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打倒彭真以及陸定一、羅瑞卿、楊尚昆這些人的過程中，毛澤東需要劉少奇等人都站在舉手的陣營中。他需要各個擊破，需要層層推進，需要今天的鬥爭取得絕大多數人的舉手通過。到了明天，可以有又一輪絕大多數舉手通過將今天舉手的部分人予以打倒。從劉少奇等人在整個擴大會議期間的行為來看，他們確實還沒有百分之百地吃透毛澤東的整個政治意圖。
20世紀50年代，毛澤東與劉少奇在天安門城樓（圖源：人民網）
我們現在有必要對誕生了文化大革命綱領性文件《五·一六通知》的1966年5月4日-26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做一點深入研究。
這一擴大會議是在北京舉行的，出席會議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員和在京有關單位負責人七十六人，其中包括“文件起草小組”提議增加的江青、張春橋、關鋒及戚本禹等人。毛澤東未到會，由劉少奇主持會議。
事先，毛澤東主持起草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即《五·一六通知》）的草稿，對彭真主持制定的《二月提綱》做了徹底的否定和批判。毛澤東還於4月16日召集了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決定撤銷《二月提綱》，撤銷以彭真為組長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並基本通過了《五·一六通知》的草稿。
5月4日開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實際上就是按照毛澤東4月16日召集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的決定進行的。
這個為期二十二天的政治局擴大會議，毛澤東始終沒有露面，而由劉少奇主持，會後由康生向毛澤東做彙報。這表明，毛澤東已做好了部署，成竹在胸，從容地等待會議的成果。到現在為止，毛澤東已經為文化大革命的全面發動做好了各項準備工作。
任何一個重大的政治運動或者軍事行動，都需要充分的準備過程，都要形成足夠的勢。中國這樣的大國，如此眾多的人口，如此龐大的政治機器，幾千萬黨員的共產黨組織，盤根錯結的政治力量體系，如毛澤東所期望的大革命運動，也不是一朝一夕可以發動的。
毛澤東耐心地通過幾年來的一系列動作，最終形成一個比較完整的勢。勢一旦形成，就不可阻擋了。毛澤東相信，在這個一切都準備就緒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沒有任何人敢於和能夠做出真正的反抗。大勢所趨，順之者昌，逆之者亡。
當他決定會議由劉少奇主持時，既是他不出場時按照黨大陸位順理成章的安排，又是一個極為策略的安排。在打倒彭真以及陸定一、羅瑞卿、楊尚昆這些人的過程中，他需要劉少奇等人都站在舉手的陣營中。他需要各個擊破，需要層層推進，需要今天的鬥爭取得絕大多數人的舉手通過。到了明天，可以有又一輪絕大多數舉手通過將今天舉手的部分人予以打倒。
從劉少奇等人在整個擴大會議期間的行為來看，他們確實還沒有百分之百地吃透毛澤東的整個政治意圖。
這次為期二十二天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主要進行了五個程序。
第一個程序，是歷時三天的所謂“座談會”。主要是由康生、張春橋、陳伯達講話。
其中，康生做了長達八個小時的講話。他傳達了毛澤東自1962年9月以來特別是1965年11月以來關於批判彭真和陸定一以及要解散中央宣傳部和中共北京市委、提出開展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指示。介紹了要在這次擴大會議上通過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也即《五·一六通知》。還特別談到了他對毛澤東歷次有關談話的認識和體會。
他說：我個人體會，毛主席這三次談話，概括起來是兩條：一條是批評彭真、中宣部，包庇右派，壓制左派，不準革命；第二條是給任務，要支持左派，建立新的文化學術隊伍，進行文化大革命。貫穿的一個中心問題是中央到底出不出修正主義？出了怎麼辦？現在已經出了，彭真、陸定一、羅瑞卿和楊尚昆就是。
張春橋、姚文元沿着同樣的精神做了長篇講話，並針對彭真、陸定一等人進行了攻擊性極強的批判。這第一項活動，藉助毛澤東在黨內的個人權威，極大地震懾了與會者的心理。
會議的第二個程序，就是於5月16日上午，通過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也即《五·一六通知》。
《五·一六通知》決定撤銷原來以彭真為首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及其辦事機構，重新設立文化革命小組，隸屬於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下，這相當於成立了一個領導文化大革命的作戰指揮部。
會議的第三個程序，是林彪於5月18日上午在大會的講話。
