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電視台熱播的連續劇《知青》，引起眾多大陸觀眾的強烈反感和怒火，惡評如潮：當年知青沒有劇中的浪漫，只有痛苦回憶，尤其是女知青的血和淚。(視頻截圖)
李慶霖，這個曾令中國2000萬知青命運翻身大逆轉的小學教員，在文革時代叱吒風雲，幾乎是家喻戶曉。1994年他坐牢十七年後被釋放出獄，不到十年，2004年2月，76歲的他病故離世。離世前生活凄苦，基本靠募捐治療疾病。著名作家徐志耕曾這樣描述李慶霖：“一生坎坷，一個人的歷史是時代的縮影，一個人的不幸其實是社會的不幸。”
被中共歷次政治運動捎帶腳兒
李慶霖，莆田縣人，1929年出生，家境貧寒。16歲以優異成績考取福建省立仙游師範，畢業分配到莆田縣黃石鎮沙坂小學，月薪140斤大米。一生勤奮愛讀書，有很好的文字功底，對時弊有些獨立見解。
反右運動中，李慶霖因在福建晉江小教輪訓班小組會上發言，表示對區鄉幹部官僚主義作風不滿，被鄰近一所小學的教導主任揭發為“反動言論”，李因而被內部定為“中右”。
1958年李慶霖在福建沿海忠門公社前坑小學擔任教導主任，他接手了一個問題畢業班的班主任，初考沒有一個考上的。當年正趕上大躍進“插紅旗、拔白旗”，因升學率低，他的班主任一職被莆田縣教育局當作“白旗”拔掉，同時免去教導主任職務，月薪由50.5元降為42.5元。這是他心中經年的塊壘，也為他成名后與地方當政者展開鬥爭埋下伏筆。
李慶霖在仙游師範讀書時，班主任吳鳴鑾是三青團區隊隊長，在吳組織過的作文比賽中，李慶霖獲得第一名，被吳看中，欲發展他為三青團成員，對於三青團的主張，李並不反對，但終因捨不得交團費而未有履行加入手續。文革期間，李慶霖因此事被打成“三青團”，后差點被打成“國民黨成員”、“美蔣特務”。
上書毛澤東，一狀成名
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2000萬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給社會造成很多弊病：知青離城動員過程中的政治強制手段，很多知青口糧、住房、醫療等方面問題長期得不到解決，雲南、新疆、黑龍江建設兵團中強姦女知青事件時有發生，知青安置浪費了大量的國力財力，幹部子女走後門消極抵制等等。作為這場政治運動的始作俑者毛澤東罪責難逃。
1972年12月20日，福建省莆田縣林下小學教師李慶霖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反映他兒子李良模上山下鄉中遭受苦難的事實，並稱自己是“呼天不應，叫地不靈”。1973年4月25日，毛澤東親筆覆信：“李慶霖同志，寄上300元，聊補無米之炊。全國此類事甚多，容當統籌解決。”
這封信是如何送達到毛的手上的呢？民間有多種版本。有人說是李通過“四人幫”轉交的，因為那時只有“四人幫”才能接觸到毛黨魁。一種說法是由福建省的一名運動員捎帶給外交部王海蓉的，由王海蓉再交到毛手中。
李慶霖在接受新華社福建分社記者賴玉章調查時說，1972年12月20日，他在家中一張竹桌上用300格稿紙寫好了信，信封寫上“中共中央辦公廳轉毛主席”，在去郵局的半道上，李突然想起經常看報導上說，毛在接見外賓時，外交部王海蓉都在場，於是，他打道回府，把信封改成外交部王海蓉收，並附短信致王海蓉，請她轉交毛。李說改信封的目的是為了確保毛能收到信。
1973年4月26日，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召開中央高層會議，傳達毛澤東對李慶霖的覆信，決定組成13個知青上山下鄉工作調查組，分赴全國各地13個省區調查知青情況。1973年4月29日，新華社福建分社記者賴玉章受中共中央委託，經福建省委配合到莆田地委面會李慶霖。5月6日，李收到“中共中央辦公廳”寄來的毛回信，不日收到匯款。
毛的回信和李慶霖的原信一字不動地作為中共中央文件（中發[1973]21號）向全國基層公社一級傳達，李一夜間聲名鵲起、家喻戶曉。6月22日至8月7日，國務院在北京前門飯店召開了全國知青上山下鄉工作會議，傳達了全面調整知青上山下鄉政策的《關於當前知青上山下鄉工作中幾個問題的解決意見》。文件下發后，各地有關迫害、毆打、姦汙知識青年的案件相繼曝光，如黑龍江建設兵團第二師十六團團長黃硯田、參謀長李耀東兩人合夥姦汙和猥褻幾十名女知青的罪行，被社會全面知曉。
李和千萬知青的命運同時發生巨變。
反潮流英雄，江青關注
李上書後，毛澤東督促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說如果李是黨員，考慮推選他為“十大”代表；如果不是黨員，吸收入黨；如果沒入黨要求，可讓他出席“四屆人大”。
1973年6月23日，福州軍區司令員兼省委第一書記、省革委會主任韓先楚在福州西湖賓館八號樓接見李慶霖。1973年7月8日李慶霖寫了入黨申請書。隨後擔任東方紅小學領導小組副組長（副校長），即又被任命為莆田縣教育組副組長（副局長）、莆田地區知青辦副主任、福建省高招辦副主任主管工農兵學員招生工作，1976年被選舉參加四屆人大並任常務委員，1976年6月成為國務院知青工作領導小組成員。
紅得發紫的李慶霖很快就有點暈暈乎乎了。1973年11月，他在《紅旗》雜誌上發表了《談反潮流》一文，表示要用“反潮流”來“名揚千萬，流芳百世”。莆田街頭出現了“向李慶霖的革命精神學習！”“向不正之風開火！”“向破壞上山下鄉運動的人開炮！”等大幅標語，此時的李慶霖已經成了各類政治山頭拉攏示好的對象。
1974年江青將“批林批孔”和反走後門作為打擊周恩來和中共黨內老幹部的手段，三箭齊發。作為受到毛恩寵的反潮流鬥士李慶霖，自然受到江青的關注，1975年四屆人大期間，江青由謝靜宜陪同到北京第五招待所代表住處接見了李慶霖。江青對李慶霖說：“你是個農村小學教員，敢給毛主席寫信反映情況，膽量很大。”
中共政治運動的極左狂潮，“英雄”的眩目光環和中央首長的關注使這個本來就有些叛逆性格的小學教員，一下子失去了原本應有的理智。
那時，李慶霖經常自詡“中央領導很注意我這個人”，不時地掏出筆記本拍著胸炫耀：“我有電話號碼，我有中央的支持。”正如晚年的李慶霖自述的那樣：“這段時間，我經常被推上台作各種報告，有人說我忘乎所以，上竄下跳，是很自然的。”那時的李慶霖屁股後面別著一把鼓鼓囊囊的槍，動輒跳上前台演講，以反潮流英雄自居。
老子曰，福兮，禍之所伏。何況是在中共的血腥政治鬥爭中呢。（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