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接觸上柴「聯司」（上海柴油機廠工人革命造反聯合司令部的簡稱）的問題，最早是在一九六七年一月份。那時上海的形勢相當亂，張春橋、姚文元剛從北京到上海不久，一月中旬的一天晚上，張春橋讓他的秘書何秀文打緊急電話到武康路二號，說有兩個人闖入他們住的興國路招待所（現今的興國賓館），叫我去處理一下。
「聯司」人員夜闖興國路招待所
那天已快到半夜了，我急忙騎上自行車，趕到那裡。進了興國路招待所的邊門，只見門裡面吵吵嚷嚷，張春橋的秘書和部隊的軍官、值勤的解放軍戰士，圍著兩個人，正在跟他們爭論。何秀文打電話通知時要我以一個群眾組織負責人的身份出面，所以我就走上前去對那兩個人說：「我是市委機關造反聯絡站的。」其中有個人認識我，很快就叫出我的名字：「你是徐景賢。」他介紹自己說是上海柴油機廠「聯司」的。
我說：「你們到這裡來幹什麼？」
他說：「我們要見中央首長。」
我問：「你們怎麼會找到這地方來的？」當時張春橋、姚文元住的地方是非常秘密的。
那兩個人不肯講，他們堅持說：「我們到這裡要向中央首長匯報情況。」
正在我們對話的時候，「工總司」二兵團的頭頭耿金章來了，他也是張春橋的秘書打電話叫來的，張春橋要我們兩個群眾組織的負責人出面勸阻那兩個人。
耿金章對他們態度很兇，說：「這地方是禁區，你們怎麼可以闖進來？」
通過問答，才知道他們是翻牆進來的，當時牆上築有鐵絲網。他們翻進大院後，見院裡是一個大花園，分布著好多幢樓，不知中央領導人住在哪裡，就挨家挨戶地找。文革以前，興國路招待所是中央政治局委員來上海時住的地方，守衛得很嚴密。本地的來訪者要見中央首長，都要從大門口先打電話進去，然後由裡面派人出來接。那兩個人在裡面闖了半天，沒有結果，最後被解放軍戰士帶到門口傳達室。
耿金章和我兩人，一個扮白臉，一個扮黑臉，耿金章很兇，我比較溫和，一起勸他們回去。他們堅持了很久，看來見不到中央首長了，便留下單位、姓名走了。他們此行的目的，說是要向中央首長反映上海柴油機廠兩派的問題。
我等那兩人和耿金章走了以後，就跟何秀文一起到裡面看望張春橋。張春橋住在五號樓，見了我們的面他餘氣未消，惱怒地說：「解放軍根本沒用處，那兩個人居然可以翻牆頭跨越鐵絲網到院子裡面來，解放軍根本不敢碰他們。他們一幢樓一幢樓尋找，到了五號樓，我正在看文件，聽到外面要找人，就把燈關掉了。只聽見他們走近來，說要找中央領導，解放軍跟他們對話，就在我窗下糾纏了好久，才把那兩人勸到外面去。解放軍說要保衛我們，到關鍵的時候，連槍也不敢開。」我當時想，這兩個人並沒有謀害領導的意圖，開槍總是不行的。
張春橋又說：「我已經問過了，這兩個人是怎麼會來這裡的？」原來上海警備區政委李世焱和副政委李彬山，知道中央首長張、姚住在這裡，代表警備區來看望。他們出門的時候，正好碰見那兩個人，兩人看到年紀很大的解放軍首長從裡面出來，就把他們堵住問：「這裡是什麼地方？」兩位政委告訴道：「這裡是中央首長住的地方，你們不要隨便闖。」他們一聽便來勁了，興國路大院門口警衛森嚴，無法進去，他們就繞道到後面，翻過圍牆跨過鐵絲網，闖入院裡。當天只知道他們是上柴「聯司」這一派的，因為沒有造成什麼後果，也就算了。
但到後來，當上柴「聯司」和上柴「東方紅」（「東方紅兵團」）兩支造反派的矛盾更加尖銳的時候，聽說這件事也變成「聯司」的一條罪行，有人宣稱上柴「聯司」的兩個人，在張、姚到達上海沒幾天，就半夜翻牆直闖張春橋、姚文元的家裡。實際上張春橋、姚文元的家在康平路大院裡，那兩個人到興國路只是為反映情況而已，根本稱不上什麼「罪狀」。
「聯司」提出「改組」上海市革會
此後，我們就開始注意上柴「聯司」和上柴「東方紅」的矛盾了。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四日，我正好在張春橋、姚文元住處匯報工作，王洪文打電話來報告，說他已帶了好多人衝到上柴廠去。據說那天廠里發生了一場很大的武鬥，還抓了人。當時張春橋、姚文元還不清楚上柴兩派究竟是什麼關係，只是對王洪文講：「不要造成重大的傷亡。」其實這時王洪文和「工總司」已經介入到上柴兩派的矛盾中去了。
