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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昭遇難五十周年:以血為墨的中國異見者

林昭遇難五十周年:以血為墨的中國異見者

1959年林昭攝於北京陶然亭公園

林昭遇難五十周年,美國林曦教授著書撰文向英文世界介紹林昭

2018年4月29日是中國青年自由戰士林昭殉難五十周年。林昭原名彭令昭,蘇州人,1954年考入北京大學新聞系,1957年被劃為“右派”,1960年10月被捕入獄。1962年初保外就醫,同年12月再次被捕入獄。她曾被關押在上海第一看守所和提籃橋監獄。她在獄中書寫反對毛澤東極權專制的血書、日記、《致〈人民日報〉編輯部信》(“十四萬言書”)等大量文字。1965年林昭被以“反革命罪”判刑20年,1968年4月29日被改判為死刑,當天執行,年僅36歲。

2018年4月13日美國《華爾街日報》刊登美國杜克大學教授連曦博士的文章,題目是《以血為墨的中國異見者》。

之前一個月,也就是今年3月,美國Basic圖書出版公司(Basic Books)出版了連曦博士的英文新著《血書:毛澤東時代中國的殉道者林昭鮮為人知的故事》(Blood Letters:The Untold Story of Lin Zhao,a Martyr in Mao's China)。

連曦:希望西方讀者知道,在毛澤東的瘋狂時代,林昭堅持獨立思考、反極權獨裁

在林昭遇難五十周年前夕,我採訪了多年收集、研究有關林昭的歷史資料並向英文世界讀者介紹林昭的美國杜克大學神學院世界基督教研究終身教授連曦博士。

主持人:“在林昭遇難五十周年的日子即將到來的時候,您發表文章、出版新書,向英文世界的讀者特別要介紹的是什麼?您這兩部分文字的主要內容是什麼?”

連曦:“我的書叫《血書》(Blood Letters)是一個傳記。您也知道,在中文世界里林昭已經廣為人知。但在英文世界里,或者西方讀者當中,知道林昭事情的人還比較少。

好幾年以前,有一本Philip P. Pan所寫的英文的'Out of Mao's Shadow',中文翻譯成《走出毛澤東的陰影》(有譯作《走出毛的影子:為新中國的靈魂奮鬥》)那本書里的頭兩章提到胡傑拍的電影《尋找林昭的靈魂》,這對英文世界的人來說,是第一次可以從Philip P. Pan的……他中文名字叫潘公凱,從他那本書里稍微能夠了解到一點林昭。但是總體上來說,知道林昭事情的人比較少。

所以,我希望我所寫的這個傳記能夠幫助西方讀者了解林昭。”

主持人:“您這篇發表在《華爾街日報》上的(英文)文章,如果按中文字節粗算,不足一千五百字。在這樣短的一篇文章中,您向英文世界讀者介紹林昭,特別想向他們傳遞的信息是什麼?”

連曦:“第一,是讓他們知道林昭在監獄里堅持抗爭這樣一個故事。也讓他們知道,當時在毛澤東那個時代,在西方世界認為完全是一個瘋狂的時代,所有人所想到的,就是在天安門廣場接受毛澤東檢閱的那些‘紅衛兵’那種場景。但其實呢,他們不知道在中國的提籃橋監獄里,竟然有這樣一個人,堅持她自己的獨立思考,而且能夠多年堅持下來她的政治立場、政治信念,來反對毛澤東時代這個共產專制。而且是她提出……在監獄裡面她非常明確的講了,她所反對的是這種‘極權統治’,她認為‘這個極權統治是一種奴役’。”

連曦:林昭說“民主權利是上帝賜給我們每一個人的”,林昭以特殊決絕的方式抗爭

連曦:“所以在我這篇文章里,我引用了林昭的一句話。這是她在《致〈人民日報〉編輯部信》(十四萬言書)里寫到的。她說‘民主權利是上帝賜給我們每一個人的,誰也沒有權力對我說,要求生存就必須套上頸鏈’……這個‘鏈’是鎖鏈的鏈……‘而忍受沒身為奴的恥辱’。像這種思想的確是超前的一種思想。所以我想讓西方讀者能夠知道,在中國當時居然有這樣的一種抗爭,有這樣一種獨立的思考。

另外,林昭這種抗爭的方式是以一種比較特殊的、決絕的方式來抗爭。因為在監獄里,當時特別是在第一看守所裡面,把她的筆墨紙都拿走了,而且手上了銬,最長時間有六個月之久銬着手銬。在這種情況下怎麼寫呢?唯一的一種方式就是用她自己的血,所以我在這篇網文里也簡單介紹了,她怎麼樣戳破自己的手指,擠出血來寫。

