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67年4月12日，江青在軍委擴大會議上說：毛主席在七千人大會時憋了一口氣。
七千人大會是在1962年1月召開的，其時江青早已是毛澤東的五大秘書之一，而且作為毛澤東首席秘書的田家英已經日漸失去了毛澤東的信任，而在毛澤東晚年生活中出現的通房大丫頭的張玉鳳此時還不知道在哪兒獃著呢，所以說在1962年初這個時間段，毛澤東憋氣不憋氣的問題，江青是最有發言權的。
江青的“憋氣論”提供了一把鑰匙，解析“毛澤東與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上的分歧”正可以從“憋氣”這個角度入手。
“憋了一口氣”只是人們在日常生活中的一種籠統的說法，現實生活中它可能代表着“一口氣”或“幾口氣”、甚至是“幾十口氣”。我們今天在對“毛劉分歧”詳加羅列、排查、剖析之時，應當詳細分析毛澤東究竟是憋了多少口氣？究竟是憋了哪些“氣”？
毛澤東自己曾在七千人大會上無限風趣地說了一段順口溜：“白天出氣，晚上看戲，兩干一稀，大家滿意”，當時即贏得與會人眾滿堂喝彩，熱烈響應，大家都心滿意足的享用着困難時期難得的“四菜一湯”的同時，紛紛心情舒暢“出着氣”，卻不知他老人家自己卻獨自在那裡暗中“憋氣”呢？大家全都太粗心了，大家全都沒在意。也許只有一、兩個人注意到這一點，林彪就是其中之一。
再說了，他老人家既然憋了“氣”，為什麼不當時就立即放出來呢？是他老人家自己不想放呢，還是想放而放不出來？還是居然有人暗中使壞，堵住了不讓他往外放呢？
二
第一口氣：關於目前的國內形勢
對形勢的判斷，永遠是毛澤東最為重視的事，卻永遠是老一套的“形勢大好”。
我們這一代人全都領教過毛澤東關於形勢的論述，我們從來也沒有聽說偉大領袖說過什麼“形勢不好”，“形勢不老好啊”之類的話，最多也就是說：“形勢大好，問題不小”。
據說對形勢的看法是區分真假馬克思主義者的分水嶺，所以毛澤東這樣的“真馬克思主義者”從來都是“形勢大好”的，誰要是對“形勢大好”有懷疑，誰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了。
文革都全面武鬥了，毛仍然說“形勢大好，不是小好，整個形勢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好”。
既然，1967年底的“全面內戰”、到處武鬥也能成為文革“形勢大好”的標誌，那麼1961年的“全面飢餓”、到處死人，自然也不可能成為毛澤東判斷“形勢大好”的阻礙。
對於61年底的形勢，毛澤東早在1961年9月的廬山會議上就已明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經濟形勢已經退到谷底，現在是一天天向上升了。也就是說，最困難的時期已經過去。”此後，毛澤東就一直堅持這樣的看法。
也正是在這種看法支配下，毛澤東心情大好，詩興勃發，七千人大會召開的前幾天，他老人家有心情連續寫詩送詩。
1961年12月27日，毛澤東向參加工作會議的同志推薦了他的新作《卜算子•詠梅》
12月29日，毛澤東又向出席中央小型工作會議推薦了民主人士吳研因、錢昌照的幾首詩，全都是民主人士投其所好寫的拍馬詩。
毛澤東寫詩，送詩的目的當然是要為即將召開的七千人大會定調子。
但是，這一回劉少奇卻不同意這種看法，劉少奇下鄉回來的時間還不久，家鄉的父老鄉親、山山水水給了他精神氣，何況他在家鄉父老面前發了“兩年不改變面貌，你們扒我的祖墳”的毒誓，在事關“祖墳”的大問題面前，他在毛澤東面前挺直了腰杆子。
劉少奇在主持起草的報告初稿中，對毛澤東的話，對毛澤東自己的詩，對毛澤東送來的那些拍馬屁的詩一概置之不理，權當根本沒有這回事，沒有把毛澤東的“定調子”的話寫進去。
毛澤東看了初稿不滿意，對報告初稿不予認可。劉少奇這才意識到完全不寫是不行的，這才在“修改稿”中加進了“最困難的時期已經過去”的毛澤東的判語。
但是，毛澤東已經看出了劉少奇的不聽話，毛澤東對劉少奇的不滿意也就產生了。
而且，後來劉少奇在口頭報告中也沒有強調毛澤東的判語，沒有按毛調子粉飾太平，仍然大講困難。
