子的集體支持。1949年1月31日，北京高校師生冒着刺骨寒風，舉着小旗到西直門欣喜若狂地歡迎大軍入城[2]。81名中央研究院院士，有60人留居大陸，僅有12人飛美、9人赴台[3]。截至1950年8月，海外留學生5,541人，1950至1953年約2,000人歸國，包括中研院院士李四光、華羅庚、趙忠堯及錢學森、老舍等。華羅庚發出《致中國全體留學生的公開信》——“為了抉擇真理，我們應當回去；為了國家民族，我們應當回去；為了為人民服務，我們也應當回去；就是為了個人出路，也應當早日回去。”[4]中共大軍入滬次日，竺可楨在日記寫道：“民國16年國民黨北伐，人民歡騰一如今日。但國民黨不自振作，包庇貪污，賞罰不明，卒致今日之傾覆。解放軍之來，人民如大旱之望雲霓。希望能苦幹到底，不要如國民黨之腐敗！”[5]
陳寅恪、吳宓、朱光潛這樣的頭面知識份子一再拒絕飛台[6]；留美生余上沅退還國民黨教育局長送來的飛台機票[7]；冰心夫婦、錢鍾書訪學台灣亦北歸。眾多中間派知識份子選擇留居故土。演藝界劉瓊、舒適、孫景璐、馮吉吉也從香港歸來[8]；美學家呂熒從台灣抵京[9]。知識份子出於對國民黨的厭惡，對新政權多寄託厚望，強大的民族情結使他們亟願承認新政權的合法性。
1949年4月，國府談判團長張治中見到毛澤東后十分興奮，談到共產黨的樸素誠懇、吃苦耐勞、自我批評、虛心學習等種種美德，感慨萬分：“國民黨的失敗是應該的，共產黨的成功並非偶然。”[10]同年9月，平生不寫民國國號的前清進士周致祥在政協發言：“我反對用‘中華民國’之類的簡稱，因為二十多年來，這一名稱已被蔣介石弄得不堪言狀了，成為一個禍國殃民、群眾對它毫無好感的名稱。”司徒美堂附議：“‘中華民國’，與民無關，22年更給蔣介石及CC派弄得天怒人怨，真是令人痛心疾首。”[11]
師從馮卡門（Theodore von Kármán）的物理學博士郭永懷，1956年準備回國，台灣教育部派員登門，勸其即使不願赴台也不要去大陸。清華老校長梅貽琦訪美，學生請梅吃飯，梅聽說郭等已買返回大陸的船票，半晌沒說話。胡適聽說郭要回大陸，感慨萬千：“像郭永懷這樣的人都要回國了，真是人心所向啊！”[12]留英生吳世昌於大飢餓時期回國，他曾主張“第三條道路”，但非常愛國，把汽車都帶回來送給國家[13]。
一些知識份子對山溝里出來的中共是否具有治國能力雖存疑懼，但對腐敗的國民黨卻詳熟之至。正是對國民黨的痛恨，使他們形成對中共的天然好感，不僅為中共的勝利歡呼，也全盤接受中共改造社會的整體設計，包括自己並不熟悉的意識形態。張奚若被費正清（John K. Fairbank）認為是昆明最堅定的無黨派自由人士，篤信個人主義，具有盎格魯撒克遜人的氣質，反右前曾出任高教部長，“充當集權主義的官僚”[14]。1948年初，馮友蘭在夏威夷過海關，美方見他的簽證是“永久居留”，便說：“你可以保存這個簽證，什麼時候再到美國來都可以用。”馮說“不用了”，將簽證交還給驗關員[15]。留德哲學博士季羨林晚年回憶道[16]：
我同當時留下沒有出國或到台灣去的中老年知識份子一樣，對共產黨並不了解；對共產主義也不見得那麼嚮往；但是對國民黨我們是了解的。因此，解放軍進城我們是歡迎的，我們內心是興奮的，希望而且也覺得從此換了人間……覺得從此河清有日，幸福來到了人間……覺得一切的一切都是美好的，都是善良的。我覺得天特別藍，草特別綠，花特別紅，山特別青。全中國彷彿開遍了美麗的玫瑰花，中華民族前途光芒萬丈……開會時，遊行時，喊口號，呼“萬歲”，我的聲音不低於任何人，我的激情不下於任何人。
二、全面接受階級論
既然知識份子對新政權竭誠擁護，對其意識形態也就不可能設防抗禦。更何況，“大同”乃中國士子的千年夢寐，“均貧富”的共產構想一直閃爍着朦朧迷人的光芒。那些此前不相信山溝溝“土八路”能成事的知識份子，如今眼看共產黨即將改變全社會，不免自慚形穢。
1951年，在毛澤東倡導下，數十萬知識份子參加土改工作隊，成為“舊知識份子”思想轉變的起點。在虔心接受階級論的基礎上，他們深刻認識到自己的“原罪”。1951年3月2日，蕭干在《人民日報》發表《在土地改革中學習》，吳景超稍後於《光明日報》發表《參加土改工作的心得》，毛澤東均批示“寫得很好”，令《人民日報》及各大報轉載[17]。雷海宗也撰文：“我們的全部所學，就是我們最大的包袱。……不只對我們無用，連對資本主義國家的一個知識份子也無甚大用處，往往甚至發生迷惑欺騙的反作用。”[18]此前，中國知識份子向以留學歐美為鍍金，現在卻以參加土改為鍍金，時代風氣陡然一變。
