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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奪權的日子裡:逼領導背《語錄》——在瘋狂、荒唐與悲慘、血腥的日子裡(二)

五、靜坐絕食與官民對話

自8月底以後,北京南下串聯的學生多起來了,外省市的學生也陸續有人到桂林串聯了。我發現這些來串聯的學生大多數是來沖衝殺殺的,我們學校校長王濯之等領導人就被這些紅衛兵集中起來訓斥,這些幹部們的官氣被嚇跑了。在某種意義上這些學生的舉動對鼓動人們起來造反是起了一定作用的。但我總感到大多數來桂林的學生只能沖衝殺殺做些表面的工作,有些人甚至是隨大流跟着來好玩的。真正來“造反”,做深入細緻工作,肯動腦筋的還是少數,像北京航空學院的胡振裕,清華大學的萬紹鴻,中國科技大學的黃賽陽,北京農機學院的張鐵錨等一些學生,他們到桂林后,即與師院“老多”和各校的造反派深入聯繫,做了大量的工作,對桂林造反派的支持確是巨大的。市委領導最怕的、要趕走的也正是這樣的學生。

市委領導組織工人赤衛隊和紅旗紅衛兵對造反派進行打壓,企圖驅趕南下串聯隊,這就激起造反派和南下串聯學生的反抗,寫大字報進一步批判桂林市委,要求市委領導檢討錯誤,停止驅趕串聯隊,停止打壓敢於起來造反的學生和職工,但市委領導拒不承認和改正錯誤,繼續驅趕來桂串聯的學生。為了反抗市委的打壓和驅趕,師院“老多”近千多師生於9月7日下午到市委大院靜坐絕食,並同時派出代表與串聯隊的學生多人到南寧向廣西自治區黨委請願,要求他們解決桂林的問題。

學生們到市委大院靜坐絕食的舉動,再次轟動了桂林,成了人們關注和談論的焦點。9月8日下午我獲知這一情況后,晚上就帶上我們火炬戰鬥隊的全體成員到市委大院,參加靜坐絕食鬥爭。我們到達市委大院時,這裡已坐滿了人,辦公室、走廊上、草坪的樹下都有人在坐着或躺着;另外有許多看熱鬧的人來來往往。市委大院在市中心區環湖的南岸,綠樹蔥蘢,風景美麗。此時正是炎熱的夏季,晚上人們到環湖來乘涼,少不了要到市委大院來看看,更增加了這裡的熱鬧氣氛。

師院“老多”的負責人告訴我,市委的領導人都跑了,拒不出來見面,只派一些工作人員來給學生們做工作,動員同學們回去,並送來了稀飯和饅頭。同學們不理這些,非得要領導人出來接見,並承認錯誤,停止驅趕南下串聯隊和把矛頭對準群眾,否則就堅持靜坐絕食鬥爭,直到取得最後的勝利。

9月9日的白天,不時有一些單位組織人員敲鑼打鼓列隊經過市委大院門口,高呼“反對靜坐絕食!”“靜坐絕食就是把矛頭對準市委!”“只准左派造反,不準右派翻天!”……顯然這是一些單位領導在市委部署下組織的。

到了晚上,有大批的赤衛隊和紅旗紅衛兵及好些單位的群眾,排着隊,每個單位的前面都是彩旗招展,鑼鼓暄天,宣傳車跟在後面,在大街上遊行,反對靜坐絕食。這些隊伍經過市委大院門口時,口號聲、鑼鼓聲響成一片,宣傳車的高音喇叭不時傳出“保衛桂林市委”,“靜坐絕食是醜化社會主義的反革命行為”等口號,這些人的一系列舉動,似乎把這個山城都要震翻過來了。

《桂林日報》的攝影記者陳亞江拿着鎂光燈相機在不停地對着遊行隊伍拍照。鎂光燈閃爍着,伴隨着口號聲和高音喇叭的狂叫聲匯成了一股歇斯底里的狂潮。最令人嗤笑的是高音喇叭傳出的“好消息!南寧來電:黃賽陽被打,張鐵錨當場被抓”的狂叫聲。這樣的叫喊一遍又一遍重複着,每叫喊一遍,陳亞江的鎂光相機都要閃亮一次,遊行的隊伍就要爆發出一陣喝彩聲和鼓掌聲。