後來，我們問王洪文是怎麼回事，他說：「『聯司』和『東方紅』兩派都宣稱自己是造反派，主要是上柴廠里的兩派在打倒誰、解放誰和結合誰的問題上產生分歧，在誰執行修正主義路線的問題上有爭論。」據說這種爭論一直牽涉到八機部。對這些是非我沒有時間去弄清楚，也沒有認真去研究過，因為當時正值上海奪權初期，我實在太忙，顧不上去詳細了解。
之後，上柴「聯司」一派來找我們，上柴「東方紅」一派也來找我們，他們都認為市委機關聯絡站是張、姚的辦事機構，都想爭取我們的支持。果然，市委聯絡站的工作人員中有同情「東方紅」的，也有像郭仁傑那樣同情「聯司」的。我的態度是：哪個地方發生兩派矛盾的時候，不要去支持其中一派。所以，開始的時候，我在上柴「聯司」和「東方紅」的問題上一直是比較超脫的，沒有發表過意見。
等到交通大學「全向東」（一個年輕教師湯福坤的化名）與上柴「聯司」結合後，不斷在社會上發表言論，才引起我們的密切注意。上柴這麼一個大廠，又有軍工生產，兩派對立很激烈，影響了生產，特別是軍工任務。我們派部隊的軍宣隊進去，不久軍宣隊很快地宣布「東方紅」是左派，「聯司」當然不滿意，他們就把軍宣隊辦公室砸掉了。部隊報告警局，警局抓了兩個砸辦公室的人。這樣一來，「聯司」更不滿意，組織人到市警局靜坐，從此就把上柴「聯司」的問題鬧到社會上去了。
上海「一月奪權」以後，很多基層單位都存在著權力再分配的問題。不同的群眾組織都打著「造反」的旗號，宣稱自己是「左派」，壓制對立派，大搞派性，唯我獨「革」，大權獨攬，不想和對方聯合而只想把對方打下去。而王洪文等指揮的「工總司」又往往支一派、打一派，得罪了很多人。於是，受壓的、丟權的或是失意的組織，對市革命委員會、「工總司」和「支左」部隊有意見，或是心裡有氣，現在正好趁著上柴「聯司」敢於向市里挑戰，就紛紛表示支持「聯司」，還成立了一個全市性的組織：「支援上海柴油機廠革命造反聯合司令部聯絡總站」（簡稱「支聯站」），把各種對立力量都糾合起來了。
「聯司」把矛盾鬧到社會上來，使我們很傷腦筋，這影響到我們奪權以後的秩序問題。「聯司」派人到市警局靜坐以後，我們不斷地要市政法指揮部出面解決。市政法指揮部發了好幾個通告，但都不能平息矛盾。因為市政法指揮部是市革命委員會的所屬機構，「全向東」他們認為政法指揮部偏袒上柴「東方紅」，開始把不滿言論指向市革命委員會。從五月份開始，我們收集了好多有關「全向東」的言論，他的中心意思是：，上海市的政法機關對上柴「聯司」實行了資產階級專政，必須改組負有領導責任的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當時《文匯報》、《解放日報》發表文章批評「聯司」的做法。「全向東」又批評《解放日報》、《文匯報》是資產階級喉舌，是資產階級代理人，而且說上海政宣部門的權力掌握在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手裡，因為對宣傳工作不滿意就把矛盾扯到我頭上來了，當時我在市裡的排名在王洪文的前面，所以「全向東」在七月份提出一個說法：「徐景賢、王洪文是新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而且鼓動一批群眾衝擊學生組織「紅三司」。比較嚴重的事件是有人放火焚燒西藏路的光明中學。雙方大辯論的時候，還有人把南京路上一輛同情上柴「東方紅」觀點的人駕駛的摩托車推翻，點火燒毀，不料被住在和平飯店樓上的外國人拍了照片，在國外報刊上登了出來。我看到了國外的報導和照片，很生氣，認為這樣做就是要搞亂上海。所以我當即下達指示，要《文匯報》、《解放日報》收集「全向東」和上柴「聯司」的言論，編成幾版報紙版面，加上批註，夾在《文匯報》、《解放日報》裡發行，對「聯司」發起凌厲的宣傳攻勢。