1949年9月，一些高級知識份子主動提出“洗澡”。張志讓撰文：“我一向認為研究學習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是目前教育界第一重要課題。而要實現這個要求，最好的方法是發動一個全國性的運動。這一運動必須立刻發動，必須普遍推行。”[19]1951年暑期，北大校長馬寅初組織職員進行四十多天政治學習，認為頗有成效，推廣至教員。9月7日，馬致書周恩來，邀聘毛劉周朱等十位中共領導為政治學習教師。10月，毛將知識份子自發的政治學習轉為官方行為，從理論學習轉為教育改造，改變了馬寅初設定的學習性質，教育部聞風而動，“洗澡”運動由是而起[20]。
在思想改造運動中，中研院院士陶孟和說：“社會科學工作者是在舊社會裡長大的，他必然帶着舊社會裡所加給他的包袱。……這次人民革命所打倒的、所推翻的正是傳統的社會科學所研究的東西，正是過去的社會科學工作者所經常處理研究的對象。……中國社會科學工作者所熟悉的東西，不能繼續存在而不得不拋入廢紙簍了。這不能不說是今日大部分社會科學工作者所遇到的凄慘的、可憐的處境。”[21]馬列主義幾乎毫無抵抗地為知識份子集體接受，過頭過激之論已然露頭。
清華、燕京、輔仁等美資高校所有教師都下水“洗澡”——檢討出身與所受教育、交代個人歷史、清理思想塵垢、反省資產階級生活方式。金岳霖、潘光旦檢討十二次才過關；馮友蘭數次檢討不被接受；張東蓀在師生大會上檢討三次；陳序經在嶺南大學全校師生大會上檢討四小時，講到動情處熱淚縱橫，居然仍未通過[22]。知識份子真心實意接受批評，他們雖然從感情上不甘醜語自詆，參加交代個人歷史的小組會更是如坐針氈，但卻從理性上強迫自己必須自覺接受批判。
接受階級論必然承認無產階級高於其他階級的先天優勢，自會屈膝匍匐其下，同時也必然接受“鬥爭必要論”與“合理暴力論”，認同只有在鬥爭中才能打造出“一個光燦燦的新世界”。一旦接受了左傾理論，知識份子對社會的判斷能力便大幅下降。1957年5月，費孝通二訪江村，發現該村畝產從1936年的350斤增至559斤，農民生活卻不如中共建國前。分析原因，費孝通一開始就掉入意識形態陷阱：“懷疑合作化的優越性是不對的。”[23]邏輯起點使他一出門就走岔了道。既然不敢突破這一前提，也就不可能對畝產提高農民挨餓這一悖論加以實質性的剖析。
經過“洗澡”，紅色恐怖初露崢嶸，知識份子懾於群眾運動壓力，敢怒不敢言。他們一時對共產黨還不可能有深刻認識，無法從整體上否定左傾思潮的正確性，手上也沒有抵禦馬列主義的思想裝備。他們堅信共產黨是高尚的，只是基層幹部水平太差，才會發生種種過火行為。只有極少數高知“自絕於人民”。例如，清華化工系主任高崇熙教授不理解自己不去外國不去台灣，留下來為新中國服務，為何還得接受這種待遇，憤而自殺[24]。更多的知識份子通過“洗澡”，最初的狂熱有所冷卻，嘆息中開始夾起尾巴，謹守明哲保身之道。
思想改造運動是反右的前哨戰。通過思想改造運動，中共順利解除了知識份子的佩劍——獨立精神與自由思想。“原罪說”使知識份子集體匍匐於新型意識形態之下，自廢武功自動繳械，給了中共一呼百諾的政治特權，形成“無限上綱”的社會風氣，為反右自織左網自填槍彈，自築左壕自挖墓坑。這一“深刻影響”與“深遠作用”，當時自然不可能為知識份子所悟識。
1956年，馮友蘭撰文：“我敢說：絕大多數知識份子都以接受黨的領導為莫大的光榮。”[25]吳祖光曾說：“黨的威信太高了。咳嗽一下，都會有影響”[26]。黨內知青白樺對胡風案有疑，“但……即使在夢中我都會咬緊牙關，守口如瓶，沒向任何人透露過，所以懷疑得十分痛苦。因為，在五、六十年代的中國，誰懷疑毛澤東就等於懷疑自己和宇宙的存在。”[27]桀驁不馴的傅雷給國外兒子寫信：“毛主席只有一個，別國沒有……他們的知識份子仿徨，你可不必仿徨。偉大的毛主席遠遠地發出萬丈光芒，照着你的前路，你得不辜負他老人家的領導才好。”[28]
青年知識份子更是深受鬥爭思維浸淫。《人民日報》編輯袁鷹後來回憶：“五十年代中，常聽到周揚和別的文藝界領導人多次說過一句名言：”文藝是階級鬥爭的晴雨表“，如雷貫耳，銘記在心，覺得說得深刻，很精闢，從此時時提醒自己‘腦子裡要繃緊階級鬥爭根弦’！”[29]舒蕪說1949年後將政策當真理、思想教條化、人格政治化，不自覺地加入“以火與劍傳教的宗教家”行列，以理殺人[30]。
三、未被警惕的種種前兆
進城初期，中共禁毒禁娼、普及識字、剿匪土改，革除種種不平等，社會氣象甚合儒家“清明之世”。加上殺天津貪污高幹張子善、劉青山，罷免報復批評的武漢市府秘書長易吉光，武漢市委書記張平化、市長吳德峰作自我批評[31]，邀請民主人士參加反革命案件卷宗審閱[32]，等等，一時間頗具道德光環，全社會充滿期待。徐悲鴻感嘆：“一年之中，真所謂百廢俱興，一切應該做的工作，政府都在盡量去做，一切不合理的現象都在努力革除。……我們的人民政府是真正為人民服務，為人民謀福利的政府。”[33]梁漱溟說：“我體認到中國民族一新生命確在開始了。”[34]