關於黃賽陽和張鐵錨兩人,在此還得簡介一下。黃賽陽是中國科技大學的學生,廣西人,其父乃是當時廣西的一位文化人;張鐵錨是北京農機學院的學生,內蒙人。他們都是到桂林串聯的第一批大學生,到桂林后積極支持桂林的學生起來“造反”,在造反派中有很高的聲譽。9月7日的靜坐絕食事件發生的同時,他們組織一部分南下學生與師院“老多”的代表前往南寧向自治區黨委反映情況,要求區黨委出面解決桂林的問題。不曾想他們到南寧后也受到南寧市委和自治區黨委組織群眾驅趕,罵他們是“串亂隊”,是來“煽陰風點鬼火”,企圖“搗亂”廣西的大好形勢,勒令他們立即滾回桂林,滾回北京。

兩天來,桂林街市上熱鬧極了,除了不時有宣傳車和遊行的隊伍呼喊口號外,還有一些《靜坐絕食是受壞人操縱》、《把矛頭對準市委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看:是什麼人在靜坐絕食》,《支持靜坐絕食的是什麼人》一類的大字報。這些大字報沒有什麼內容,除了扣政治大帽子外,就是“揭露”參加靜坐絕食或者支持靜坐絕食的人是什麼“地主、資本家的兒子”、“某某人的父親是右派”、“某某的父親(或者舅父)是反動軍官”……看到這些,我總覺得好笑,這些做法實在是低能的表現。但在此時的桂林,這樣的口號和大字報,對許多人來說還是相當有影響的,因為人們看慣了建國以來的一系列政治運動,諸如土改鬥地主、肅反、反右、四清等等,那種隨意批鬥人,迫害人,甚至抓人判刑、殺人,人們都記憶猶新,都是害怕而不敢說話的。現在居然有人炮轟市委,炮轟區黨委,跑到市委的領導機關去靜坐絕食,這怎麼能想象呢?

當然,也有不少大字報是支持造反派的,認為造反派的行動“好得很”。在我的記憶里印象深刻的是桂林市郵電局的先進人物高桂英,一個女流之輩,她敢於率先站出來支持造反派,對帶動市內許多機關和工廠的幹部職工後來支持造反派起到了帶頭作用。

經過兩天多的靜坐絕食鬥爭,市長馮邦瑞和新的市委副書記王同連終於答應和造反派對話,討論桂林的文革運動問題。

9月10日晚,靜坐絕食鬥爭宣告結束,所有參加靜坐絕食的人都回到師院,那裡的食堂已做好了稀飯等着大家。

經過此次事件后,桂林市委果然派出了市長馮邦瑞和市委副書記劉竹溪等領導人,一連幾個晚上在師院校門口和學生進行公開對話。師院“老多”的代表和北京來的學生代表在台上公開向馮、劉等領導人提出問題,讓這些領導人回答。學生們往往先要這些領導人背某一條毛主席語錄,或者要他們在《毛主席語錄》本里尋找某一條語錄,這些領導人一時背不出來或者找不到某一條語錄,或者答不上某個問題時,台下的眾多聽眾都會起鬨和譏笑,弄得他們很狼狽。這樣的對話我去聽了兩個晚上,我感到幾個月來的運動確是鍛煉了學生。同時,看到官員們再不敢像平時那樣高高在上擺官架子,不免覺得好笑。

在對話中,這些領導人雖然沒有完全承認前一段對造反派打壓的錯誤,但口氣卻是軟下來了,不敢再明目張胆地調動赤衛隊和紅旗紅衛兵來打壓造反派了。因為《紅旗》雜誌第九期社論《信任群眾,依靠群眾》,《人民日報》8月24日社論《工農兵要堅決支持革命學生》相繼發表,確是起到了很大作用的。特別是北京學生們傳來的許多中央首長講話和毛主席講話,人們都爭先恐後地搶這樣的傳單,認真閱讀。毛主席說“凡是鎮壓學生運動的人都沒有好下場”,“勸工農不要干預學生運動”,這些指示在一般人的頭腦里都會起到促進變化的作用,官員們對群眾的態度也會發生變化。