「聯司」和「阿東」形成兩大派
「聯司」受壓以後，提出「上海必須第二次大亂」的口號。當時正值夏季，天氣炎熱，雙方就利用晚上乘涼的機會，在人民廣場設台辯論，支持「聯司」的和支持上柴「東方紅」（簡稱「阿東」）的辯手都很活躍。群眾去那裡觀看熱鬧，進場時有人首先要問你是支持「阿東」的還是支持「聯司」的？人民廣場上就像過去上海饒舌「小熱昏」的架勢，搭起了舞台，每天晚上雙方對著幹，展開大辯論，熱鬧非凡。
當時上海勢力較大的是一批在市里掌權的造反派，以「工總司」領銜，另一批是在野的造反派，「聯司」就是其中的代表，此外還有「工總司」一兵團、二兵團、三兵團的一些下台的頭頭，曾經挨過整，還有學生組織「炮司」的一些人，「紅革會」的一些人，都受過打壓。於是各種各樣沒有掌握權力的造反派，在社會上借「聯司」的問題形成了一股力量。事實上，當時被打倒的「走資派」和「牛鬼蛇神」都不敢擠進這個隊伍去，「挺身而出」參加大辯論的人都打著造反的旗號，包括「聯司」也宣布自己是造舊市委的反、造陳丕顯、曹荻秋的反的，他們的口號是：「市革命委員會必須改組！徐景賢、王洪文必須從市革命委員會滾出去！」，他們又從南京路市百一店高樓上掛下來幾條大標語，上面寫著：「打倒陳、曹黑秀才！」群眾一看，就知道是要打倒徐景賢的，因為我造反以前還在給原市委起草文件、代曹荻秋寫檢討報告。現在「聯司」就製造輿論，把我劃到陳、曹一邊去。
在六月份的時候，「聯司」在廠里又搞過一次武鬥，還衝擊了上海市青年宮。市革命委員會為此發了一個《六·二九通告》，明確提出要制止上柴廠的武鬥，把「聯司」放在被告的地位上。「聯司」當然很不服氣。
七月一日，王洪文決定由「工總司」出面聯合各個造反組織在人民廣場開了一次大會，聲討「聯司」和支聯站。我與王少庸、馬天水、王承龍、王洪文商量，覺得「聯司」這樣搞下去，會把上海搞亂。因為各區、各系統的「支聯站」都紛紛成立，上海從此有可能分裂成為對立的兩大派，這是我們最擔憂的事情。所以我們贊成王洪文聲討「聯司」的行動。
《六·二九通告》以後，我們邀集上柴「聯司」和「東方紅」兩派的頭頭到衡山飯店談判，市革命委員會領導全去了。我記得，「聯司」的負責人楊仲池來了，他是一九六二年的清華大學機械系畢業生，分配到上柴廠後成為技術骨幹，現在是「聯司」的頭頭，「東方紅」的負責人也來了，但是「聯司」的代言人「全向東」沒有來。我們在會上提出的方針是：兩派在本單位辯論是可以的，但是雙方應該求大同、存小異，爭取聯合起來，而且不能發生武鬥，不能把另一派的人趕到廠外面去。那天雙方爭論不休，談判沒有結果。
那時，「東方紅」這一派在廠里留不住了，住到外面。廠里變成「聯司」一派了。局勢有一觸即發的危險，還可能發生大規模的武鬥。市革命委員會的幾個領導商量：「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們決定再放下一次架子，登門去跟楊仲池談判，希望他們先讓「東方紅」的人回到廠里，然後在廠里開展文化大革命，同時雙方要繼續抓生產，不能把生產停下來。
那天我們認為直接去上柴廠是相當冒險的，王洪文沒去，因為「聯司」對他意見很大，怕他去了會出事情。去的是我、馬天水、王少庸、王承龍四人，每人後面只跟一個警衛。我們闖到「聯司」總部，楊仲池在那裡接待我們。當時楊仲池非常傲氣，完全不把我們放在眼裡，一個群眾組織的負責人居然敢於對市革命委員會持這種態度，從沒見到過。我們心裡很生氣，但都忍住了。楊仲池堅持自己的觀點，認為錯在「東方紅」這邊，他們是正確的，指責市革命委員會拉一派，打一派，支持一派，反對一派。但是最後他終於同意讓「東方紅」那一派回廠。
「東方紅兵團」的成員回廠不久，又出了一個七月十八日事件。因為雙方把大字報貼來貼去，發生了衝突，釀成武鬥。觀點傾向「東方紅」的工具車間工段支部書記解福喜在武鬥中被打死，矛盾馬上激化。王洪文抓住這個機會，七月二十一日在人民廣場開了一個大型追悼會，追悼大會結束後，又舉行全市卡車大遊行，在第一輛大卡車的前面掛了一幅解福喜的大照相，企圖在全市造聲勢。