其實，貌似風和日麗的“1950年代前期”已出現一系列不祥之兆：批《清宮秘史》、批《武訓傳》、批俞平伯、批蕭也牧、批黃碧野，還有“思想改造”、“忠誠老實”、“鎮反”、“五反三反”，僅僅1955年就發生了批判胡風、批判丁陳、批判胡適、批判杜威（John Dewey）、批判梁漱溟、批判“反動生物學家胡先驌”、批判“梁思成復古主義”、肅反運動。運動迭至，寒霜日濃。
不少文化人在各種運動中自殺。華東師大教授李平心，1952年受批判后持斧自劈頭顱，經救治未死[35]。上海新文藝出版社經理俞鴻模，因胡風案被捕，釋放后吞大頭針自殺未遂[36]。1930年代北京第一女校校長孫蓀荃，1950年代初裸身上吊自殺，留一字條：“我這樣來，便這樣去。”[37]“胡風份子”侯唯勤1955年自殺、盧甸發瘋。胡風一案牽連二千餘人[38]。
土改中約100至200萬人被處死，“鎮反”至少50多萬人自殺，此時中央的方針依然是“不要過早糾正過度行為”[39]。“三反”、“五反”搞得工商業者心驚膽戰，中央統戰部居然提出這樣的口號——“火燒工商界，打劫民建會。”[40]1952年2月8日，民生公司老闆盧作孚自殺[41]。
肅反運動，全國各級工作人員670萬，每5人中有1人為肅反對象[42]。全國肅反專職幹部75萬，外調328萬人次[43]。公安部長羅瑞卿向中共八大彙報，130多萬人被當作鬥爭對象立案，真正的反革命份子8.1萬[44]。季羨林回憶肅反：“自殺的人時有所聞。北大一位汽車司機告訴我，到了這樣的時候，晚上開車要十分警惕，怕冷不防有人從黑暗中一下子跳出來，甘願作輪下之鬼。”[45]
政治學、社會學、法學、新聞學等重要文科的取消，也在報警，警示社會平衡性的消失。1950年代，社會上暗傳一副嵌名聯：“民族團結——李維漢（統戰部長），百花齊放——陸定一（中宣部長）。”[46]大到意識形態價值指向，小到穿衣戴帽生活細節，表現出愈來愈強烈的同一性，大規模的社會風暴已起於風萍之末矣。1954年起，“那時從中央到地方的報紙上，早已很少出現雜文了。”[47]
高層知識份子未能對已經嚴重左偏的政策引起警惕，還有一則必須強調的原因：對民主人士戚友實行專項保護。1951年6月3日，毛澤東批示公安部長羅瑞卿：“凡關涉重要民主人士及其戚友的案件，只收集材料，不忙處理。”[48]
四、撤守理性
黨內高知在七大撤守理性防線。張聞天當面頌毛貶己：“他（指毛）與人民的結合是如此之密切，因而分不出究竟他是人民，還是人民是他！……在這樣偉大的人格前面……我們自己是如何的渺小呀！”張還將毛與“馬恩列斯”同列[49]。劉少奇亦說：“我們的毛澤東同志，不只是中國有史以來最偉大的革命家和政治家，而且是中國有史以來最偉大的理論家和科學家。”[50]據說連毛都不好意思。
1952年1月17日，水利專家張含英（曾任北洋大學校長）在《人民日報》上檢討，將自己二十餘年致力水利工程與教育事業，說成“在這一事業心裡還夾雜着個人興趣和個人榮譽……我雖然是善意地辦學校，我雖然主觀上一切為了學校，但是我所代表的是反動統治階級，和群眾利益是對立的。既然對立，雖然學校上了軌道，對同學們有益處，但也有助於反動政府的統治。……由此可見我過去沒有敵我觀念，更分不清敵我。這種落後的、糊塗的思想就使我很有條件做反動統治階級的花瓶和幫凶，事實上反動統治階級也認識了我這個花瓶和幫凶。”
北方交大校長茅以升承認過去三十年為反動統治階級服務，有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兩大特性：自高自大與自私自利，自扣十三頂大帽子——英雄主義、技術觀點、自由主義、個人主義、保守主義、妥協主義、適應主義、宗派主義、官僚主義、本位主義、改良主義、溫情主義、雇傭觀點[51]。
1951年批判影片《武訓傳》，錢俊瑞苛責陶行知：“人們有權利發問道：為什麼陶先生不放眼看看在當時的抗日民主根據地裡面，因為人民已經取得政權，人民教育事業就那樣蓬蓬勃勃地開展呢？為什麼陶先生不集中力量搞革命，而偏偏要化這樣多的精力在國民黨地區辦些顯然無法開展的‘育才學校’之類的教育事業，甚至最後，日暮途窮，會找到武訓這樣一塊朽木來作自己的招牌呢？”[52]就是這位錢俊瑞，1946年在陶行知去世時，曾經撰文《一代巨人陶行知》，肯定陶先生已由激進的民主主義者轉變為共產主義者[53]。
生活上，知識份子也失去優越性。中央統戰部1955年的調查顯示，絕大多數高知的生活均頗艱苦。與抗戰前相比，高知收入大幅降低。大學教授1955年最高工資252.6元人民幣，抗戰前600元法幣，摺合人民幣1,500元（以戰前1法幣折人民幣2.5元計），僅為16.8%，1955年高知收入只相當於抗戰前的六分之一[54]。1956年1月，中共希望改善與知識份子的關係，召開知識份子會議，各方面領導千餘人出席，周恩來作了《關於知識份子問題的報告》。不久召開政協會議，絕大多數高知一片感恩示誠，拜謝中共的信任關心，狠批自己的“妄自尊大”，知識份子“從舊社會帶來的自我”被宣布為“社會主義道德的最大敵人之一”[55]。明顯走偏的言論以不容置疑的姿態堂皇出現，說明整體意識形態嚴重出偏，且全社會尚無警覺，也說明警醒力量過於弱小，無法抗衡。
