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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四光傳:一個標準文革語文標本

李四光傳:一個標準文革語文標本

1965年1月,毛澤東與李四光握手。

無意間讀到一冊舊書,名為《石跡耿千秋——回憶李四光》,二位作者分別是李的妻女。其妻文章曰“回憶仲揆”,其女則曰“力量的源泉——回憶我的父親李四光”。夫妻視角和女兒視角互為補充,在讀者面前樹立了一尊名人造像。

該書出版於1978年4月。兩篇文章,前者完稿於1973年3月,後者未標明,但從結尾出現的“跟着英明領袖華主席”字樣,可以推斷寫於1976年至1978年間。整本書仍可視為文革時代的出版物。

這不是一個丈夫和父親的一生,而是一個追求革命的地質學家的一生,一個中共同路人和毛澤東的好學生的一生。作者想要傳達的是,一個有才能的知識分子只有選擇跟共產黨走,才能獲得“新生”;只有在社會主義中國,立志報國的科學家也才有用武之地。李四光正是這樣一個“又紅又專”的典型。在新中國語境下,紅即聽黨的話,最好成為其麾下一員,或者是共青團員少先隊員亦可;專即有專長,能為其所用。二者皆備於一身,此人則貴且富矣。拋開科研成就不論,此書塑造的“李四光”可謂是極權政治孕育的典型極權人格:黨、國家、領袖就是他的上帝,——在中國,人們很難弄明白這三者之間的關係,三個詞表示的其實是同一個意思,誰主宰你,你就視其為至高無上的神明。他聽命於他們,並以被接納為榮。在科研上,李四光具有強烈的主體意識,勇于思考,敢於懷疑,堅持己見;置身於新中國的政治環境下,他卻只剩下了迷信。他迎合潮流,自覺用所謂“毛澤東思想”主導自己的科學研究,其成績也被視為毛思想結出的碩果。

作者的文字無不體現出那個時代的特徵。她們自覺地把親人當作一個政治符號來敘述,一個人的存在僅僅是為了證明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和毛澤東思想的偉大,頌聖是其主調。被主題規定了的文字,簡陋、直接,感情濃烈。這幾乎就是一分政治鑒定書,他們從心裡認可親人“政治正確”,且以之為榮。自不待言,我們看到的是一個空洞的政治人格表象。人的尊嚴與幸福是沒有的,在妻子筆下,李四光至死還在惦記“黨交給我的工作”,這是一個馴服工具的形象,一個被抽幹了生命和血液的工具,既沒有真實的人的生活,也沒有真實的人的情感。

就文本而言,這本書呈現着那個時代特有的革命邏輯。

根紅苗正,傳主的出身必須是無產階級成分。按照這個要求,作者將“貧窮”賦予主人公,自祖父到父親再到李四光這一段,被描述成一個下層人的境況:祖輩一代家境貧寒,父親靠打柴度日,晚上自學“考中秀才”,秀才照例屬於被蔑視的階級,但因出身清寒,就算不上統治階級的人。作者接下來介紹秀才的職業:“找了一個大一點的破廟,招了十幾個學生教書。”換言之,也就是設立私塾,為統治階級培養知書達理的臣民。通過使用“大一點”“破廟”“教書”等詞,徹底迴避了設立“私塾”這個實質問題。“破廟”有多重含義:極寫經濟窘迫之語也,意思不外乎主人沒有剝削行為;以此表明主人與政府無甚瓜葛,大約屬於民間辦學,也算好人做好事吧;或許還有風雨飄搖,隨時散夥的意思。

李四光似乎到處能遇到不平。先是投考武昌高等小學,儘管得了第一名,但因為是一個窮孩子,主考先生見其“沒有靠山,就不大願意錄取他”。作者議論道:“舊社會就是這樣,窮人家的孩子是沒有權利讀書的”。等他留學日本,也被人欺負——“日本的學校當局歧視中國學生,儘管仲揆考試經常名列前茅,可是從未得到過獎學金的優待。”這兩件事實情如何,恐怕已無從稽考,如此一來,一個可憐見兒的受壓迫者形象就完成了。