這時，「聯司」也發了一份備忘錄，為打死人辯解。我們請法醫做屍體解剖，屍體上傷痕累累，我詳細地看過屍體解剖的照片，我認為這個解剖是可信的，結論是武鬥重傷致死。但是在「聯司」的備忘錄里，說解福喜是因疾病或者中暑而死。我當時覺得「聯司」的態度很不對，文過飾非，這個組織在武鬥致人死亡後還要抵賴，是完全錯誤的。
（二）
毛澤東從武漢來到上海
「七·一八」事件發生後，形勢急轉直下，導致八月四日上柴「聯司」的被砸掉。現在回過頭來想想，砸「聯司」不是一個孤立的現象，應該和全國形勢的大背景聯繫起來加以考察。當時全國發生了一個重大事件，即「七·二〇」武漢事件。毛主席當時在武漢，武漢的兩派矛盾激化。「百萬雄師」這一派得到了武漢軍區和司令員陳再道的支持，包圍了中央文革成員王力的住處。毛主席的住處正好在王力的隔壁。王力出去跟激動的群眾說話，群眾認為他支持另一派，把他打傷了。當時的中央擔心毛主席的安全，林彪很緊張，認為陳再道可能搞兵變，所以他和江青一起建議毛主席轉移到上海來。說來也巧，正當毛主席到上海的時候，上柴廠出了解福喜被打死的事情。中央認為毛主席在武漢的安全受到威脅，由周恩來總理到武漢緊急安排毛主席撤出。中央原來已經有過決定：為了保證安全，今後毛澤東外出不能乘飛機，所以他從北京到武漢時乘的是專列。但是這次緊急撤出時又乘了一次飛機，這是毛在一生中最後一次乘飛機，從武漢直接飛到上海。毛主席是在七月二十一日凌晨兩點抵達上海的，這一天，人民廣場正好召開上柴廠被打死的解福喜的追悼大會。毛主席來後住在上海西郊虹橋路的「四一四招待所」（今西郊迎賓館），上海當時的重大任務，就是要確保毛主席的安全。
七月二十二日，河南發生大武鬥，江青在北京接見河南「二七公社」負責人時，明確肯定了「文攻武衛」這個口號。當時林彪、江青都主張造反派要掌握武力，不僅要文攻，而且要武衛。林彪、江青後來把陳再道召到北京，進行批鬥，並在武漢把「百萬雄師」這一派壓下去了。
張春橋是陪同毛主席從武漢飛到上海的，他特地把江青接見河南「二七公社」負責人的詳細談話記錄用文件的形式批轉給我，同時告訴我，這個記錄可以散發。我就把江青的談話印成傳單，夾在《文匯報》、《解放日報》裡發行。我覺得當時中央的方針非常強調「文攻武衛」，支持造反派在必要的時候可以動武。
毛主席到上海以後，七月二十三日，我們在人民廣場開了一個「上海無產階級革命派誓死保衛中央文革」的大會，完全是針對武漢事件、河南大武鬥，包括針對上海上柴「聯司」和「支聯站」的。七月三十一日，王洪文通過他掌握的警局楊浦分局，搞了一次秘密的突擊搜捕，把正在泰安路「支聯站」總部開會的「支聯站」頭頭二十五人全部抓獲，把其中的十四人送交市警局關押，但「全向東」沒有到會，未能抓到。當時，游雪濤領導的秘密組織「掃雷縱隊」派人打進了「支聯總部」，掌握了他們的動向。所以，「支聯總部」是首先被解決的。
七月二十九日，上柴「東方紅」的隊伍全部撤出了工廠，為以後的「踏平聯司」創造了條件。八月三日，由市革命委員會辦公室起草，經過我改定，經市革命委員會常委擴大會議通過，發出了《上海市革命委員會致上柴『聯司』革命群眾的一封公開信》。市革命委員會是當時上海的最高權力機構，由權力機構給一個工廠的群眾組織的成員寫一封公開信，本身也是非常特殊的。我們當時認為對「聯司」已經仁至義盡了，找它出廠談判不行，上門去談判也不行，市政法指揮部又控制不住他們的行動，最後一招只有向他們的群眾寫信了。市革委常委擴大會在討論這封信的草稿時候，也頗有爭論，比如「工總司」陳阿大堅決不同意在信中提「聯司」是群眾組織，主張一定要宣布「聯司」是反革命組織。我說服他：「聯司」還是群眾組織，「聯司」的群眾我們還應該稱他們是「革命群眾」，希望他們能夠起來與「聯司」的頭頭決裂。