經過靜坐絕食事件,經過學生們與市委領導對話后,學校中參加造反派的人多了,特別是桂林中學、師院附中、醫專等學校,大部分學生都參加了造反派;我們火炬戰鬥隊也由原來的六人增加到數十人了,學校同時出現了一些新的造反派組織。在機關和工廠中,也陸續有一些人站出來支持造反派了。造反派的隊伍在發展壯大,而保守派的隊伍在逐步縮小。

六、工作組也開始靠近造反派

9月中旬以後,我校的學生大部分都外出串聯了。我們火炬戰鬥隊的成員也分期分批外出串聯,我和陳正福等十多人是第三批外出的。10月中旬,我們離開桂林,加入到了串聯的大軍之中。

11月13日我們回到桂林。回來后,我們把在長沙、北京、武漢等地串聯中的所見所聞向火炬戰鬥隊的全體人員作了傳達,之後又向部分教師作了介紹。在傳達中我特別著重談到了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蒯大富和北京地質學院東方紅公社、北京航空學院紅旗戰鬥隊等的造反精神。我也彙報了在北京看到的有關劉少奇、鄧小平等人的大字報,在武漢看到的有關王任重的大字報。大家聽后一方面感到驚奇,同時也感到我們在桂林寫《炮轟桂林市委》、《炮轟區黨委》的大字報是沒有錯的。

自從1966年10月3日《紅旗》雜誌第十三期社論《在毛澤東思想的大路上前進》發表后,中央又召開了工作會議,提出了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桂林各學校和各機關單位批判“資反路線”的運動也形成高潮,一些在運動初期因寫單位領導人的大字報、因反對工作組而受到批判、打擊甚至被戴上“現行反革命”、“右派”帽子的人宣布平反了,所整的黑材料也被銷毀。

客觀地說,與全國其他一些地方相比,桂林的“資反路線”對群眾的壓制和打擊還不像北京、西安、青島、長沙那樣造成了瘋狂的白色恐怖,有的甚至鬧出人命案。就以我們學校而言,雖然有兩名職工自殺身亡,但並非因為學校領導或工作組對他們打壓所致。就我們造反派而言,運動之初,在學校我們除了受到一些人的流言蜚語指責外,並未受到什麼打擊和迫害(當然暗中整我們黑材料準備秋後算賬的人是有的)。甚至文革工作組也在接近我們,聽取我們的意見了。

我校文革工作組的組長張清棟(時任廣西區黨委直屬機關副書記),在1966年的9月下旬和10月初曾兩次找我交談過一些文革的問題,耐心聽取我的意見。這在工作組剛進校時是不可想象的,因為那時工作組的組長就是學校的最高當權者,對我這樣一個普通教師是絕不會主動來接近的。工作組撤出學校,張清棟回到南寧后,12月10日曾給我來了一信,信中談到了他對文革運動的新認識,並介紹了南寧市運動的形勢,希望能和我作為私人朋友多交流。我當時沒有給他寫回信,一則是因為我對領導幹部向來是敬而遠之,不喜歡拍馬屁,二則是因為當時十分忙,寫文章,參加各種活動和會議,把回信之事給忘了。現在想來當時未給張清棟回信是不應該的,是一件遺憾的事。聽說在1967年初伍晉南、賀希明等黨政領導幹部站出來亮相支持造反派后,張清棟也站出來參加造反派,成為一名積極分子,1968年7、8月韋國清鎮壓造反派時,張清棟受到了殘酷的迫害。他的生死結果如何,我至今尚不得而知。這是我現在仍在懷念的一位領導幹部。

為了深批“資反路線”,從11月下旬開始,火炬戰鬥隊就派出多人到市內一些工廠和郊區農村進行宣傳,與工人、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發動他們起來參加文革運動。張安山、馮志華等人到了棉紡廠,其他一些人到了製藥廠或者穿山公社、甲山公社的生產大隊,他們的工作很出色,受到了工人、農民兄弟的歡迎。