讓人倍感滑稽的是,躋身官場當實業司長的李四光,打算去英國留學,理由竟然是“當時的革命是資產階級領導的舊民主主義革命,各方面都很不徹底。……這一切使仲揆深為不滿,他再也不願同那些官老爺們應酬往來了。”將個人的選擇與毛澤東後來對中國近代社會的論斷一一對應,令人有削足適履之感。當得到批准並領到官費后,李四光竟以陰謀論揣測政府:“黎元洪對付我們不是用殺頭的辦法,而是把我們這些年輕人像送瘟神那樣送出去留學。”不領情的革命者,在領到做路費和學費的金條后,立即兌換且先給自己家裡寄了一部分。

生活於這樣的社會環境里,主人公萌發的自然只有仇恨。而且這種仇恨幾乎是全方位的,從對北洋政府到民國政府:“我們先後經歷過滿清的光緒、宣統和北洋軍閥袁世凱、段祺瑞、曹錕、吳佩孚、張作霖等反動政府的統治。這些反動統治者沒有一個是管老百姓死活的,他們關心的只是自己的利益,爭權奪利,壓迫和剝削人民。”“仲揆到了南京,親自看到國民黨與北洋軍閥沒有什麼區別,只是更加反動與殘暴而已,因此對蔣介石國民黨產生了強烈的不滿。”“當時的國民黨政府對科學事業根本沒有興趣,不但在物質上不予支持,還要給研究工作設置種種障礙。……他到英國講學去了。”

我想,任何稍有理智和良知的人,都會看出敘述者的偏執和誣陷。

作者着力塑造的傳主,具有“意志強人”的品格,以及敢於鬥爭的性格。

他生來似乎就是挑戰既有禮俗和規矩的。

他不修邊幅,有“破褲子先生”的綽號。

在北平教書期間,很多教授都坐包車,他不坐包車,因為“讓別人拉着走是極不合理的”。

他堅持用中文講課,他不準學生叫自己Mr.李,“你可以稱我老李、小李或者阿狗、阿貓,但是我不准你叫我Mr.李。”接待英國學者,他故意用中文講解,引發對方不滿,他竟然是一副勝利者的架勢。……作者將其歸之於在國外留學“親身感受到中國人受盡歧視的恥辱,從而產生了強烈的民族自尊心”。這不過是為仇外思想的包上一層正義之皮罷了。

為了塑造李四光反抗霸權的形象,作者還敘述了一個“打抱不平”的故事。據稱,李在宜昌街頭看見悲慘的一幕,一個“美國人”坐人力車不給錢,還要拿起手杖打拉車人,他氣憤地上前主持公道:制止打人,一定要老美付車錢。對方不理,李四光“和七八個學生就拿起做地質工作的鎚子把他攔住了”,在武力面前,對方“只得乖乖地給了車錢,灰溜溜地走了。路上的行人都為此感到揚眉吐氣”。最後一句才是點睛之筆,似乎李四光為中國人爭了光。此事是否真有其事不得而知,但作者選擇此事的目的極其明顯:為的是激起人們對美國人的仇恨和輕蔑。

對李四光作為一個反抗者的塑造,幾乎是全方位的。

先是美國學者的輕視,1926年,李四光在中國地質學會一次論文會上宣讀了自己的論文,提出“大陸車閥”自動控制地球自轉速度的理論,美國地質學家維理士不以為意,“態度十分傲慢,對中國人研究地質理論問題,擺出一副極其輕視和鄙薄的樣子。”這激怒了李四光,“這實際上不單純是學術問題的爭論,更主要的是反映了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國家對中國科學工作者的鄙視。”他“決心為中國人爭一口氣”。作者褒獎自己的丈夫“一開始地殼運動和地質力學的研究,就不願意在觀點和方法上跟着外國人走”。一副反潮流的大無畏英雄形象躍然紙上。