《公開信》印成大布告的形式，派專人直接送去上柴廠。當時的做法也很特別，由市革命委員會辦公室派幹部乘著三輛大卡車，拿著公開信，還通知新聞記者、電影廠的攝影師一起去，看「聯司」怎麼應對。到了廠門口，「聯司」完全把市革命委員會作為對立面，不讓進廠，送信人就在車上用高音喇叭廣播《公開信》，結果「聯司」派人把高音喇叭砸了，把電影攝影機奪走了，打了攝影師，還把幾個送信的代表帶進去教訓一頓。三輛大卡車被砸，實際上是「聯司」中了我們設下的一個圈套：市革命委員會給你寫信，你居然敢於對市革會派出的代表動手，這說明「聯司」的問題性質已經發生變化，市里對它採取進一步行動就有充分的理由了。
王洪文決定動手砸「聯司」
八月四日凌晨三點，王洪文在華山路八百八十八號召開「工總司」全體委員的緊急會議，討論如何對上柴「聯司」動手。我覺得要動手的話，一定要經過張、姚批准。我當時多次打紅色保密電話找張春橋，但他陪毛主席去了，不接我的電話。我把緊急請示告知他的秘書，秘書答應轉達，但張春橋始終沒有回覆。沒有他的批准，我是不敢下最後動手的決心的。估計是他有意不表態，讓王洪文出面放手去干。
王洪文把警備區副政委李彬山等找到華山路888號參加作戰會議，他們把楊浦區的地圖攤開，在上柴廠的周圍標出了很多作戰點，對廠房、倉庫、水塔、食堂，甚至上柴廠沿黃浦江周邊的區域，都作了詳細的作戰部署。因為怕「聯司」成員從黃浦江上轉移出去，特地從港務局調了幾艘巡邏艇，把江面封鎖起來。
部署完畢，王洪文已經等不及張春橋的批准令了。
王承龍作為市革命委員會領導成員，參加了華山路八百八十八號的作戰會議，他根據我們商定的意見對王洪文說：「這麼重大的行動要春橋、文元同志批准，我們還是等一等好。」
「不管了，動吧！」王洪文自己拍板了。凌晨，上海的各個造反組織在人民廣場舉行誓師大會。會後，浩浩蕩蕩的隊伍乘著一千多輛卡車向上柴廠進發。
我記得，八月四日那天天還沒有亮，王承龍氣急敗壞地衝到榮昌路六十號市革會專題寫作組，緊急敲我臥室的門：「快起來！老徐，快起來！王洪文他們已經調隊伍打『聯司』去了！」
我很著急，張、姚都沒有表態，怎麼辦呢？我趕到康平路辦公室，王少庸也被從睡夢中叫醒，我們只能面對現實。當時王洪文又下令從楊浦區大廠調隊伍，最初調四萬人，後來有些單位聽到消息就自己跑去了，加起來有十幾萬人。軍工路上塞滿了人和車，各種各樣的車輛載著工人，他們拿著鋼釺、鐵棍，戴著柳條帽，穿著帆布工作服。鋼鐵系統的造反派最先趕到上柴廠，充當了打頭陣的隊伍。在現場指揮的是王洪文、戴立清、張寶林和王腓利。我讓王承龍一定要跟他們在一起，並下了一個命令：決不能打死人！我最擔心的就是武鬥死人。上柴廠解福喜一死，對「聯司」很不利；假如這次在打「聯司」的過程中，「工總司」這邊也打死人，事情就會更複雜化。我處理過一九六六年底的「康平路事件」，「工總司」與赤衛隊大武鬥，只是傷人，沒有死人，後遺症就少些。所以我要王承龍帶去一條死命令：打「聯司」不能打死人！我和王少庸、馬天水沒有去上柴廠現場，我們守候在市委康平路小禮堂聽取消息。
王洪文他們在上柴廠外圍的工農新村，找了間有電話的房子作為指揮所。除了陸上包圍以外，還調來艦艇，從黃浦江上斷了「聯司」的後路。開始的時候，雙方都採取宣傳攻勢，打「心理戰」，高音喇叭對高音喇叭。最前沿的是幾十名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行「文攻」。外面對裡面廣播：「『聯司』必敗！『東方紅』必勝！」還策動「聯司」廣大戰士起來造「壞頭頭」的反；裡面對外面廣播：「『工總司』鎮壓『聯司』絕沒有好下場！」而且口號提得很策略：「天下工人是一家！工人階級不打工人階級！」王洪文聽了大為生氣，下令：「把裡面廣播喇叭的電源切斷！」有人立即通知供電局切斷廠區電源，結果裡面的喇叭不響了，外面照樣廣播。