五、“擠”不進新社會
白樺認為所謂“1950年代前期的春天”是臆造出來的：“知識份子——即使是所謂黨的知識份子，主觀臆造出來的春天也是極為短暫的。……1953年全年只攝製了七部影片。一部電影劇本的投拍要經過層層審查才能通過，最後一個審稿人就是周揚，周揚不點頭就不能投拍。”[56]最需要自由的文藝失去自由，成為規格統一的“齒輪與螺絲釘”，又一個蘇聯式的全能政治社會已然形成。
反右前，許多真話只能轉入地下。羅隆基私下說：“社會主義的最大缺點就是沒有競爭”、“黨員水平低，是造成經濟建設上特別是基本建設上的損失的主要原因。”[57]吳宓1950年私下說：“批評、自詈方興未艾，設若現在就百詞自詈，將來日復一日，由漸而入，復何更丑更穢之詞以進一步自詈，以示長進？”[58]相當一部分中高級知識份子的普遍心態是“新社會固然美好，只是我擠不進去”。雖然有所抱怨，主調還是想“擠”進去。就是打成右派以後，章伯鈞、羅隆基、黃琪翔也是一個勁掙扎着要“爬起來”，“他們自己也很想‘爬起來’”[59]，再擠進去。胡適之子胡思杜“積極表現”——公開撰文批判其父，不僅不能入黨，而且還被划右，“擠”不進新社會，36歲仍然單身的他上吊自殺[60]。
從延安開始，中共的知識份子政策就陷於兩難之境。中共既需要大量知識份子的加盟才能獲得組織發展，但又須防範這些具有獨立意識的追隨者偏離出軌。奪取全國政權后，這一矛盾更為突出。1950年代初，中共只有72萬合格人才可充任各級職崗之需，而國民黨時期則需要200萬，缺口達三分之二[61]。現實需求使中共必須對知識份子有所讓步，以調動他們的積極性，但骨子裡的不信任又使中共不時敲打知識份子，要求他們必須全面接受左傾理念，絕對遵循紅色邏輯。放鬆與壓抑的交替互用，形成1950年代初期中共知識份子政策的扭八字軌跡。
經過幾年的“現實教育”，大多數知識份子逐漸感覺到政治負擔，“政治可以改變一切”的狂熱漸漸淡退。鳴放時期的噴瀉爆發，其實是長期積壓的熱能釋放，才會有這樣的真話：“希望生活在新中國的知識份子也摸一下自己的脊樑，挺起來，不再學易安居士或林妹妹那樣嬌滴滴地扭扭捏捏。”[62]北師大副校長傅種孫鳴放出知識份子的真正心聲：
中共所標榜的知識份子政策與知識份子所感受的幾乎完全相反。……每一運動起來，知識份子就會心驚膽跳。對於統治者衷心奉承而一再受白眼、挨耳光，這是史無前例的。我想不起來有哪一個興朝盛世是這糟蹋知識份子的。我也不曉得這些知識份子究竟造了什麼孽而致遭這麼大的禍殃。……我們能夠說一個知識份子必然有罪嗎？……這幾年來四海之內有哪一個地方的知識份子不寒心？……打着用、罵著用，叫知識份子成天用眼淚洗臉，這是何苦來？[63]
我對黨的政策都擁護，惟獨對黨的知識份子政策感到惋惜，我看不怎麼高明。……在知識份子上面必須要加上“舊”字或者是“資產階級”，……工人何嘗不是從舊社會來的，農民何嘗不是從舊社會來的？為什麼偏偏給知識份子加上個“舊”？這又何苦？你把人家當雇傭看，當奴隸看，甚至當敵人看這怎能使人家有主人翁的態度。[64]
六、知識份子的分化
左傾意識形態高調推進，人文傳統轟然崩坍，知識份子以年齡形成截然代溝，一切都預示着社會即將發生激烈震動。階級論則使知識份子分化為左右兩派，有了互斗互揪的社會基礎，同時失去制衡的中間派。陳寅恪高足金應熙由中轉左，公開亮旗叛背師門，寫出很有份量的批陳文章；燕京校長陸志偉之女撰文《譴責我的父親陸志偉》[65]；包括胡適之子公開撰文批判乃父，這一類“時代新聞”被標榜為“新社會新風尚”。
丁玲原本對胡風心存感激。當年丁玲在延安凡有作品寄胡風，胡風總是想方設法將稿費寄給在湖南的丁母。丁玲將這份友誼看得很重，但在批判胡風時，丁玲公而忘私，違心狠批反革命份子胡風。郭沫若對胡風的批判火力甚猛：“我個人認為應該嚴厲地鎮壓，比幾年前鎮壓反革命的時候要更加嚴厲地鎮壓……好些朋友都提到，我們的警惕性太低了，的確是。以我個人來講，認識胡風二十多年了，一直沒有感覺到他是這樣一種反革命的破壞份子。我們可以說，二十多年是和豺狼一道睡覺。”[67]1955年全國發表批胡文章2,131篇，其中作協會員佔544篇，各路名人多在其中[68]。