后是瑞典學者的輕慢。第四紀中國有無冰川?外國學者傾向於否定,但李四光認為有。瑞典人“安迪生看了仲揆的標本以後,只是很輕蔑地笑了一下,沒有表示任何意見”。作者斷定“自那時起,繞着安迪生周圍形成了一個故意不理會中國第四紀冰川現象的圈子”,並推斷“在這個圈子的把持下,第四紀冰川問題的研究,受到了很大的影響。”

然後,作者又勾勒了一幅國際科學家的群醜圖:李四光撰文介紹自己在廬山發現冰川遺迹的情況,遭到國內外權威的圍攻。1936年,李四光在黃山“又發現了無法否認的冰川遺迹”,國際權威不置可否倒也罷了,安迪生和另一名學者費斯孟後來卻發表文章,“吹噓他們在中國所看到的冰川現象。那個安迪生的文章里,竟一字不提中國人所做的工作”。這豈不是在暗示外國學者剽竊自己夫君成果么?更可怕的是,作者稱李四光曾激動地說過,“關於中國第四紀冰川問題的某些爭論,說不上是由於科學本身的發展所引起的爭論,而是由於外來的文化侵略勢力和本國的買辦思想結合起來所形成的局面,它阻礙了中國地質科學的發展”。

作者最後得出一個結論:在這場鬥爭中,李四光“的確是不畏強暴,堅持真理的,充分表現出了在科學問題上敢於反潮流的革命精神”。作者毫不掩飾地說,李四光“主要的對立面就是那些在中國活動的外國人”。在新中國語境下,“活動”一詞絕對帶有不正當的暗示,類似於勾當,再加上“外國人”,散發出一股敵視的味道。“對立面”在毛澤東哲學思想中,是處於被鬥爭和消滅的對象,也就是“敵人”的代稱。這是唯我獨尊、不許他人非議的狹隘心態。

“輕視”“鄙薄”“輕蔑”三個詞將作者自我設定的中國與世界的關係泄露無遺。一個極度渴望被人承認和尊重,卻又刻意作出一副反抗者的姿態,以對他人的惡意揣測和腹誹來補償失意的心態。不平等關係首先是自造的,甘於或善於自造囚牢,逼迫他人做出超預期的反應,若得不到所要求的,便產生某種“弱者”的仇恨。

李四光的反抗甚至帶有極端的特徵。在1939年出版的《中國地質學》一書里,他拒不介紹外國人對中國地質的研究成果,引用中外學者一起研究的學術成果時,故意把中國人放在前面。在引起國際學術界批評后,作者將其視為反帝國主義文化侵略勢力的鬥爭,因為“某些外國人以科學研究的名義在中國活動”。毫無疑問,這是新中國的性格,也是毛澤東及其意識形態所需要的性格。

學術之爭極其正常,若以民族主義情緒視之,則無異於設立了“對立面”,將他人置於壓迫方,凸顯自己的無奈,其抗爭也就有了合法性。共處一個矛盾體,總是從對立走向鬥爭,最終解決了問題,獲得了勝利。這是對毛澤東《矛盾論》刻舟求劍式的註解。李四光身處於一個處處壓制自己發明的環境,而且是國內外反動勢力勾結,“侵略”“買辦”這些詞無不表明作者的階級鬥爭眼光。這種敘述策略無非是將李四光編織進“殖民/反抗”的話語體系中,以此凸顯革命的必要。反抗者眼中的世界是荒謬的,因為他們扭曲了一個真實的世界。一個自我哀憐的被侮辱被欺負的第三世界形象,極易激起無知大眾的憤怒與共鳴。

在費正清主編的《劍橋中華民國史》里,對壓制李四光的這幾個國際權威有正面評論,認為這些由地質所等政府部門聘請的顧問及來自他國的學者,在幫助和訓練中國科學家方面發揮了明顯的作用。事實上,李四光關於中國東部第四紀冰期的學說,合作和支持者中既有李捷等一批中國地質學家,也有外國的地質同行,如奧地利的費斯孟、蘇聯的納里夫金以及美國的米勒等。