「聯司」製造的彈弓威力很大，他們在厂部辦公樓屋頂平台上樹起一根根水泥柱子，系上很粗的橡皮筋，用洋元（鐵棒）鋸成一段段鐵塊當子彈，像一段段胡蘿蔔塊，通過橡皮筋向廠外陣地彈射出去，射程很遠。這些彈弓像一挺挺機關槍，很具殺傷力。「工總司」戴立清在前沿指揮的時候，一塊洋元打到他胸前，把衣服口袋裡的鋼筆都打斷了。他後來告訴我這件事，我說：「幸虧鋼筆保護了你，不然，胸口肯定要受傷。」裡面發射的「子彈」把外面的高音喇叭也打壞了。外面有些人想衝進廠門口去動手，但裡面樓頂上守著很多人，不斷朝外扔石頭、鐵塊和自製燃燒瓶，甚至噴射鏹水和硫酸，使進攻者無法逼近。上柴廠的圍牆也很厚，一時難以突破，後來從外廠調來四輛二十五噸的大型吊車和堆高機，從側面撞牆，牆倒下以後，外面的隊伍沖了進去，開始了逐屋爭奪戰。「聯司」人員死守，進攻隊伍攻下了食堂、酸洗車間、鑄工車間、冷鍛車間，衝進了三十米高的金工車間、大馬力車間、油泵車間，戰鬥十分激烈。
（三）
電影攝影師拍下砸「聯司」的全過程
上海電影製片廠一位姓殷的攝影師和我比較熟悉，他在隨市革命委員會代表給「聯司」送《公開信》時已經挨過打，對「聯司」有一肚子氣，這次他帶著電影廠「敢死隊」跟著最前面的隊伍一起衝進去，爬到廠內的制高點，用好幾部攝影機居高臨下地同步拍攝，把砸「聯司」的過程原原本本地拍了下來。這就是後來製作完成後放給毛主席看的一部長紀錄片。
隊伍衝進去後，辦公區的一號樓、二號樓、三號樓很快就被占領了，只剩下四號樓，是一幢多層大樓，也是「聯司」總部。他們在樓上搞了一套裝置，配備有鋼瓶，帶著噴霧器一樣的噴嘴，噴射強酸。他們為堅守準備的磚頭、石塊、鐵塊也很多。隊伍攻到四號樓，久攻不下。正在這時，旁邊的木模車間又失火了，大家一邊忙著救火，一邊繼續強攻。當時進攻者的武器只有鐵棍、長矛，槍倒是沒有發。攻勢很猛，四號樓里的人終於抵擋不住，一層一層地由下往上撤退，最後退守到屋頂平台上，把上平台的樓梯封死。於是，進攻的人只能從牆外的落水管爬上去，爬到平台邊緣，守衛的人又將他們推下來。當時消息報來，我認為肯定已經跌死了好幾個人。每掉下一個人，王承龍就在現場給我打電話，我說：「完了，又死了一個！」
四號樓久攻不下，但旁邊木模車間的失火、救火，啟發了進攻者的靈感。正在現場的「消革會」（「消防系統革命造反委員會」）的司令吳大炮很起勁，很想在這場戰鬥中立功，他下面還有一個「義革會」（「義務消防隊員革命造反委員會」），這兩個組織在當時都是很有實力的。一聲號令，他們調來十七輛消防車，把四號樓團團圍住，長長的雲梯架上去，把四號樓屋頂平台包圍起來，準備用高壓水槍攻擊。誰知下邊把消防帶接上後，高壓水槍里的水卻放不出來，原來進攻前給高音喇叭停電以後，廠里的水源也中斷了。消防隊趕緊從一千多米遠的一條河浜里接水，雲梯上的多支高壓水槍（又名「大炮水槍」）就對著四號樓屋頂平台上的守衛者猛烈噴射，守衛者被一百多磅的水柱沖得稀利嘩拉，無法招架，消防隊員就乘機從雲梯上跳下去，在屋頂平台上舉起消防斧頭劈打。趁著守衛者混亂之際，進攻者們大批蜂擁而上，解決了最後一個據點。
工廠里最高的煙囪上還飄揚著一面「聯司」的旗幟，進攻隊員又爬到煙囪上把它拿下來，這就象徵著攻堅戰取得了最終的勝利。參加打「聯司」最賣力的是兩個廠的工人造反隊員：上海矽鋼片廠和上海鐵合金廠，後來這兩個廠成為上海「文攻武衛」民兵組織的基幹廠。當時，我關照在現場指揮的「工總司」戴立清，不能打死人，他在那裡指揮時一再提醒進攻者，不要打俘虜，但是實際上動手打的人很多。被俘的「聯司」成員，男的上身衣服被扒掉，赤身露體挨打。「聯司」的頭頭楊仲池也被抓到了，聽說是在地下室里揪出來的。從電影鏡頭裡看，楊仲池被打得很厲害，雙手抱頭，口吐白沫，押送時一路上有人揪他的頭髮，拳擊他的兩肋，連在兩旁保護他的人也挨了打。整個戰鬥從上午十時左右發起總攻，到最後清掃戰場、押送俘虜，已是傍晚六點鐘了。
我最關心兩件事：第一，到底傷亡如何？死了幾個人？戴立清按我的要求一個人一個人清點，包括從屋頂平台上跌下來的，受傷送到醫院去的，清點下來他給我打電話說沒死人。我不相信，他說：「我已經點了兩遍了。我現在吃力得連路也走不動了，就是一個也沒有死。受傷是有的，還不少。」我想，如果沒有死人的話，對外、對上都好交待。「聯司」的「俘虜」當夜都被轉移到交通大學，我還是不放心，特地趕到那裡去看過，多方打聽下來證實了確實沒有死人，終於舒了一口氣。第二件事情，我關心全部武鬥的過程拍下來沒有？我叫上海電影製片廠趕快把片子洗印、剪輯、整理出來，隨時準備調用。