後來她寫血書寫多了的時候,她發現怎麼樣提高寫血書的效率呢?她就發現一種方式,把血擠入一個塑料調羹裡面,然後再用草莖或者竹籤沾着寫(有時寫在床單撕成的布條上)。寫完以後,為了保存她自己這種精神遺產……她知道血書很難保存下來,所以她每寫完血書,一有條件的時候,有筆的時候,她就把這血書謄寫到紙上,所以這些決絕的抗爭的細節,我也希望能簡單地向西方讀者介紹。”

連曦:林昭的文字不僅在毛澤東時代有意義,即使在當今中國仍很有它的意義

主持人:“這篇文章篇幅很有限,還有什麼是您想強調的?”

連曦:“在那段時間,也就是1964年到1965年期間,她被關在第一看守所的一個非常小的禁閉室,她寫了九首‘血詩題衣’。我在這裡面還特別引述了,其中一首有這麼一句‘只應社稷公黎庶,哪許山河私帝王’。像這樣一種思想,這樣的文字,我覺得不僅在毛澤東時代有它的意義,即使在當今中國還是很有它的意義。

《華爾街日報》登載那篇文章是4月13日先在網上登出,第二天,也用紙質版登出來。”

主持人:“之後有些什麼反應嗎?”

連曦:“我收到有些讀者的來信,也收到《達拉斯晨報》(The Dallas Morning News)一個專欄的編輯給我發郵件,徵求我的同意,把我書的一部分能夠截錄登在他的專欄文章的那欄裡邊。”

連曦:新書是學術著作,也是林昭傳記,由Basic圖書公司出版,希望面向普通讀者

主持人:“您上月出版的新書,篇幅應該說是多少字?”

連曦:“英文的字數大概是11萬字。”

主持人:“我們就來談一談這部書。”

連曦:“有關書的內容,我先講幾句。我的書從性質上來說,應該是一部學術的著作。比如說,書總共的頁數是330多頁,但是書的正文只有252頁,那麼也就是說,大概有80多頁都屬於……裡面有大部分都是腳註和引用的一些資料。所以這是這書的一個特點,它是一個學術的著作。

但是,我為什麼又選了這個Basic圖書出版公司呢?因為它是可以面向普通讀者的,我不希望這本書……不希望林昭的故事,只在學術界給人知道,希望一般的民眾都可以接觸到這本書。”

主持人:“這是一本傳記,而它的書名了讓人首先想到介紹的是血書,可能其中有一些林昭的書信。那麼,在傳記和書信的篇幅比例上是什麼樣的比例呢?”

連曦:“其實最早的時候,我非常希望探索能不能讓林昭自己向我們大眾發聲,因為她的文字非常有感染力。但是後來呢,我嘗試了一下發現,因為從敘述上的需要,我還是必須承擔一個傳記作者的責任。所以到最後還是主要由我自己來寫,包括整個書的結構、敘述的語言,都是有我自己的。所以其中直接引用林昭的書信,就受到這種敘述結構的影響,不能太多的、太長大段大段的引用她的文字。那麼,這隻算是一種綜合吧。

所以在書最後一部分,引用了她最後幾個月寫給母親的叫作《血書家信》裡面,抽出幾篇來引用一下。但是在書的大部分其它地方,還是用我自己敘述的語言。”

連曦:英文新書《血書》全書結構與各章主要內容,該書中文譯本可能於明年出版

主持人:“這本書整個的結構是怎麼樣?您能把這些章節介紹一下,讓聽眾能夠有一個概貌性的了解,好嗎?”

連曦:“書有一個引言,正文有八章,最後有一個《後記》,大概是這個結構。主要的還是以時間的順序來寫。

第一章,寫她的童年,‘活在陽光下’。這是林昭當時憧憬的一種未來的中國社會,就是讓以後的孩子們都可以活在陽光之下。當時她就抱着這樣一種信念來加入共產革命的。

第二章叫作‘脫下皮鞋換草鞋’。這是林昭自己的語言。她當時參加革命時,作為一個曾經在城市裡面的從中產階層家庭出來的人,她的確是脫下了皮鞋換草鞋。但不幸的是,後來她的書信里也寫到道‘可惜的是,當這些熱血青年脫下皮鞋換草鞋的時候,那些共產黨的幹部正好相反,他們是脫下草鞋換皮鞋’。