“百度百科”在表述李四光的貢獻時,指他“提出了華東第四紀冰川存在的理論”。中國出版的中學歷史教科書,宣稱李四光打破了兩個“洋神話”,其一即是中國無第四紀冰川。由“華東”而“中國”,外延已經發生明顯的變化,事實上將論題變成了偽命題,因為廣袤的中國不可能沒有一絲第四紀冰川的痕迹。

更為誇張的是,教科書關於李四光學術貢獻的標準答案竟為:他推翻了外國人作出的“中國不存在第四紀冰川”的錯誤結論,確定中國第四紀冰川的存在並得到國際學術界的認可。……要學習他勇於挑戰權威,勇於探索真理的精神,嚴謹治學的精神。

中國華東地區有無第四紀冰川,本是個有爭議的學術問題。現在看來,國際專家的結論似乎更符合實際。中國現代冰川研究的開拓者施雅風等人在1980年代初也對李四光的論點提出過質疑,他們認為,廬山地區所謂的“冰斗”,不具備冰檻和冰斗底盤地形,是山坡塊體運動和流水侵蝕共同作用的結果;“U形谷”則是流水作用於向斜谷或由軟弱地層控制而形成的寬谷;“泥礫”等乃是重力堆積、融冰泥流和古泥石流的堆積……他們進而得出結論,中國東部中低山區(海拔低於3000米)第四紀時氣溫、雪線及冰川積累區面積比率(AAR)等指標都不具備發育冰川的條件。

《石跡耿千秋》一書的作者在表述李四光對中國第四紀冰川的“發現”時,用的是“發現了一些冰川流行的遺迹,採集到冰川擦痕的漂礫”“又在廬山發現了大批冰川流行的痕迹”“在安徽黃山又發現了無法否認的冰川遺迹”……遺憾的是,李氏的“發現”,已經被證明是很難成立的——“我們對中國東部第四紀冰川達到以下的基本認識:首先,廬山及中國東部海拔2000m以下的山地在第四紀期間從來沒有冰川發生過。某些疑似的古冰川地形完全可以用其它非冰川成因予以解釋.所謂的冰川沉積多數情況下是季風氣候條件下的古泥石流堆積,現代泥石流的研究為此提供了有力的支持。”(見施雅風主編的《中國第四紀冰川研究》一書)。請記住,中國國家測繪局公布的廬山和黃山海拔高度分別為1473.4米和1864.8米。這就是說,支撐李四光冰川理論的基石陷落了。該書還饒有深意地指出,“所有的研究和分析必須本着‘實事求是’即客觀和現實主義的原則,既然古冰川遺迹是古冰川活動的產物,不研究現代冰川的物理性質、運動規律及其蝕積效應,單憑空想臆斷必然會導致指鹿為馬的鬧劇。”

李四光在科學史上自有其一席之地,恰如其分地介紹其發現足矣。對已被否定的某些發現,就不應該一直如此褒獎下去,讓學生把謬誤當作真知儲存在腦海里,貽害終生。若真心尊重李四光先生,請從剔除課本中的溢美之詞始。孩子們不會喜歡一個塗滿愛國主義金粉的李四光,他們僅僅需要認識一個真實的科學家。

作者不放過任何一個表現自己政治覺悟的機會,對合法的中華民國政府及其元首肆意誣陷。

關於抗日戰爭,作者如此議論:

“蔣介石根本不是真心抗日,不到半年南京就失陷了。”

“蔣介石要在廬山召見各大學教授,名義上是請他們討論如何抗日救國的事,實際是要拉攏他們助他賣國。”

“由於蔣介石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不抵抗政策,華北、華東各省大城市相繼失陷。”

“因為蔣介石已逃到重慶,要將重慶作為國民黨反動政府中央所在地和他們的安樂窩。”

“在國民黨反動政府統治下,人民生活的痛苦真是寫也寫不完。”