這個在文化大革命初期非常有名的“五·一八講話”，在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群眾運動，展開對“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進攻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在這個講話中，林彪講了古今中外大量有關政變的事例，指出中國目前存在着發生反革命政變的危險性，講到在這種情況下反覆辟鬥爭的重大意義。他特彆強調：“有了政權，無產階級，勞動人民，就有了一切。沒有政權，就喪失一切。”“永遠不要忘記了政權，要念念不忘政權。”“我想用自己的習慣語言，政權就是鎮壓之權。”這是林彪有關政權的經典用語。他還講道：毛澤東是天才。毛澤東的話“句句是真理，一句超過我們一萬句”，他還講道，毛澤東的話“都是我們行動的準則，誰反對他，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
在這裡，林彪用“反革命政變危險論”、“政權就是鎮壓之權論”以及“毛澤東是天才論”註釋了他跟隨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綱領。
會議的第四個程序，是彭真、陸定一等人作檢查。這個檢查在會上理所當然地又受到批判。
會議的第五個程序，是於5月23日通過了《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這個決定對彭真、陸定一、羅瑞卿、楊尚昆做出了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並對他們進行專案審查的組織處理。
1966年5月4日-26日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是中國共產黨全面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正式標誌。黨內的政治鬥爭發展到這一步，毛澤東在政治思想領域內開展大規模階級鬥爭的路線無疑已形成了不可抗拒的態勢。
除了林彪、康生、江青及張春橋等堅定的革命“左派”在清醒領會毛澤東大多數意圖（也不是全部意圖）的狀態中積極投入這場運動之外，黨的領導層絕大多數人都處在不同程度的不理解和困惑之中。他們一定感到了一股巨大的政治潮流衝來，使他們有些站不穩腳跟，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他們朦朧中對毛澤東的意圖有這樣或那樣的感覺與猜測，實際上又完全吃不準。
有些人大概也預感到這樣的潮流以後會衝擊向自己，但是又難以排除各種僥倖心理。從僥倖出發，他們對毛澤東的政治意圖又會做出這樣或那樣的理解。
在這個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包括劉少奇等人在內的第一線工作的上層領導人物，多少都處在一種思想混亂之中。即使一些人開始意識到毛澤東的政治打擊將有可能落到自己頭上，但在巨大政治勢力的壓迫和衝擊下，也很難與左右有相同處境的人做任何溝通，他們根本沒有形成明確的反對意見並結成某種陣線的可能性。只求在大潮衝擊下，左搖右晃地極力站住不倒下來，隨着潮流往前走。在一定程度上，他們多少有一種聽天由命的被動狀態，換句話說，一切要聽任毛澤東安排了。因為《五·一六通知》的批判矛頭雖然直指彭真等人，但實質上對當時在一線主持工作的黨的領導層都發出了批判。
這是近年來已退居二線的毛澤東發出的嚴厲批判。對彭真、陸定一等人的整個鬥爭過程，都是毛澤東退在第二線深處策劃組織的。當二線發出的政治打擊落在了一線彭真等人頭上時，批判的鋒芒已經指向了整個一線。
在這裡，我們看到了二線與一線的差別。
毛澤東在“大躍進”、人民公社化及廬山會議之後，逐步退居黨的領導的第二線。他將黨和國家的日常性工作，也就是所謂第一線，交付給了劉少奇、鄧小平和彭真這樣一些人；自己則退居二線，掌握有關黨的重大理論問題、路線問題和方針政策問題。
然而，在一線、二線的分工過程中，毛澤東漸漸感受到日益強烈的大權旁落的滋味，也漸漸形成了一線正在越來越深地滑向資本主義、修正主義的判斷。當形勢最終迫使他在二線深處指揮江青、康生及張春橋等人策劃這個政治思想的大革命時，這已經是一個決心搞掉整個一線指揮班底的戰略部署。
毛澤東幾年前所採取的一線、二線的分工，恰恰促成了今天必須發動文化大革命的黨內兩條路線的矛盾與鬥爭。
在這裡，我們看到的是歷史的必然性，或者說是中國的社會主義運動發展到這個階段的經濟和政治的必然性。
所謂一線，就是黨和國家的日常工作，就是必須面對國計民生，面對經濟的、生產的組織和管理，面對這個時期的所有國家行為，包括外交活動。就本質而言，這個時期黨和國家的全部一線行為，包括其全部政治行為，都是服務於經濟基礎的，服務於國民經濟發展需要的，服務於生產關係及生產力提出的要求的。因此，他們的傾向必然是務實的，是遵循生產力、生產關係乃至整個社會經濟、政治發展趨勢的。這是一線必然要順應的趨勢。
而毛澤東所退居的二線，他所掌握的黨內意識形態鬥爭及政治鬥爭的權柄，必然和一線發生越來越大的分歧。
這個分歧是無法調和的：不是毛澤東放棄自己的路線，屈從一線的路線（那意味着毛澤東眼裡的國家改變顏色）；就是對一線發動革命，使之最終服從於毛澤東的路線。
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整個陣營，從毛澤東到林彪、到康生、到江青、到陳伯達、到張春橋、到姚文元，恰恰都不是站在第一線處理黨和國家日常事務、管理國計民生的人物。
如果說第一線是具體管理黨和國家的領導集團，二線則是要管理那個領導集團的集團。
中國古代有“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之說，那麼，在中國當時的政治生活中則出現了另一種奇觀，那就是“務虛者治務實者，務實者治於務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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