第三章是……英文叫作The Crown,就是冠冕,主要是介紹林昭曾經在16歲的時候加入了共產黨。不到一年,她又失去了她的黨籍。因為她當時沒有服從上面給她的命令,命令她要從蘇州撤退,她認為她沒有什麼危險,她就不撤退。因為那個,她失去她的黨籍。所以她後來有很長一段時間,一直要努力的為黨工作。參加土改等等,是為了能夠重新再拾回她的黨籍,重新再入黨。第三章主要是講她希望入黨的過程,最後結果就是她所希望的那個冠冕……不是黨籍,而是‘右派’。所以她最後是加冕成為‘右派’。

第四章,叫作‘星火’。主要是介紹到林昭被打成‘右派’以後,加入了一個……蘭州一些‘右派’學生在地下要創立一個刊物《星火》,這章介紹這個過程。裡面也介紹了林昭寫的那兩首長詩。第一首是《普羅米修斯受難的一日》,另外就是《海鷗之歌》。

第五章叫作‘Shattered Jade’,就是‘玉碎’,林昭的墓碑上面有‘寧為玉碎’那個‘玉碎’。這章介紹林昭被捕以後,在監獄里,特別是在第一看守所里所受到的非人的折磨、非人的待遇。

第六章,是我引用了沈澤宜寫的一首紀念林昭的詩,就是‘雪地之燈’。這章主要介紹林昭當時在監獄里如何抗爭,包括她所寫的大家最熟悉的那段文字,就是林昭寫給人民日報編輯部的長信,是137頁的這個長信。

第七章,叫作‘提藍橋的白毛女’,這是林昭自己稱自己為‘提藍橋的白毛女’,因為她在提藍橋里所受到的虐待,讓她想起了當時(官方宣傳)‘白毛女在舊社會所受到的那種壓迫’。

最後一章,叫作‘血書家信’。因為在林昭遇害之前的最後那幾個月里,她對監獄裡面的虐待進行反抗,反抗的方式就是以自己的鮮血來寫這些給母親的血書。

這是書的大致結構。最後很簡短的一個‘後記’,裡面提到林昭從1980年代開始被‘平反’以後,她在中國民眾之間,她的思想所產生的影響。最後我也提到,在我作研究的時候,我需要了解提籃橋監獄。我自己到了最靠近提籃橋監獄的地方,到了最緊挨提籃橋監獄的一家酒店,在那個酒店的高層的一個房間裡面,俯視提藍橋的一些感想。

大概是這樣的一個結構。”

主持人:“這本書從上個月開始發行,到現在發行情況怎麼樣?”

連曦:“發行情況在英文世界里應該還算是不錯,我的編輯昨天給我發了一份郵件,他說從《華爾街日報》那篇文章出來以後,就是這個周末,在亞馬遜上面,這本書的銷售量……大概是排名吧,他說上升了3,700多點,所以可以看到,可能藉著這篇文章,讓更多人能夠了解到林昭,所以有更多人感興趣。”

主持人:“這部英文著作,什麼時候能夠譯成中文出版?”

連曦:“比較可能是明年。”

連曦:胡傑影片《尋找林昭的靈魂》,及國內研究者花費多年心血出版的《林昭文集》

主持人:“能不能請您回顧一下,您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注意到林昭?您自己對林昭的研究工作是怎麼樣一個過程?”

連曦:“我自己呢,說來慚愧,是比較晚才注意到林昭這個故事的,應該是2011年開始。您也知道胡傑在2004年時拍好了一部電影紀錄片叫作《尋找林昭的靈魂》,那是第一次讓中國大陸一般民眾能夠了解到林昭的故事。

我自己真正開始研究林昭是2012年開始,我當時就到了胡佛研究所,因為林昭原來從監獄退回的那些文稿後來被捐贈到胡佛研究所。所以我當時去看了一下。但是沒辦法太多的用它裡面的材料,因為那裡有很多限制。但是,我能感受到對林昭那些手稿……裡面能夠比較清楚的看到原件拍成的一些圖像,我對她的原件有比較深的一種了解。

但是真正開始可以比較全面接觸到她的史料是2013年。那時候,剛好在國內的一些林昭研究者,他們費了多年的時間,花了不知多少心血,終於在2013年春天時編好而且印出來一個叫作《林昭文集》,我是在那個《林昭文集》的基礎上來作我的研究,這是最主要的史料。