毛澤東巡視上海並觀看砸「聯司」的紀錄片
當天深夜，毛主席在上海知悉了剛發生的這場大規模的武鬥事件，他便說要到外面看看。毛主席從虹橋路的「四一四」招待所，坐上一輛蘇聯造的鋼甲防彈轎車出發。這車原是史達林送給中共中央領導人的，吉斯牌，混身黑色，車身厚重，北京有好幾輛，上海只有一輛。毛主席到上海總是由固定司機開車，司機就是市委車隊隊長老劉。車窗上裝著厚厚的保險玻璃，車身用兩寸左右的厚鋼板做成，不要說手槍射擊，連機槍、手榴彈都打不進去。當時毛主席到上海的消息對群眾是絕對保密的，轎車從「四一四」招待所開出，向鬧市區駛去，毛主席坐在後座，窗上有薄紗擋住，他可以透過車窗向外張望。
張春橋事後告訴我：毛主席的車子開到外灘時，曾被人家發現過。當時在毛的轎車前、後各有幾輛北京吉普負責保衛和開道，車隊開到一個路口，不知怎麼搞的，旁邊路上有一輛卡車突然插進北京吉普和毛的轎車之間。毛坐在轎車後座，可以看到前邊插進來的一輛卡車的後部，坐著幾個裝卸工人，他們居高臨下朝後張望，有一個工人發現後邊一輛轎車上坐的好像是毛主席，趕緊同旁邊的人說了，還向轎車裡指指點點。同車的中央警衛局警衛人員緊張起來，馬上遞給毛主席一張報紙，假意讀報把臉部遮起來。那幾個人萬萬沒有想到車上真會是毛主席，隔著保險玻璃也看得不很清楚，有點吃不准，事後才沒有把毛主席到上海的消息傳開去。張春橋後來在談到這件事的時候連連說：「好險，好險。」
毛主席的車在外灘黃浦江邊緩緩行進，當天參加武鬥的人還沒完全散盡，馬路上的車輛和行人很多。外灘市革命委員會大門口三步一崗，五步一哨，都是手拿鋼釺、頭戴柳條帽、身穿工作服的工人造反派。原來在市革會大門口站崗的解放軍戰士反而不顯眼了。毛主席的車慢慢繞過市革命委員會大門口，他這邊看看，那邊瞧瞧，目睹了這個經歷了一場大武鬥以後的城市夜晚的緊張情景。
第二天，張春橋通知我：「你趕快在電視台裡面播放昨天拍的片子。」電影紀錄片拍出來以後，電影廠已經連夜洗印、剪輯好了，我趕到電影廠去先審查一遍。影片長度為五十分鐘左右，完全是現場實錄：武鬥雙方門口對峙、彈弓射擊、堆高機撞牆、逐屋爭奪、噴射硫酸、失火救火、雲梯進攻、半空開戰、屋頂互毆……直至楊仲池被抓、毆打俘虜等等，全部過程歷歷在目，看得人驚心動魄。我布置上海電視台當天晚上播出這部片子，把播出的時間告訴了張春橋，由張去轉告毛主席的隨從。後來，張春橋又通知我讓電視台播放過兩次，一共放了三次。張春橋對我說，毛主席通過電視觀看了這部影片，還稱讚雲梯上的那些人真勇敢。張春橋說，毛主席看得非常有興趣。
後來有的文章里說，毛主席是不贊成上海砸「聯司」的，理由是毛主席回北京後，發表了在上海作的指示：「在工人階級內部，沒有根本的利害衝突，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工人階級內部，更沒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為勢不兩立的兩大派組織。」但根據我的了解，事實真相卻不是這樣的。毛主席看了砸「聯司」的紀錄片以後，我們都很興奮，王洪文因為指揮這次武鬥嘗到了甜頭，認為上海工人造反派很有戰鬥力，建議以上海矽鋼片廠和鐵合金廠民兵團為基礎，重建上海民兵組織，改名叫「文攻武衛」。當時我們認為文革以前上海的民兵路線是不對頭的，不僅上海，全國也是這個情況，民兵沒有戰鬥力，用兩句話可以概括：「牆頭上的官，抽屜里的兵。」所謂「牆頭上的官」，就是民兵幹部的名單都貼在牆上；「抽屜里的兵」，就是民兵的花名冊都鎖在人民武裝部的抽屜里，民兵難得訓練，打實彈的機會更少。張春橋則認為民兵都是「花架子」，沒有實戰能力。於是，他趁打完「聯司」這個機會，向正在上海的毛主席請示：如何重建上海民兵？
毛主席回答：「武裝上海十萬工人。」
張春橋問：「可不可以發槍？」
毛主席說：「每人先發一根棍子。」