……

這種文字所表述的粗鄙的見識不值一駁,但作者的態度令人齒冷。在整個民族承受巨大苦難的歲月,他們站在高處冷嘲熱諷、極盡誣陷之能事,無恥抹黑投身抗戰付出巨大犧牲的中華民國政府。為一黨之私利竟至於如此,足可見出其人性之卑劣。

在1930年到1932年期間,李四光曾擔任過中央大學代校長。當時的國立中央大學為民國第一學府,具有亞洲第一的良好聲譽。在這本書里,此段經歷被改寫為李四光拒絕合作,稱“反動政府的教育部長”希望李去擔任校長,“他沒有同意”。中央大學竟被誣為“偽中央大學”。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也就是在中華民國政府管轄的中央研究院,李四光執牛耳於地質研究所,在擁有決策權的優越環境下從事教學研究,且成果累累。作者稱:“就在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初期,他們對地質力學以構造體系這個概念為核心,進行了比較有系統的區域構造現象的觀察,……對於中國的主要構造體系類型的研究逐漸深入了。”這正好驗證了美國學者羅茲·墨菲的話:“南京政府從1927年到日本全面侵華並攻佔南京的1937年,在很多方面是建設性的十年。”(見《亞洲史》)

1948年,李四光作為中國地質學會代表,參加在倫敦召開的世界地質學會會議。以中華民國學者身份出席,卻被中共許諾的一頂“政協委員”的帽子誘惑,徹底背叛中華民國政府,后遵照周恩來的指令潛回大陸。除此之外,他還截留設備和人員,以之作為獻給新政權的投名狀——“早在1949年初,仲揆曾打了一個長達一百多字的電報給南京地質研究所,要研究所千萬不要搬到台灣去,書籍和儀器應儘快裝箱,藏在最安全的地方。”

李四光政治選擇上的愛憎,體現在對蔣介石“拉攏”的厭惡與拒絕,以及對被毛澤東“恩寵”的感激與效忠。作者濃墨重彩書寫,對比之強烈,不免令人眩暈。

“雖然仲揆當時人在廬山,卻斷然拒絕了蔣介石的召見。”

“仲揆的座位常排在蔣介石一排的右位,但每次他都借口有病,或說已經走了,有時真的連夜離開,以拒絕參加宴會。”

“蔣介石提出要見仲揆,……仲揆說不見,請王推說李某要見走了。”

“蔣介石鑒於仲揆在學術界和教育界的地位,總想拉攏仲揆為他做事,多次表示要仲揆出任教育部長或大學校長,都被仲揆拒絕了。”

“拒絕”“斷然拒絕”“不見”……李四光對蔣介石何以有如此深的仇恨?因為中華民國領袖“賣國”又“反動”。李四光完全以中共的政治標籤作為自己的愛憎標準,這些被作者讚美的行為,以常理度之,只能說是乖戾。可笑的是,這些出自李四光之口的“事實”被報告文學作家徐遲採用了,他在《地質之光》一文里總結道:“蔣賊幾次想拉攏他,他一回也沒有給予理睬,避之若蛇蠍。”

李四光或許沒有去想,自己這份桀驁不馴的權利從何而來?

對毛澤東,他則完全是另一副姿態。

李四光之女敘述了他們兩人第一次見面的情形:1952年,毛澤東在一次會議期間接見了李四光,“我父親回到家裡,精神格外奮發,興緻勃勃地告訴我們接見時的幸福情景:毛主席身材魁梧,紅光滿面,平易近人,和藹可親。”

李四光之妻特意記述了丈夫與毛澤東的四次見面,這一節名為“最大的幸福”。

1964年2月6日,有人把李四光領到毛澤東卧室,在場的還有竺可楨和錢學森。“仲揆回來告訴我說,主席卧室內擺滿了各種書籍。他激動地對我說,主席那樣忙,還要閱讀自兒科學書籍,主席真是學識淵博!中國人民有這樣偉大的領袖,全世界革命人民有這樣偉大的導師,真是幸福啊!”