許多右派份子如果不是被打倒，他們也很想打倒別人。一位筆者熟識的右派，唯我獨革，實足的極左份子，忘我投入反右，積極打倒別人。在送右派上車開赴改造地時，上級在車下突然宣布他也是右派，馬上與幾秒鐘前的“敵人”同上一輛車，同赴改造地！1957年10月11日，團中央舉行批鬥劉紹棠大會，台上坐着中國文壇泰斗級人物。鄧友梅剛剛音調鏗鏘紅頭脹臉結束髮言，台下為他的有力批判熱烈鼓掌，鄧友梅認為這下總算立功贖罪了。突然，北京市文聯秘書長站起來，高聲宣布：“同志們！不要為他鼓掌，不要被他的假相欺騙，他——他也已被劃為右派份子！”[69]
知識份子之間既然可以不負責任地互攻互訐，社會生活失去和諧訴求，各個擊破也就是一種歷史必然了。唇亡齒寒，古今同理。從相當意義上，胡風、章伯鈞、羅隆基是被在野的民主黨派和知識份子最後拱倒的，“章羅聯盟”一詞可能最早出自胡愈之[70]。如果舒蕪[71]、浦熙修[72]、史良[73]、吳晗[74]等人不提供重磅炮彈，如果沒有樂松生[75]、梁思成[76]、薩空了、千家駒這樣的反右積極份子[77]，沒有趙文璧對羅隆基五十二條罪狀揭發[78]……知識份子如不一擁而上落井下石，至少還不至於如此快就羅織起罪名，鬥爭尚不至於如此迅速升級。據綜合判斷，若非出於價值認同，揭發者斷不至於出手如此果決。
社會生活明顯處於錯位出偏，居然還有那麼多知識份子認為形勢一片大好，認定右派份子實屬出洞毒蛇非打不可。九三中常委茅以升、嚴濟慈、許德珩、裴文中等籲請堅決擊退右派份子猖狂進攻。1957年7月5日，趙超構、張友鸞、陳銘德、鄧季惺、張恨水向浦熙修發表“聯合宣言”，敦促浦熙修進一步揭發羅隆基。《文匯報》的欽本立、柯靈也檢舉揭發“徐鑄成一貫是個右派，是老右派。”[79]老舍撰文：“從維熙的”並不愉快的故事“（一篇小說）意在煽動農民造反。”[80]
社會的整體左傾化，包括“右派”在內整個知識界對左傾理論的接受，乃是反右急速升溫不可或缺的社會土壤。知識份子自己不往前湊，“陽謀”就不可能迅速得手。晚年茅盾甚至不經意吐露：“想不到黨中央會對右派平反！”[81]反右的大方向固然出自高層，但達到的深度和廣度則須倚賴基層。沒有左翼知識份子的種種“自覺革命”，反右運動便不可能短期內即成燎原之勢。
七、分析與思考
理想既是一切盲動的邏輯起點，也是中國知識份子失去集體警惕的一大誘因。知識份子認為社會新生政治清平，一切都可萬無一失地交給黨，自覺交出獨立思考，交出了絕不應該放棄的選擇權與批評權，認為對當今執政者的一切批評已無必要。正是1950年代初期知識份子的這種幸福依偎感，才是其後痛苦不堪的起點，也正因為是被自己真心擁護的黨所拋棄，這份折磨與痛苦才更為錐心難泯。同時，一片壓倒性的讚頌，社會監督與糾錯力量消散，也助長了高層領導“偉光正”的自信。
紅色教授馮至有一口頭禪——“偉大的時代，渺小的我。”[82]徹底上交個人權益與個體價值。但既然個人失去自我，還需要個性解放嗎？還需要民主自由嗎？還需要保護個人權益的法律嗎？現代理念最基礎的價值根基動搖了。《大學》云：“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碼錯價值序列、顛倒本末厚薄，欲達治平，豈可得乎？既然認同“全心全意”奉獻一切，失去保護個人利益的理論依據，反右一起，知識份子既無質疑的理論武器，也無自辯的邏輯起點，更無自衛的政治力量。除了低頭認罪虔心檢討，磕頭如搗蒜，至多私下偷罵幾句，實無它能。此時，他們才認識到缺乏體制保證的賜予式自由何等脆弱！失去理論屏障的後果多麼嚴重！
赫魯曉夫（Nikita S. Khrushchev）發表“秘密報告”后，1956年春出現“雙百方針”。最有理性的學者也一度頭腦發熱：“共產黨要實現自建黨以來孜孜以求的使中國現代化的目標，離不開知識份子。面對由於政治運動的頻繁衝擊而導致的知識份子的集體性消極反抗，除了調整政策以外，執政黨別無選擇。”[83]章伯鈞甚至鳴放：民主黨派要發展二三百萬，農工今年就可發展到二三萬，將來不僅發展到縣，還要發展到農村[84]。章伯鈞成右後，其女問他此前為何緊跟中共，章伯鈞答曰：“誰也沒想到中共會變成這樣子。”李澤厚認為此語甚具代表性，為何那麼多人迭經運動仍敢鳴放，除了為國儘力等中國士子傳統美德，最重要的還是判斷失誤，根本沒有想到痛斥蔣介石獨裁的中共也會沒收言論自由，“包括沒想到毛竟會完全變成了不折不扣的傳統專制皇帝。它是建國后一步一步走到了這個局面的。這才是這場悲劇的真正根源：沒有足夠的經濟基礎和思想基礎，在中國，任何革命導致的都是獨裁專制。1911、1927、1949，無不如此。”[85]
無疑，左傾思潮得以掀起的最主要動力乃是共產理論——終極解決一切社會問題、徹底剷除一切社會不公。國人居然相信“用黃金修造廁所”（列寧語），相信“物滿為患”的君子國即將建成，相信“盛代無隱者”。只要讀一下1950年代詩歌，就可感受到什麼叫“時代豪情”，就能觸摸到知識份子的“不設防心態”。蕭干後來反省：“我當時思想上對那種反常的搞法甚至也並不怎麼抵觸。”[86]