經過市內許多學校學生們(也有少部分教師)下鄉、進廠的宣傳發動后,廣大工人、農民群眾都發動起來了。許多原來參加工人赤衛隊與學生對抗的工人都反戈一擊,站出來支持造反派了。至1966年底,官方組織的紅旗紅衛兵和工人赤衛隊等保守組織徹底垮台了,市委領導也多次檢查了執行“資反路線”的錯誤,市長馮邦瑞和新來的市委副書記王同連此時已堅決支持造反派了。造反派的組織擴大了,工人成立了“工總”,農民成立了“農總”,大中學校成立了“紅衛兵總部”,可以說桂林市的造反派已組成了浩浩蕩蕩的革命大軍。在我們學校,我們火炬戰鬥隊和紅星紅衛兵、毛澤東思想紅衛兵、教工征腐惡戰鬥隊等多個造反派組織聯合起來,成立了革命造反聯合大隊,並且首先奪了廣播室的權。

七、半夜查封《桂林日報》

文革開始后,自治區黨委首先拋出區黨委宣傳部副部長、作協廣西分會主席陸地作為批判對象。自6月初以來,在《廣西日報》上連續開展了對陸地的文學作品《故人》、《國慶節》、《美麗的南方》等的批判,稱這些作品是“美化階級敵人”,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毒草”。6月28日,區黨委作出決定,撤銷陸地的黨內外一切職務。其後,又把《廣西日報》總編輯鍾林拋出來作為批鬥對象。桂林市委也於1966年10月拋出了《桂林日報》的總編輯余國琨作為批判對象。

到1966年底,“資反路線”已基本垮台了。為了控制報紙這塊輿論陣地,我們想到首先必須使報紙不能再為“資反路線”說話,這就要對報紙進行查封,然後變成為造反派說話的報紙。

為了查封《桂林日報》,我們當時尋找的理由是:《桂林日報》長期以來執行的是“資產階級和修正主義的辦報路線”;文革運動以來《桂林日報》成了市委推行“資反路線”的輿論陣地;1962年“黑幫”鄧拓來桂林時,在火車上曾作詩“窗外雲山動客心,遨遊千里有知音……”,我們認為,市委書記黃雲和《桂林日報》總編輯余國琨就是鄧拓的“知音”。這樣的報紙現在不查封更待何時?

我們的這些理由現在想來是可笑的,但在當時卻是堂堂正正的理由,也是我們認為重要的所謂“罪狀”。

大約在1966年的12月下旬,一天我帶上陳正福到師院與北航紅旗、清華井岡山駐桂林聯絡站的人員和市造反大軍負責人之一的劉振林(師院外語系62級學生)交談,大家不約而同談到要查封《桂林日報》的問題,決定晚上召開會議,討論查封《桂林日報》的具體事宜。

晚上7時,我和劉振林、北航、清華駐桂林聯絡站的學生及桂林市若干造反派的負責人共十多人,在工人文化宮的一間辦公室開會,劉振林主持會議,會上一致同意查封《桂林日報》,決定由北航的學生來寫查封《桂林日報》的聲明,由我來寫《就查封〈桂林日報〉告全市人民書》。查封報紙當時在全國一些省市早有先例,參照別人的寫法,結合桂林的情況,一個小時兩份底稿就拿出來了。大家當即討論,很快就通過了《查封聲明》和《告全市人民書》。

大約在半夜時分,我和劉振林等幾個人到桂林市委宣傳部部長何福宗的家裡,把他從床上叫起來,告訴他查封《桂林日報》的事,要他表態、簽字。冬日的夜晚,桂林的天氣是寒冷的,半夜時分把一個市委的宣傳部長從床上叫起來,要在往日這是不可想象的。他招呼我們到客廳就坐。當我們把來意說清楚后,他表示同意,並在《查封聲明》上籤上了自己的名字。