1964年元旦,毛澤東請李四光去懷仁堂看戲,回家后,他照舊激動:“我今天很高興,也很興奮。我們的偉大領袖和我談了很多話。……激動的心情,使他躺在床上也很難入睡,就好像獲得了新的、無限的生命里,變得像一個青年人一樣,很久不能平靜下來。”

第三次,毛澤東在大會堂特意召見李四光,回家后“心情激動,久久不能平靜”。

第四次,“毛主席拉着仲揆的手走到後面的一個休息室里,坐在一起暢談了一個多小時。仲揆開始有些拘束,他想自己怎麼好意思和偉大領袖並肩坐在一起?但因為主席對他非常的親切,不一會兒,仲揆就不拘束了。”

激動,幸福,崇拜,李四光疑似喪失了理智。

一個是無理由反抗,一個是無條件膜拜。

一個毒藥,一個蜜糖。

蔣介石為魔鬼,避之唯恐不及;毛澤東為聖主,親之感恩涕零。這是官方刻意培養的一種情感,也是那些投奔新政權的知識分子的真實心情,——他們以為自己找到了上帝和那條天路,自此步入康庄大道。他們決絕地唾棄了蔣介石的“獨裁政權”,歡呼着鑽進毛澤東的“民主”懷抱。

李四光在新中國的襁褓里蹣跚學步。《人民日報》約他寫文章,他深感吃力,“因為解放后的語言與解放前大不相同”,他“發奮學習,學毛主席的著作以及報紙上的文章。慢慢地他從思想上和文筆上都有了較大的進步”;“三反、五反、思想改造以及以後黨領導的歷次政治運動,仲揆都積極地參加了。……他認真地清理和檢查了自己從舊社會帶來的舊思想;更明確地認識到必須認真改造世界觀,逐步建立無產階級思想才能跟上黨和人民前進的步伐”。

作者特意寫了李四光讀毛澤東著作的情形:他要求學了要會用;他經常反覆閱讀毛的一些重要著作,“有一本《實踐論》單行本,由於他不斷反覆閱讀,幾乎把這本書給揉破了”;他經常把《毛主席五篇哲學著作》放在身邊;“他已經逐漸能夠自覺地運用毛主席的哲學思想來指導自己的科學研究工作了”,他死前前一年給《紅旗》雜誌撰寫了一篇題為《運用毛主席的哲學思想發展科學技術》的文章,提出“科學工作者必須學習唯物論和辯證法,進一步批判唯心論和形而上學觀點,努力按照無產階級世界觀分析和解決各個學科中出現的新問題”。由此可以看出,書中的李四光是一個非常敏捷的識時務者,步步緊跟,一步不錯。最終成為毛澤東紅色戰車上的馬前卒。他是革命專政下的成功者,具有順之者昌逆之者亡的示範價值。

一個原本特立獨行的科學家,就這樣自覺鑽進二十世紀最可怕的思想囚籠,並以此為榮。從他身上,我們不難看到奴性成為第二天性的事實。在毛澤東極端思想禁錮之下,豈能有什麼真正的科學發現?無非是徒惹天下人恥笑的社會主義魔術:毛澤東思想治癒精神病、畝產十萬斤之類。在李四光是“地震可以預報”的神話。臨終前,他還對醫生說:“只要再給我半年時間,我有信心去組織人力攻克地震預報這個難關。”

說起來有點滑稽,李四光做的最成功的預報是,沒讓毛澤東出來在外面過夜。1967年初春,有人預報北京將發生七級地震,要毛澤東也搬到帳篷里住。周恩來向李四光問計,得到的答案是:北京不像有大地震馬上要發生的樣子,李四光建議最好不發警報。其女寫道:“特別對於毛主席,實在不忍心他老人家在這樣冷的天氣住到室外去。”李四光“一夜沒有睡,直等到第二天早晨過七點后,才放下心來”。

這冊薄薄的傳記,將李四光個人經歷置身於毛澤東所斷定的中國近現代革命階段分期的框架之中,活生生的個體生命不過是用來驗證“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的“道理”。

