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印象中的“六七事件”

1966年我在（北京）師院附中上高二。這年的6月對我來說，“文革”來得很突然，我一開始有點懵。怎麼文化界的大批判，忽然變成“橫掃一切牛鬼蛇神”？這場“革命”的對象究竟是要對着誰？回家請教了剛剛從大連社教回京的父親馬文瑞，他說得更不靠譜，他若有所思咬文嚼字地說：文化大革命嘛，就是文化人的事情。

和所有當時在校的師生一樣，6月7日這一天是我們終生難忘的一天。因為這一天不僅距我18周歲生日僅差兩天，而且那一天發生的劇變成為附中標誌性事件，是一個分水嶺，從此學校走向毛主席所要求的“大亂”，師生之間、學生之間大分裂。這道裂痕深刻在這一代人的身心，成為抹不掉的時代印記。

6月7日早，還未正式上課，是每天慣常聽校廣播的時間，我們班在教室里靜靜等候校領導如往常一樣廣播訓話。半天，杳無聲響。正莫名之際，有線廣播突然傳來：“同學們，有人搶佔校廣播室，大家快來保衛校廣播室！保衛校黨支部！”話音剛落，已聽到樓道里擠滿了人，亂鬨哄的。這時，班裡有位同學說，都什麼時候了我們還坐在這兒？我們應該支持高柯柯到廣播室講話。傾刻，班裡象炸了窩，亂作一團，再沒有一張安靜的課桌了。

我好奇地跑到了二樓廣播室門前，一看擠滿了人，當中被圍着的正是那位我敬慕已久的第一批高中學生黨員、一貫以艱苦樸素著稱的高柯柯，她正對着主持發展她入黨的教導主任杜森老師大聲喊着：“為什麼不讓我們進廣播室？我們有話要向全校同學講！”這場面令我始料不及，二者都是我平素敬重的人，此刻劍拔弩張，勢不兩立。口號聲、叫喊聲和互相推擠的人群使一、二層樓道樓梯形成一個風暴眼！一時間，我心咚咚亂跳，真是慌了神。正不知所措時，聽到有人喊：不讓進廣播室，咱們就都到大操場去辯論！於是，人們簇擁着高柯柯和杜森主任向操場涌去。我跟着人流到了操場，人越聚越多，亂亂鬨哄，有人搬來椅子，讓高柯柯站在椅子上講，有人支持有人反對，也聽不清講些什麼。這時，有人問我：怎麼辦？這不亂了嗎？有人說：艾校長不知在哪裡？他可能還不知道這兒的情況。於是，我不假思索地趕忙去找艾校長。正在樓道里竄來竄去時，突然看到很多同學圍在艾校長身邊，被擁着往樓道東邊走，我迎頭向艾校長喊了聲：艾校長，學校亂了，怎麼辦？艾校長說：學校不能亂！我去向上級反映。你們有什麼辦法也想想，不管怎樣，學校不能亂！

一時間我受到了鼓舞，定神想了想，正好我姐姐好友的爸爸是剛剛新上任的北京市市委書記李雪峰。我興奮地立刻搜出小電話本衝到傳達室，將電話直撥到了李雪峰家裡，他的秘書接了電話。我氣喘吁吁地說：我有重要事情報告，一定請李書記接電話，我是誰誰家的，誰誰的妹妹。不好了，學校亂了，快派人來吧。很快李雪峰接了電話，說：不要着急，我們會馬上請團中央派人去的，告訴同學們，一定要遵守秩序。我說：快派人來，越快越好！

我異常興奮地去報告艾校長。只見艾校長正慌張地從樓道里向院外走，我說：艾校長，我給市委書記李雪峰家裡打了電話，他說馬上讓團中央派人來。艾校長點點頭說：那好，那好。我焦急地等着李雪峰書記派的人來，左等右等不見來，心象長了毛刺一樣忐忑不安。而操場上辯論氣氛愈加火爆，有聲淚俱下控訴的，也有高呼口號保衛校黨支部的；站在反對校領導學生一邊的徐順剛老師沒講幾句就被人舉着寫有“大右派”的標語轟了下去，並被“押”走。

時間一分鐘一分鐘地過去了，大約十一點半了，突然有人高喊：上級領導派人來了！只見來者急匆匆地走進教學大樓，一邊走一邊說：“我是團中央的，我叫胡啟立。”這時，我懸着的心象一塊石頭落了地，心想，總算把你們盼來了。

胡啟立在學校禮堂的檯子上講了一通話，無非是要大家遵守紀律，照常上課，不要出校上街遊行。他最後高聲說：“革命同學們，我支持你們！”同學們也分不清他支持的是誰，卻都激動得熱淚盈眶，不斷高呼毛主席萬歲！

胡啟立來了，很快又走了，似乎對那種混亂局面，他也無能為力，象是面對燃起的大火，澆了一瓢開水。揚湯止沸，毛主席點燃的大火，誰能抵擋得住！從這一天開始，學校便燃起了“文革”熊熊大火，學生分裂、教師分裂，學生斗老師、學生斗學生，全然進入了無政府狀態。

如果以6月7日當天劃線，我是“保皇派”，但過了那天，就再也不敢當保皇派，保校領導了。要響應毛主席的號召，義無反顧地投身“文化大革命”，做革命的促進派！表面看這是聽毛主席的話，跟得緊，轉得快，可實質就是一種惶恐、恐懼籠罩下的投機心理所致。因為畢竟也有同是學校團幹部和學生黨員的同學沒有盲目造反，他們背負着被人們指責為保校領導、保皇派的詆毀，抬不起頭來，這在當時紅色恐怖的氛圍下需要多大的勇氣和良心！比起他們，我感覺自己人格和人品上矮了一大塊。這是多少年之後，在我對瘋狂的“文化大革命”有了一定認識后的一點敢於直面自己靈魂的、可憐的反思吧。