劉少奇說：實事求是地說，我們在經濟方面是有相當大的困難的。我們應該承認這一點。當前的困難表現在：人民吃的糧食不夠，副食品不夠，肉、油等東西不夠；穿的也不夠，布太少了；用的也不那麼夠。就是說，人民的吃、穿、用都不足。為什麼不足？這是因為1959年、1960年、1961年這三年，我們的農業不是增產，而是減產了。減產的數量不是很小，而是相當大。工業生產在1961年也減產了，據統計，減產了40％，或者還多一點。1962年的工業生產也難於上升。這就是說，去年和今年的工業生產都是減產的。由於農業生產、工業生產都是減產，所以各方面的需要都感到不夠。
我們今天看劉少奇的這一段講話，覺得劉少奇說得太平淡了，並沒有任何敏感、過激的用詞，但畢竟與毛澤東老一套的“形勢大好”說法是完全不同。
毛澤東由此憋了第一口“氣”。
三
第二口氣：產生困難的原因：第一個“三七開”：
“三分天災，七分人禍。”
既然工業、農業都減產，減產的原因是什麼？對於這個問題，作為報告人的劉少奇迴避不了。
原因無非是兩個：一是天災，二是工作中的缺點與錯誤。對於後者，劉用了“人禍”這個詞。至於第三個原因即所謂的“蘇修逼債”，這個純粹為了糊弄老百姓的原因那時似乎還沒有發明出來，或者已經發明出來了，但還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劉少奇的報告中沒有提這件事。
這兩個原因中哪一個是主要原因呢？劉少奇也迴避不了。自從下鄉回來后，劉少奇的心中已經早有結論，那就是“人禍”為主。劉少奇下鄉回來的這半年中在其它的會議上已經多次表達過。
劉少奇當然仍要考慮毛的面子、毛的感受與承受能力，所以他在大會上的說法仍然是能委婉則盡量委婉一點。
劉少奇說：“各個地方的情況不一樣。應該根據各個地方的具體情況，實事求是地向群眾加以說明。有些地方的農業和工業減產，主要的原因是天災。有些地方，減產的主要原因不是天災，而是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
但是，話鋒一轉，劉少奇卻仍然熬不過去，仍然引用了湖南農民的話：
“他們說：天災有，但是小，產生困難的原因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
“我到湖南的一個地方，農民說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你不承認，人家就不服。全國有一部分地區可以說缺點和錯誤是主要的，成績不是主要的。”
話說到這種份兒上，就相當嚴重了。
什麼叫做“你不承認”？在毛澤東聽來，這是在說我毛澤東不承認；
什麼叫“人家就不服”？站在毛澤東的立場上想，那就是你劉少奇不服。
在毛澤東看來，劉少奇的這番說法與“點名道姓”已沒什麼區別。
而且“人禍”的這種說法本身就已經讓毛很不快。
但是“人禍”這種說法並不是劉少奇的發明，也不是湖南農民的發明，發明人恰恰是毛澤東自己。毛自己早先說過有關“人禍”的話，甚至也說過不止一次，但都是在小範圍內說的，且都是說別人的“人禍”，哪能說到自己的“人禍”。
而劉少奇卻是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當著七千幹部的面，用這樣尖銳的提法，箭指何人？不言而喻。
這又使毛澤東憋了一口“氣”。
四
第三口氣：成績與錯誤：第二個“三七開”：
七分成績，三分缺點與錯誤
劉少奇雖當了國家主席，人家也叫“劉主席”了，在毛澤東看來，那是我讓給你當的，我要是不讓，你就當不上。你即使當上了，那也是國主席，哪能比得了我這個黨主席，黨比國大，天經地義的“真理”。即便你是國主席了，也仍然在我手心裡攢着。
所以，黨天下仍然是“毛天下”，國天下也仍然是“毛天下”。
毛喜歡人家歌頌“偉光正”，黨的“偉光正”其實都是他的“偉光正”。
毛喜歡唱“六億神州盡舜堯”，因為“舜堯”就是鄙人毛澤東。
如果把錯誤說得太大了，那還怎麼“舜堯”？就是“桀紂”了。
但眼下發生了大災荒，尤其是餓死了幾千萬人，所以毛指望劉對成績給予充分的肯定，維持其“堯舜”之地位。
劉雖然也肯定了，但在毛看來，肯定的既不充分，又不理直氣壯，甚至給人一種是“漆黑一團”的感覺。