作者為了凸顯李四光思想的轉變,極寫其在“舊社會”的苦悶與無奈、抗爭與逃避,對舊社會,他只有仇恨和詛咒,恨不能頃刻間令其分崩離析。經過一系列鋪墊,李四光在重慶與周恩來見面,終於找到了出路,併發出了“中國有了共產黨,中國就有了希望!”的呼聲。

李四光對“新中國”只有服從,只會讚美。

李林特意寫了乃父在1957年反右運動期間的表現,李四光對新華社記者發表談話,“有力地駁斥了當時所謂外行不能領導內行的右派言論,指出黨不僅完全可以領導科學工作,並且科學工作一定要有黨的領導。”這不是邏輯結果,而是極端的忠心表白,似乎是用“黨萬能”駁斥右派儲安平的“黨天下”論,不由得令人發笑。李四光完全站在毛澤東一方,甘願充當圍剿知識分子的打手。

緊接着,周恩來拉病中的李四光入黨:“父親激動地對總理說:我的入黨申請書已經寫好了,請黨考驗我吧。”1958年12月22日,李四光加入中共。“一連幾天父親都處於極其激動的狀態。他說入黨是他生命的新起點。”李四光還寫了題為《我經歷中的兩條路線鬥爭》,發表於《中國青年報》,他這樣表述自己的心情:“我活了七十歲,到現在,才找到了歸宿。”隨後周恩來將其納入中共九大代表,封其為“中央委員”。在文革狂熱的高潮中,李四光於1969年4月召開的中共九大上光榮進入170人的中央委員行列,成為科學界的政治新貴。

在文革中,風燭殘年的李四光,“扶病多次登上天安門,參加毛主席接見紅衛兵的大會”,“仔細”看大字報、抄寫大字報里的“重要內容”,“對於文化大革命中發表的毛主席的指示,總是認真學習,十分重視的。”作者寫道,毛澤東“要斗私、批修”指示發表后,李四光對家裡人誇讚“非常及時”,“一天晚上,一家人坐在一起,談論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勢時”,李四光在黑板上寫了“鬥私批修”四個大字,對家人說:“‘私’是資產階級世界觀的核心。……一個人必須斗私才能批修。”

李四光把一切獻給黨,黨則給了他超出其要求的一切好處。其妻在文章里說,1961年,國務院在北京西郊法華寺給李家修建了新房,李四光“很不高興”,因為比他們在“象鼻子溝住的房子大得多”。作者企圖藉此表現李四光的高風亮節,“他不願意搬進去”“經組織上再三勸說后,他才勉強地住下來”。沒有具體數字,無從知道這棟別墅到底有多大。但可以揣測的是,已經大大超出了李四光的想象。在此基礎上,我們似乎才能理解這段話:“黨和國家對仲揆的工作、生活、疾病,都給以無微不至的關心和照顧。”

黨、毛澤東這些詞彙在李四光的心裡實際上就是一個東西:上帝。

“在結束本文時,我要再一次地向親愛的黨、偉大領袖毛澤東、敬愛的周總理和各位有關領導同志,表示我衷心的最誠摯的感謝。”“親愛的黨”,此為以親昵表達奴性的黨國人格特徵,視黨為雌性,便具有了母性,黨奴們就可以趁機撒嬌,以血緣相連的方式求其庇護。他們所謂的黨,本是生殺予奪的主宰,又藉助這種親緣關係,搖身一變為集上帝與母親於一體的人格化偶像,令黨員愛敬交加。

這本書正是那個極權時代的寫照。高度政治化,類似於一份向黨組織的彙報書。緊跟,革命,獻身,感恩……文辭粗鄙,缺少應有的邏輯,感情極端而粗糙,充斥着廉價的仇恨和讚美,讀之令人不適。本是為感動讀者而寫,應該也達到了目的,現在看來,卻幾乎成了人性異化的自供狀。渴望了解那個年代的人,不妨讀一讀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