事情辦好了,大約半個多小時我們就離開了何福宗的住地。由於我們學校離市區較遠,我和陳正福就回校休息了,餘下的事由劉振林等人去辦理,他們帶上何福宗直奔《桂林日報》社,進行具體的查封。

從次日起,《桂林日報》就只出每日電訊版了,其他版面一律停刊。直到我們造反派奪權后,《桂林日報》改名為《新桂林報》,才恢復全部版面,由報社的造反派主持日常工作,桂林造反派派代表進駐報社協助管理。

幾乎在我們查封《桂林日報》的同時,《廣西日報》也被南寧的造反派查封了,“桂林老多”的人也在南寧參加了此次查封,我們火炬戰鬥隊的宋建民等人當時正在南寧串聯,他們也參與了此事。宋建民回到桂林后把此事告訴了我,講他們如何就查封《廣西日報》一事去找到伍晉南(區黨委文教書記),他還向伍晉南要了一枚毛主席像章,說伍是一個對人和善的領導幹部。

《桂林日報》和《廣西日報》被查封后,報社的一部分人反對,他們就找到自治區黨委,併到廣州向中南局反映這一情況。1967年1月,正值全國許多地方在籌建“批陶聯絡站”,批判陶鑄,說他是中國“最大的保皇派”。為了收集更多的材料來批判陶鑄,同時也為了查封《桂林日報》和《廣西日報》的事情,廣西師院“老多”派的負責人周兆祥帶上一班人前去廣州,並叫我們也派人參加。1月11日,我帶上陳正福、孫景文兩人也前往廣州,1月21日回到桂林。

八、在奪權的日子裡

從廣州一回到學校,蔣建榮、王宗器等造反派的負責人就向我介紹了桂林市學生、工人、機關幹部的造反派聯合起來奪權的情況。桂林的保守組織徹底垮台了,市委副書記王同連、市長馮邦瑞等許多領導幹部都站出來支持造反派,桂林市的老百姓都支持造反派,駐桂林的6955部隊也公開表態支持我們,現在是造反派揚眉吐氣的時候了,桂林的形勢真是一派大好。

在這種形勢的鼓舞下,我們也要在學校奪權。1月下旬的一天,我們決定開會研究具體事宜。經過討論研究,決定在原來革命造反聯合大隊的基礎上,成立學校的革命造反指揮部來進行奪權。“指揮部”領導小組成員由九人組成,蔣建榮(化探64級學生)任組長,我任副組長,成員有:王宗器(物探64級學生)、馮志華(女,物探63級學生)、吳虹(化探63級學生)、韋子斌(地質63級學生)、覃瑞環(化探64級學生)、周世明(物探教師,黨員)、楊正文(地質教師,黨員)。當時之所以由蔣建榮任組長,是為了顯示學生的重要,由學生沖在運動的前面,實際上的指揮大權則是由我來掌握。

奪權的過程是:由我起草一份《奪權通告》,然後指揮部全體領導成員討論通過,再召開各戰鬥隊負責人會議宣讀通過。到第二天就通知學校的黨政領導和各科室負責人到指揮部辦公室(原來的黨委辦公室)開會,給他們宣讀《奪權通告》,要他們表態、簽字同意。

第二天一早我們就廣播通知(頭天晚上就個別口頭通知到本人了),上午8時在指揮部辦公室召開學校領導和各科室負責人會議。會議由蔣建榮主持,王宗器宣讀《奪權通告》,然後由我發表講話。我根據當時全國的形勢,根據上海造反派的奪權和1月22日《人民日報》社論精神,講了一通大道理,我特彆強調,革命的幹部應該站出來亮相,表明自己的態度,我們將視每個幹部的表現來選擇“結合”的對象。

在我講話后,這些領導幹部都主動在《奪權通告》上簽字,並爭相發言,表態支持造反派奪權,願意接受指揮部的領導和安排工作。會議開得十分順利。

奪權鬥爭就這麼完成了。下午召開全校師生員工大會,宣布奪權成功,同時宣布負責人的分工情況,部署下一步運動的作法和準備複課鬧革命及有關鬥批改的各項工作。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奪權后必須建立“三結合”的臨時權力機構,選擇原來的領導幹部進入奪權后的領導班子就成了當務之急。學校原來的領導幹部中,黨委書記王守均,校長王濯之,副校長史樹筠以及十多名中層幹部都表態支持造反派,支持奪權,我們該選擇誰作為結合的對象呢?