“文革”開始前我正在爭取加入黨組織，也是學校重點培養的積極分子，只是因為年齡不到，沒有成為最早兩批學生黨員。造化弄人，“六·七事件”兩天後生日那天，我沒有加入共產黨，卻是加入了紅衛兵。那天我們胸戴小小的金黃色毛主席像章和－枚象徵黨中央的天安門小像章，握拳高高舉起右手，在校門口的紅旗下宣誓加入了紅衛兵。領誓者不是校領導，也不是團支書和班長，而是一名連團員都不是的同學。記得誓詞有這麼一句話：誓死保衛黨中央！誓死保衛毛主席！永遠做捍衛毛澤東思想的紅色衛兵（簡稱：紅衛兵）！後來聽清華附中的張承志說，5月29日晚，他們在圓明園廢墟上議論：當年蘇聯十月革命有一批自稱是保衛蘇維埃紅色政權和列寧的紅色衛隊，有叫赤衛隊的，也有簡稱紅衛兵的。於是，他們仿效成立中學生造反組織，捍衛毛澤東思想，中國紅衛兵誕生了。此後，他們連寫三篇論“造反有理”文章寄給毛主席，並獲得毛主席“熱烈支持”！“紅衛兵”由海淀中學的星星之火，迅速蔓延到北京各院校乃至全國。

1966年的10月，我因父親被打倒成走資派而變為“黑幫子弟”，悄悄自動退出了紅衛兵，“兵齡”不足四個月。

6月中旬，學校如同往年一樣，去郊區農村幫老鄉麥收。少許人留校，我和我們班不少同學被分到教師樓負責看管留校的老師和校領導。那時無論是社會上還是校園裡，都照着毛主席“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鬥地主的方式，興起了無端或故意打罵、侮辱老師和校領導的野蠻行徑，給他們隨意扣上各種莫須有的罪名，戴高帽、遊街，關勞改隊、囚牛棚，他們受盡凌辱、恫嚇和折磨。為避免有的老師和校領導發生意外，我們班若干人被安排輪流值班和查夜。

記得有一天晚上，一位安排在我前面值班的同學突然驚恐不安地找到我說：今晚艾友蘭（艾校長已成了看管專政對象，沒有了人身自由，被關在學校教師樓里）可能有情況，他幾乎寫了一晚上毛筆字，只寫一句話，也不睡覺，你快去看看。我急忙跟着他到了艾校長房間，門是開着的，艾校長側身對着門低着頭寫毛筆字，見我們來了，緩緩抬起頭望了我一眼，然後繼續寫字。這是自6月7日那天後，我第一次近距離接觸他，只見他面容憔悴、一下子蒼老了許多，疲憊不堪的眼睛充滿血絲，頭髮有些蓬亂，人顯得有氣無力，完全沒有了往日的風采。他面前橫着一張長方形的課桌，桌上布滿一條一條的毛筆字幅，字跡工整、清晰，一條條看下去全是同樣的一句：“一失足成千古恨”。只有這七個醒目和令人驚異萬分的大字！他一遍遍反覆地寫，寫了一床一地一桌子。這七個觸目驚心的字，深深地映入我的眼帘和腦際，抽打着我的心，攪擾着我的思緒，令我心碎，令我多少個夜晚輾轉難眠，直至47年後依然讓我靈魂顫慄、驚魂不定，難以名狀。我想，艾校長經歷的那些非人的日日夜夜，讓他這個15歲就投身革命，出生入死追隨黨的熱血男兒受了多大的刺激和傷害，才有如此之悔恨和怨艾。我想，他年輕時一定有很多選擇，處在那種境遇下的他，一定會想怎麼就偏偏選擇了這麼個曾被認為是塑造人類靈魂工程師的職業？莫說艾校長了，自“文革”開始不久，我就暗自發誓狠下心，今生今世決不當教師。可是命運偏偏如此捉弄人，“文革”後期，為了能回北京，我竟然爭着報名當老師，被挑選為回京補充師資隊伍的老高中生。即便當了老師，對教師這個職業依然是心存疑懼和后怕，總有陰影纏身。

“文革”過去多年後，我和幾位同學相約去看艾校長，見面后，他依然笑容可掬、親切和藹，全然沒有“文革”所受磨難、屈辱的絲毫痕迹和怨憤。大約是2007年，又去看過艾校長，見我們來了異常高興，他正在家裡練書法，依然是那筆好字，還拿給我們看。他是那樣的爽朗熱情、興緻勃勃，和“文革”時那晚的憤筆疾書形成巨大反差。沒有幾年，聽說艾校長患了重病，我們馬上趕去空軍總院看他，見到他，我嚇了一跳，好端端的一個艾校長，被病魔折磨得面黃肌瘦，孱弱不堪。他強打着精神和我們說話，偶爾還笑笑，顯得很吃力。不成想，那次見面竟成永訣。2010年7月20日，艾友蘭校長溘然長逝，離我們而去。舉行遺體告別那天，我不在北京，但聽說去了很多很多的同學和老師，可見他在人們心中的地位有多重。

1966年6月7日，此生難忘之日，也是不應該忘記的日子！

（摘自首都師大附中《百年回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