《林昭文集》里包括所有退還給家屬的林昭獄中的文字,包括林昭在入獄以前……包括童年最早從15歲開始的她的文字,都在這《林昭文集》里。所以這是最主要的資料。”

連曦:我自己近年對林昭友人、案件知情者、見證人所作的採訪和對各方資料的查考

連曦:“在這個基礎上……您也知道,作為作歷史研究不能只使用一種史料,必須結合各方面史料。所以在這麼多年的時間裡,從2013年開始,我每年都回國採訪一些能夠提供一些比較直接的林昭史料的人,包括她的前未婚夫甘粹。

我採訪了甘粹,很可惜,他後來不久就去世了。我也採訪了林昭在北大時曾經愛戀過的沈澤宜。當時沈澤宜患了腸癌,離他去世時間不久,就在那之前的幾周也接受我的採訪。

另外一種採訪就是我也需要更多的了解當時提籃橋監獄和第一看守所,就是林昭被關押的地方裡面的一些情況。

當然我根據的有些是文字資料,包括《上海地方志》里提供了很多《監獄志》、《公安志》里的很多資料,幫助我了解這個監獄系統,當時在‘文革’期間他們所收集的一些資料。

另外我也結合採訪了一些曾經像林昭一樣被關進第一看守所和被關進提藍橋的原來的政治犯,從他們那邊了解到監獄里的生活,結合這些採訪和文字資料,讓我對監獄裡邊的生活、林昭當時所過的監獄里的生活,能夠有比較全面的了解。

最後一部分我訪談的對象,是在公檢法體制內的一些人物。他們所能提供的一些資料,當然也是非常重要的資料,包括有關林昭被害的一些細節,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結合對這些體制內人物的一些採訪,讓我能夠確認某些歷史的一些細節。”

連曦:對一些事實的澄清,簡舉幾例——關於林昭的生日、遇難地點、五分錢子彈費

主持人:“您研究過程中,對已有的關於林昭的回憶、敘述,經過您收集史料考證,發現了一些什麼新的史實?原有說法有哪些您覺得需要匡正,或者是需要澄清的一些事情需要告訴關注者?”

連曦:“在國內的特別是在網上很多有關林昭的評論文章,主要是注重林昭的一些思想,這些當然都非常重要。作為歷史研究,我需要把她的思想放在一個歷史的框架裡面,放在她人生的一個大的敘事、大框架裡面,所以我就必須注重一些史實,要澄清一些事實。

在這方面工作很多,讀者可以在我的書裡面看到,可以查考,可以跟網上所接觸的東西做一個對比。

但是在這裡,我想就簡單提兩點吧。

第一個就是有關林昭的出生日。幾乎所有的在網上的資料,包括在林昭墓碑上所出現的林昭的出生日都是1932年12月16日。那麼,我最後所能夠確認的她的出生日,不是我自己研究的,而是根據蘇州一位研究者叫黃惲……他的研究,他作了非常仔細的考察。考察1930年代蘇州一些報紙,細節我就不說了。我參考了他的研究,也跟他進行了一些交流,請教他。同時也結合了我在研究林昭一些文字資料裡邊從其它地方所看到的,最後我同意、我接受他的研究成果。

他所確認的是林昭出生日是公曆的1932年1月23日,這就是相對於羊年的12月16日。1931年是羊年,但羊年一直延伸到公曆的1932年,(農曆)羊年的12月16日是公曆1932年的1月23日,這是一個。

第二個小的細節,我想提出的就是在國內所有網上所看到的一些有關林昭的資料,都說林昭是在龍華機場的跑道上被槍斃的。

當時是這樣的,龍華機場的確在到1968年時……在1960年代初期龍華機場已經不再被使用了,所以如果僅僅從這個邏輯的判斷上有可能在龍華機場可以說已經被廢棄的跑道上執行死刑。但是我所考證的結果,不是這樣的。就是說龍華機場……我在書裡面提到,就是我所採訪的這個體制內的人物當時他確認一點,當時在龍華機場那附近的確有一個刑場,的確有人在那裡被執行死刑,但是林昭不是在那個地方。

當然這不是唯一的一個資料來源,還有結合其它的、我所查考到的其它一些資料,就是說當時林昭被執行死刑的地點是在提籃橋監獄裡面。當然,還有很多其它細節,讀者可以從書裡面看到。

我想最後再提另外一個細節,就是‘五分錢子彈費’的事情,這個是需要大量的考證,包括對當時‘文革’期間其他政治犯被判處死刑以後,被執行死刑以後,他們家屬有沒有被索取‘子彈費’的事情。