經過指揮部成員的討論,認為副校長史樹筠比較合適,應作為首先考慮的結合對象。為此,我就與指揮部的幾名主要成員找史樹筠談話,向他交底,我們相信他,打算結合他;也希望他向我們交底,要對革命負責,保證自己沒有歷史問題。我記得他公開說黨委書記王守均就是“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這並未使我感到意外,因為從工作組進校后,就領導師生把鬥爭矛頭主要對着王守均;工作組撤出學校后,當時學校成立的“文革籌委會”矛頭也是指向他,並兩次召開了批鬥他的大會。現在我們造反派奪權了,這種看法仍延續了下來,指揮部的多數成員也同意這種看法。但在我的思想里是心存疑慮的,因為我們並沒有掌握什麼材料,大字報揭露的多是標語口號式的東西,沒有多少實質內容。然而面對此時學校的實際情況,我也只好叫專案組深入調查,整理材料再說。對黨委書記和校長兩人就暫不考慮結合。對十多名中層幹部,只有後勤、財務、圖書館等部門有工作,這些科的科長就叫他們堅守崗位,搞好工作;其它的各科室暫無什麼工作,就在指揮部領導下參加運動。

奪權后我們就掌握了學校的一切大權,在指揮部的九名領導成員中,我們火炬戰鬥隊就佔有5人,可見這個戰鬥隊在學校的威望是高的。此時的我由一名普通教師而成為學校的掌權者,這是我做夢也未曾想到的。我深深感到了責任的重大,決心把各項工作都要做好。俗話說“不當家不知道柴米貴”,現在要管理好這麼一個學生和教職員工共有一千多人的學校,確是十分不容易的。許多事情都要過問,都要管,整天都是忙忙碌碌的,實在使人有招架不住的感覺。且不說這個運動要如何搞下去心裡沒數,只能跟着中央的部署和報刊發表的社論精神去做。就是日常的事務工作一大堆也難於處理。各班級、各科室經常來請示彙報要給他們表示意見;各種不同的意見反映上來要作出處理和解析;原來的學校領導和中層幹部中的一些人,經常給我寫思想彙報或者提出一些建議,看這些材料我都花去大量時間,有時還得找他們談心。由於造反派的地位變了,也不時有一些人在我的耳邊唱讚歌,似有拍馬屁的味道。對拍馬屁的人我是最看不起的,自己也從未向什麼人拍馬屁。現在我當權了,居然有人想來拍我的馬屁,實在令我生厭。記得一個人事科的幹部張明,過去和我沒有任何交往,是個向黨委書記王守均拍馬屁的人,人們都看不起他。此人在文革之初是一個鐵杆的保守派,現在保守派垮了,造反派掌權了,一次他找到我,想向我彙報他的思想,我也耐着性子在聽。他竟討好地說:“過去沒有看出你有這麼高的水平,沒有得到重用,人事科是有責任的……”一聽他的話就令人生厭。在1968年造反派被壓垮后,對我進行批鬥,對黨委書記王守均進行殘酷批鬥最狠的人就是他,此是后話。

桂林市及各機關、工廠、學校以及街道、郊區農村奪權后,都由造反派掌了權,駐桂的6955部隊和桂林軍分區、桂林市人民武裝部都是表態支持造反派的。從1967年的3月份開始,廣西師院首先開展了軍訓工作,新華社和《光明日報》都為此總結過經驗予以報道。從5月份開始,市內各大中專學校及普通中學都開展軍訓和複課鬧革命。6月13日新華社的兩名記者到我們學校與我們座談,了解我校軍訓、實現大聯合及解放幹部的有關情況。我們正在籌備建立學校的革命委員會,市革命委員會也正在積極籌建之中。整個桂林的形勢是穩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