趙紫陽晚年談及反右：“一讓提意見，各種意見鋪天蓋地，有的很尖銳，這大大出乎他（指毛）的意料。我當時在廣東管農業，座談會上一些人指着鼻子罵，真受不了呀！後來接到中央電報，說要”硬着頭皮頂住“，鄧小平也到廣東來做報告，說放長線釣大魚，那就是打招呼準備反右派了。對當時的大鳴大放，各級幹部有意見……共產黨各級幹部都沒學會聽取不同意見。”[87]毛澤東最初提倡鳴放，亦屬形勢判斷有誤。他聽慣一片頌揚，認為力邀鳴放，斷不會有激烈反面意見，這樣既可得開明之雅聲，又可戴民主之光環，還可向蘇聯顯示自己身後不會有人作“秘密報告”，一箭數雕。然稍開言論，毛髮現知識份子竟存在“根本不滿”，這才認識到赫魯曉夫勸阻“雙百方針”的預見性，領悟到“專政”的必要性，不得不以“陽謀”為自己的公開失信強遮強辯。
民眾情緒與新政權的高度迭合，營造出“1950年代新氣象”，形成“人定勝天”的社會熱氣，歷史確實給了中共及毛澤東建功立業的大好機會。可惜由於政經文化、意識形態及毛個人素質等綜合因素，致使他們未能把握住這一重大歷史機遇，反而將國家一步步領入反右，1959年的廬山會議使黨內高層也集體失聲，通往大飢餓及文革的大門打開了。在這場歷史大轉折中，知識份子也出了一份參與之力。1958年3月15日，萬餘知識份子彙集天安門廣場，舉行“社會主義自我改造促進大會”，高呼：“把心交給黨，堅決當左派！”[88]沒有划右的著名知識份子盡數出席。就是絕大多數右派，也都認為反右是必要的，僅僅自己被整錯了，只有極少數知識份子及時認識到反右的整體錯誤[89]。左傾文化造就了一代病態知識群體，歷史的沉重就在於幾乎人人都有份！
反右與文革已成為二十世紀中國重大反面“人文遺產”，成為值得中國知識份子一再回顧的負極坐標，時刻提醒我們那條曾經走歪的路，以及何以走歪的根本致因——宗教式的左傾思潮缺乏最起碼的包容度，一邊製造罪錯一邊還不允許受難者發出呻吟批評，從一開始就違反了現代文明的基石：民主自由。國人當然還清晰記得1945年7月5日，毛澤東在延安與黃炎培著名的“窯洞對”，毛說已為中共找到跳出政黨興勃亡忽周期率的新路：“這條新路，就是民主。”[90]
【註釋】
[1]、[41]李銳：《李銳近作——世紀之交留言》（香港：中華國際出版集團有限公司，2003），頁164；146。
[2]陳明遠：《知識份子與人民幣時代：《文化人的經濟生活》續編》（上海：文匯出版社，2006），頁26-27。
[3]吳大猷：《中央研究院的回顧、現況及前瞻》，《傳記文學》（台北），1986年5月號，頁56。
[4]、[22]、[24]、[53]、[68]、[83]于風政：《改造》（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頁10-11；210-11；214；161；398；432。
[5]竺可楨：《竺可楨日記》，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頁1256。
[6]朱光潛：《自傳》，載楊里昂主編：《學術名人自述》（廣州：花城出版社，1998），頁273。
[7]吳中傑：《海上學人》（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頁91。
[8]李明：《鐵樹開花》，載賀黎、楊健采寫：《無罪流放——66位知識份子五．七幹校告白》（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98），頁410。
[9]、[69]、[80]從維熙：《走向混沌：從維熙回憶錄》（廣州：花城出版社，2007），頁215；30；24。
[10]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下冊（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頁667。
[11]余廣人：《1949：國號之爭》，載杜導正、廖蓋隆主編：《重大決策幕後》（海口：南海出版社，1998），頁10。
[12]特約記者：《永遠的懷念——記“兩彈一星”功勛科學家郭永懷》，《百年潮》，2006年第8期，頁6。
[13]劉士傑：《長夜孤零的日子》，載《無罪流放》，頁26。
[14]費正清（John K. Fairbank）著，陸惠勤等譯：《費正清對華回憶錄》（上海：知識出版社，1991），頁506。
[15]馮友蘭：《三松堂自序》（北京：三聯書店，1989），頁127。
[16]、[45]季羨林：《牛棚雜憶》（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5），頁203；205。