因為肯定得不充分，所以這些不充分的“肯定”，在多疑的毛看來簡直就是別有用心了。
你看，劉少奇在報告初稿中講成績和錯誤方面，是將建國以來12年的成績一起混着講了，對“大躍進”以來的成績不僅沒有突出講、甚至也沒有單獨講。相反，報告中所講的缺點錯誤幾乎全都是“大躍進”以來的。
後來經過修改的稿子，開始突出“大躍進”以來的成績，一共講了12條，缺點錯誤才講了4條。劉少奇已經在迎合毛澤東方面也是下了工夫了。
劉少奇說：“總的來說，從1958年以來，我們的成績還是主要的，是第一位的。缺點和錯誤是次要的，是第二位的。……是不是可以三七開，七分成績，三分缺點和錯誤。”
其實那幾年餓死了幾千萬人，工農業都減產，哪來的七分成績？三分成績也站不住。
劉少奇也是在睜着眼睛說瞎話。瞎話雖然說了，但說瞎話時又不理直氣壯，而且仍然令毛不滿意。
那麼究竟毛澤東要劉少奇怎麼講才滿意呢？
毛有一句口頭禪“一個指頭與九個指頭”，毛的期望值就是“一九開”，九分是成績，只有一分缺點與錯誤。
而劉少奇講“七分成績”，太少了；“三分缺點與錯誤”，太多了！
但劉少奇最終也沒有能滿足毛澤東的期望值，毛澤東又憋了一口氣。
五
第四口氣：劉少奇直接否定“一個指頭與九個指頭”的說法
中國人都知道，用“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來比喻缺點、錯誤與成績之間的關係，這是毛澤東最得意的“專利”。這個“專利”放之四海而皆準，放之四時而不變。毛澤東擁有這個專利，但他自己並不壟斷，不但到處推銷，而且要普及。他自己固然常常講，處處講，也要別人跟着講，尤其是當出現失誤遇到困難時，即使是嚴重的失誤嚴重的困難，他也絕不突破這個框框。偶爾突破也是在評估地方工作及指責他人工作時。
對於毛的這種常用語，大家都是心照不宣的。只要是在毛澤東領導下，你不用他的這句套話那是不行的，誰還有膽當面否定它。
但劉少奇卻在七千人大會的口頭報告中居然明目張胆地對此否定了。
劉少奇說：“過去我們經常把缺點、錯誤和成績，比之於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係。現在恐怕不能到處這樣套。有一部分地區還可以這樣講。在那些地方雖然也有缺點和錯誤，可能只是一個指頭，而成績是九個指頭。可是，全國總起來講，缺點和成績的關係，就不能說是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係，恐怕是三個指頭和七個指頭的關係。還有些地區，缺點和錯誤不止是三個指頭。如果說這些地方的缺點和錯誤只是三個指頭，成績還有七個指頭，這是不符合實際情況的，是不能說服人的。”
劉少奇膽子太大了，在《七千人大會之前的劉少奇》一文中，筆者曾給了劉少奇這樣一段讚美：
他帶着“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結論，帶着“兩年內不改變，你們就扒我的祖墳”的毒誓，離開了生他養他的故鄉山水。
從此，他再也沒有回來過。
但是，故鄉的山水已經將他的靈魂漂洗過了。
看來，在“七千人大會”前後，劉少奇的靈魂仍然是相當潔凈的。靈魂潔凈的人是有力量的。即使在毛這樣刁蠻可怕的人面前，劉也再三冒犯了。
後來在1964年前後，劉少奇曾經說：“現在用毛主席過去那種開調查會的形式來了解情況，已經遠遠不夠用了，已經過時了。毛主席的辦法已經不頂用了。”
這兩次冒犯的性質是一樣的，都是當著毛的面否定毛最得意的話及最得意的方法。
劉給毛帶來的傷害太大了。
毛當然又大大地憋了一口氣。豈止是“憋氣”，簡直就是“蠅屎”。
六
第五口氣：“人禍”是如何發生的？
劉少奇負責起草的“書面報告”一再被否，劉也是憋足了一口氣。
但劉仍然在口頭報告時將“三分天災，七分人禍”拋了出去，後人稱這一舉動有“非凡的勇氣”，而當時全體與會人員就為了這句話，竟給了他長達5至10分鐘的熱烈掌聲。
接着劉總結“人禍”的原因，歸結為三點：
1、是因為我們在建設工作中的經驗還不夠。
2、我們不少領導同志又不夠謙虛謹慎，有了驕傲自滿情緒，違反了實事求是和群眾路線的傳統作風，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黨內生活、國家生活和群眾組織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則。