這是當時兩人的對答，張春橋向我們傳達的原話。有人刨根問底，對當時有沒有發棍子特別感興趣，實際上，建立「文攻武衛」組織的工廠里都有鋼釺、鐵棍，磨尖了就變成人手一根的梭鏢，根本用不著逐級發棍子。棍子是沒有發，但是過了幾年還是給上海「文攻武衛」隊伍發槍了。
根據毛主席的表態，張春橋當時正式寫了一份重建上海民兵的請示報告，毛主席圈閱後，林彪、周恩來和中央文革的成員都跟著圈閱，表示同意。上海民兵就改成了「文攻武衛」，人民武裝部也改成了「文攻武衛」指揮部，王洪文就這樣當上了上海「文攻武衛」指揮部的總指揮。毛主席視察了「八·四」大武鬥以後的上海的夜晚，又看了「工總司」調動三十萬工人武裝砸掉「聯司」全過程的紀錄片，他覺得上海的形勢和他剛離開的武漢的形勢大相逕庭，上海的工人造反派的武裝完全能夠左右和掌握上海的局面，所以他才下決心武裝十萬工人，而且同意重建上海民兵。這正好說明：毛澤東是完全同意和堅決支持上海打「聯司」的行動的。
砸「聯司」的實質是兩派權力鬥爭的繼續
毛主席離開上海的時候，上海、武漢的大局已經穩定。毛走的時候，不再乘飛機，而是從上海乘專列回去的。虹橋機場邊有一條專線，專列就停在這條線上，這條專線的外面是大圍牆，有鐵門可以把專線的入口封鎖起來。專線的月台和車門的踏步是平齊的，用不到跨步上車，適宜於老人登車。那天臨走的時候，毛主席很高興，讓所有的隨行人員，警衛、護士、醫生以及汪東興、楊成武、余立金、張春橋等，都圍在他旁邊，在車站上拍照留念。張春橋後來把這張照片拿給我看過，在我的記憶中，這是我所見到的張春橋和毛主席唯一的合影。
砸掉「聯司」後，北京和外地的紅衛兵對上海的反應很大，有些人公開支持「聯司」，指責上海「工總司」調動武裝血腥鎮壓「聯司」。八月二十日，張春橋到北京，在會上表態說：「『聯司』要上海大亂，這樣的局面怎麼能夠維持下去呢？上海出動工人武裝砸掉『聯司』是完全正確的。」張春橋敢於在北京的會上公開支持砸「聯司」的行動，說明他是摸到了毛澤東的底的，他知道毛是支持這次行動的，所以才敢於出來說話。
北京和外地的一些紅衛兵在一九六七年下半年已處於失意的在野狀態，所以他們在思想上、感情上同情「聯司」，這是從全國範圍的角度來觀察的。至於在上海，「聯司」和「工總司」的矛盾，更是在野的造反派和掌權的造反派的矛盾激化的表現，在支持「聯司」的隊伍里，我曾經發現過戴祖強的弟弟，是「支聯站」的頭頭，而戴祖強是「工總司」一兵團的負責人，在上海「一月奪權」的時候，他曾要成立一個革命造反派聯合委員會，和二兵團的耿金章相結合，另外成立一個政權，後來被王洪文砸掉了。戴祖強的弟弟就說他的哥哥是被壓制的，所以他要支持「聯司」。其他像「紅革會」的某些人、「炮司」的某些人也支持「聯司」，因為他們在「一月奪權」中都是受壓制的，這正反映了當時的權力爭奪。
但我並不認為當時代表「聯司」觀點的人都是反對文化大革命的，他們同樣擁護文化大革命，他們也打著「批判修正主義」、「打倒走資派」的旗號，也主張推翻上海市委，也高呼「打倒陳丕顯、曹荻秋」的口號，只是因為他們在本單位、本地區的掌權問題上受到壓制，所以才四出串連，和社會上各種各樣被打下去的力量結合起束，想用各種方法掌權，於是就出現了大動盪和大武鬥。奪權和反奪權，奪取權力後如何瓜分權力，這是上柴「聯司」問題所以爆發的深層的社會原因。
毛澤東講過文革一年發動，兩年搞徹底，三年收尾。但搞到那時，反而天下大亂，違背了他的初衷，所以他想要穩住大局，決不允許再天下大亂。一九六七年下半年他在視察全國時，也說過七、八、九月以後，全國的形勢要穩定的話。上柴「聯司」和各地一些在野的、沒有得到權力的組織提出「上海要第二次大亂」、「全國要第二次大亂」，肯定不符合毛當時的戰略部署。所以我覺得，如果把砸「聯司」與武漢事件、與毛澤東視察全國、希望穩定的設想聯繫起來，就比較容易理解這些事件的發生背景和發展脈絡了。
（摘自《徐景賢最後回憶》第十三章）
華夏新聞|時事與歷史：毛親口指示張春橋重建上海民兵不發槍 只發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