[17]、[20]、[31]、[32]、[48]《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二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頁154、198；482-83、526；633；277、315；352。
[18]雷海宗：《社會科學工作者與新的社會科學》，《光明日報》，1951年4月4日。
[19]張志讓：《探求新知批判利用舊學與大學教育前途》，《新建設》，1949年第1卷第1期（創刊號），頁3。
[21]陶孟和：《中國社會科學工作者的任務》，《光明日報》，1951年3月29日。
[23]費孝通：《江村經濟——中國農民的生活》（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頁274。
[25]馮友蘭：《發揮知識份子的潛在力》，《人民日報》，1956年1月15日。
[26]吳祖光在1957年5月13日文聯第二次座談會上的發言。參見牛漢、鄧九平主編：《荊棘路——記憶中的反右派運動》（北京：經濟日報出版社，1998），頁76。
[27]、56白樺：《暴風中的蘆葦》，載金薔薇編：《作家人生檔案》，上冊（北京：中華工商聯合出版社，2001），頁142；118。
[28]傅雷：《傅雷家書》（北京：三聯書店，1981），頁116-18。
[29]、47袁鷹：《風雲側記——我在人民日報副刊的歲月》（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2006），頁92；17。
[30]萬同林：《殉道者——胡風及其同仁們》（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1998），頁187。
[33]徐悲鴻：《一年來的感想》，《光明日報》，1950年10月1日。
[34]梁漱溟：《國慶日的一篇老實話》，《新建設》，1950年第1卷第7期，頁20。
[35]王友琴：《文革受難者：關於迫害、監禁與殺戮的尋訪實錄》（香港：開放雜誌出版社，2004），頁216。
[36]賈植芳：《獄里獄外》（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5），頁17。
[37]舒衡哲（Vera Schwarcz）著，李紹明譯：《張申府訪談錄》（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1），頁98。
[38]柳振鐸主編：《毛澤東的社會主義理論與實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頁197。
[39]、61、65費正清（John K. Fairbank）、麥克法誇爾（Roderick Mac Farquhar）主編，王建朗等譯：《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1949-1965）》（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頁91、頁93（註釋26）；76；217。
[40]、46章立凡：《君子之交》（香港：明報出版社有限公司，2005），頁26；33。
[42]朱正：《1957年的夏季：從百家爭鳴到兩家爭鳴》（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頁256-61。
[43]馬宇平、黃裕沖編：《中國昨天與今天：1840-1987年國情手冊》（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9），頁740。
[44]杜高：《我不再是“我”——一個右派份子的精神死亡檔案》（香港：明報出版社有限公司，2004），頁96。
[49]《張聞天文集》，第三卷（北京：中央黨史出版社，1994），頁259、261-63。
[50]《劉少奇選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頁336。
[51]茅以升：《我的檢討》，《光明日報》，1952年2月21日。
[52]錢俊瑞：《從討論武訓問題我們學到些什麼？》，《人民教育》，1951年第3卷第5期，頁12。
[54]1956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的《關於全國高級知識份子人數的調查報告》，廣東省檔案館館藏檔案。轉引自陸鍵東：《陳寅恪的最後20年（1949-1969）》（北京：三聯書店，1995），頁160。