3、在黨內和群眾中，又進行了錯誤的過火的鬥爭，使群眾和幹部不敢講話，不敢講真話，也不讓講真話。這樣，就嚴重地損害了黨的生活、國家生活和群眾組織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使上下不能通氣，使我們在工作中的許多錯誤長期不能發現，長期拖延不能改正。
對於第1點，這是毛劉共同的。劉這樣說也並不完全是為了迎合毛。他也是大躍進的促進派，毛是第一號，劉是第二號，劉也要解釋他犯錯誤的原因，當然也是“沒經驗”。
兩人不同之處，在劉是其一，在毛是唯一。
毛基本上只認同這一點，對其它的原因不是否認就是淡化。
對於第2點，你劉少奇這是說誰呢？當然是說毛。
如果不是說毛，那麼他應該先說“我們違反了毛主席的教導”。
可他沒有加這個前提，所以他就是在說毛，說毛不謙虛謹慎，說毛驕傲自滿，說毛違反了實事求是和群眾路線的傳統作風，說毛不尊重黨內民主集中制，說毛讓別人不敢講話。
這樣一點小把戲，毛怎麼會看不出來呢。所以毛說“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
對於第3點，在黨內和群眾中進行了錯誤的過火的鬥爭，更是說的毛，具體指1957年的“反‘反冒進’”以及1959年的“反彭德懷右傾機會主義”。
如果沒有57年至58年毛澤東一再的聲色俱厲的“反‘反冒進’”，大躍進很可能就被“反冒進派”扼殺於萌芽之中了；
如果沒有59年“反彭德懷的右傾機會主義”，大躍進也可能在行進到中途就夭折了。
“反‘反冒進’”；是大躍進的起步器，“廬山會議”是大躍進的加速器。
“反‘反冒進’”是毛澤東於蘇聯回國后採取的非常政治舉措。在此之前，毛在具體經濟工作中一般採取相對沉默、超然的態度，但他從蘇聯回來后就大不一樣了。狗日的蘇修赫魯曉夫，他讓我們的偉大領袖中了邪，隨即在蘇聯誇下了“十五年趕超英國”海口。
唉！要是那年毛澤東不去蘇聯就好了，也許就沒有大躍進了。
可毛澤東怎麼可能不去蘇聯的呢？斯大林已經死了，他要去瞅瞅這個赫魯曉夫究竟有沒有本事當社會主義陣營的老大？要是赫魯曉夫沒有本事呢？這個老大的位置就輪到我毛澤東了。
所以這個一向不喜歡出國的毛澤東還是去了一趟蘇聯，結果發現這個赫魯曉夫還真沒有什麼熊本事。再轉念想想自己呢？自己是什麼都行，資格老、本事大、文武全才，斯大林一死，當今之世就捨我其誰了。自己到是行，可是中國不行，一窮二白。毛澤東自忖“手裡沒有一把米，喊雞也不靈”，所以他才要發動大躍進。
為了落實並爭取超額完成15年趕上英國的計劃，毛澤東又自說自話的回到經濟工作的第一線了。一回國就集中力量針對周恩來、陳雲在合作化后出現的問題所採取的調整措施提出嚴厲的批評，將它稱之為“反冒進”，又將“反冒進”上綱為“促退委員會”，將1956年經過調整后的出現的短暫有序經濟局面稱做“馬鞍形”，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反‘反冒進’”。
在1958年1月的南寧會議上，毛澤東指名道姓地對周恩來說：“你不是反冒進嗎？我是反反冒進的。”他蠻橫無理地說“冒進是馬克思主義的”，反冒進是反馬克思主義的，把“反冒進”和“右派進攻”等同起來，威脅周恩來等“離右派只有50米”了。
這些蠻橫無理且又氣壯山河的指責，讓一切“反冒進”的人，都嚇得屁滾尿流。勞苦功高的周恩來竟然連續作了十三次檢查。
得，活樣板放在這兒呢？誰想當右派呀！你想怎麼干就怎麼干吧，一切聽你的還不行嗎！
從此，一切懷疑、反對的聲音徹底息菜。
面對“錯誤”，大家都在總結經驗教訓，但總結出來的“經驗教訓”卻是千差萬別的，有時甚至“牛頭不對馬嘴”。
比如文革結束后，周揚與胡喬木總結的文革教訓就完全不同。
面對大災荒，劉與毛總結的經驗教訓也是不一樣的，毛文過飾非，抓住機會還要往自己的臉上貼金；劉則是淺嘗輒止。淺嘗輒止固然不好，文過飾非更壞。
但對於文過飾非的毛而言，劉的淺嘗輒止也是讓他憋了一口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