[55]李四光發言，《光明日報》，1956年2月5日。
[57]章詒和：《最後的貴族》（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4），頁315。
[58]張紫葛：《心香淚酒祭吳宓》（廣州：廣州出版社，1997），頁110。
[59]、[76]、[77]、[78]章詒和：《往事並不如煙》（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頁113；277-78；149；280-81。
[60]胡思杜：《對我父親——胡適的批判》，原載《大公報》（香港），1950年9月22日，《中國青年》第56期轉載，1951年1月。參見郜元寶編：《胡適印象》（上海：學林出版社，1997），頁175-78。胡思杜自殺於1957年9月21日，見羅爾綱：《師門五年記．胡適瑣記》（北京：三聯書店，2006），頁125-53。
[62]黃裳：《嗲》（寫於1957年5月26日），載《負暄錄》（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頁1-3。
[63]傅種孫：《中共失策之一》，載牛漢、鄧九平主編：《六月雪：記憶中的反右派運動》（北京：經濟日報出版社，1998），頁443-45。
[64]傅種孫：《我對黨的知識份子政策感到遺憾》，載《六月雪》，頁455-56。
[66]張鳳珠：《我看丁玲與舒群》，載《作家人生檔案》，上冊，頁176-77。
[67]郭沫若：《嚴厲鎮壓胡風反革命集團——在中國文聯主席團和中國作家協會主席團聯席擴大會議上的發言》，《文藝報》，1955年第11號，頁29。
[70]朱正：《反右派鬥爭始末》，上冊（香港：明報出版社有限公司，2004），頁276。
[71]舒蕪：《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一些材料》，原載《人民日報》，1955年5月13日。參見《人民日報》編輯部編：《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頁7-22。
[72]1957年8月10日下午，浦熙修在民盟中央批判會上發言：《羅隆基是只披着羊皮的狼》，參見章詒和：《往事並不如煙》，頁281-84。
[73]1957年6月14日晚，史良在民盟中央小組會議上長篇發言，載1957年6月15日《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北京日報》、《中國青年報》，均為頭條。參見章詒和：《往事並不如煙》，頁13-19、59-60。
[74]1957年6月11日，吳晗主持民盟《光明日報》支部對儲安平的批判，參見章詒和：《往事並不如煙》，頁59。吳晗人大發言，《人民日報》，1957年7月7日，參見朱正：《反右派鬥爭始末》，上冊，頁223。吳晗另有揭發羅隆基發言，《人民日報》，1957年8月11日，參見朱正：《反右派鬥爭始末》，上冊，頁292；章詒和：《往事並不如煙》，頁276-77。
[75]1957年6月12日全國工商聯常委會，樂松生第一個發言批判章乃器。參見朱正：《反右派鬥爭始末》，上冊，頁355-56。
[79]姚杉爾：《在歷史的漩渦中——中國百名大右派》（北京：朝華出版社，1993），頁159。
[81]沈楚：《待人寬厚的劉紹棠》，《世紀》，2004年第1期，頁56。
[82]馬嘶：《負笈燕園》（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頁229。
[84]李伯球在人大的檢討，《人民日報》，1957年7月17日。參見朱正：《反右派鬥爭始末》，上冊，頁223。
[85]李澤厚：《集帝王、叛逆於一身的毛澤東》，《明報月刊》，2006年9月號，頁27。
[86]蕭干：《蕭干回憶錄》（北京：中國工人出版社，2005），頁219。
[87]王揚生：《叩訪富強衚衕六號》，《明報》，2005年1月30日，A4版。
[88]《知識份子在天安門宣誓》，《文匯報》（上海），1958年3月17日，第1版。
[89]中國新聞出版局審讀處首任外長朱希（13級）為首批清醒者之一，入獄后仍不斷上書中央，文革中差點被斃。參見從維熙：《走向混沌》，頁355。
[90]黃炎培：《延安五日記》，參見朱鴻召編選：《眾說紛紜話延安》（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1），頁3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