那麼經過大量的考證以後,我的判斷是當時林昭的確是她的家庭被強迫交出了五分錢‘子彈費’。但是根據一些材料、我所接觸的一些史料,五分錢‘子彈費’不是上海法院系統收的,應該是公安系統。也就是說當時應該是更像派出所帶着所謂的‘革命群眾’……當時很多時候是派出所帶着‘革命群眾’到被鎮壓的‘反革命’家屬家庭裡面去向他們的家屬索取‘子彈費’。那麼林昭的情況跟那些不大一樣,他們沒有(帶着)什麼‘革命群眾’,當時就是公安系統的人到他家裡索取了‘子彈費’。”

連曦:林昭獄中文字和相關材料還有多少沒退還?——關於“正檔”與“副檔”

主持人:“您前面說了您的研究主要是根據從獄中歸還的林昭的一些手稿和在親友中保留的一些回憶和關於林昭的文字。在您的研究中,無論是感覺到的,或者是了解到的,她的這些手稿在她獄中文字中,僅僅是一部分還是全部?有沒有什麼線索可以有一個估計?”

連曦:“在這之前,網上也出現了、登載了一些資料。最早的時候,比如說陳偉斯,他接觸了……他曾經有個機會,應該是公檢法系統裡面的(人)讓他能夠看到在一個房間里堆了林昭的一些東西……讀者可以在網上接觸到這樣一些史料。

這一點也是我考證的其中一個內容。我所了解的是,當時按照提藍橋監獄的規定,所有犯人的這些資料都分為兩個部分。一個部分叫做‘正檔’,就是直接跟她的所謂的‘反革命犯罪行為罪行’有關的,這裡面包括林昭的審訊記錄,這些都歸入所謂的‘正檔’。這些‘正檔’沒有退還。那些‘正檔’是佔了相當大的一部分。所有的林昭獄中的資料,大概堆起來……就是在書架上,大概有1米寬的這麼多。

那麼,所退還的東西,都是來自她的所謂的‘副檔’,就是跟她的所謂的‘反革命罪行’,沒有直接關係的。當然怎麼區分這個,我不是非常清楚。有一點是肯定的,所有的審訊記錄,都在她的‘正檔’裡面。這些‘正檔’是沒有退還的。所以我們現在所知道的林昭的這些文字,都是屬於退還的,也是從‘副檔’裡面退還的一些資料。”

連曦:林昭大量獄中文字為什麼未被銷毀,能夠留存,並在多年後部分退還家屬?

主持人:“現在根據我們所知道,在共產黨的監獄里留下文字,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因為獄方對服刑者往往是作很嚴格的控制。那麼您經過這麼多年的考察了解,您怎麼理解,或者有沒有什麼證據說明了一點,為什麼林昭會留下這麼多的文字,並且最後能夠傳出來,這個您了解到的情況是怎麼樣?這個原因是什麼?您的研究有沒有涉及這方面的問題?”

連曦:“說起來,這個也具有一種歷史的諷刺意味。林昭當時在監獄里按照監獄里的規定……兩方面,第一個是所有囚犯的文字隨時都可以被收繳。這個在我們所接觸的一些有關當時‘文革’期間監獄裡面的一些文字,包括從其它的回憶錄里我們可以看到。這裡面也包括上海有一個作者叫嚴祖佑寫的叫《人曲》,他裡面也說,在監獄裡面其實當時監獄方可以‘突襲’抽查,看有沒有任何‘反革命文字’。要是有的話,當時就沒收,這屬於嚴重的政治事件。包括毛澤東語錄的第一頁上,被有人用鋼筆劃了一道,那也算是一個政治事件。

在這種情況下,大家就在想,林昭寫了那麼多文字,在監獄里的文字總共加起來估計有五十萬字左右。有那麼多文字她怎麼能夠保存下來?這是因為監獄里的制度規定,所有犯人的文字的確要沒收,沒收以後不銷毀,因為必須作為犯人的罪證保存下來。因為有這麼一個監獄里的規定,所以林昭的文字不管當時對這個政權來說有多大的威脅,他都不能把這些文字給銷毀,所以都保存下來了。

到了鄧小平時代,要為毛統治之下這麼多年那麼多冤案平反的時候,剛好就把這些文字都退還了。按照當時他們的規定……但是我覺得這裡有一點,就是在1980年代初,因為林昭的獄中手稿退還是1982年,就是1980年代初的確在體制內有很多工作人員,他們有的從專業精神……也有很有良知的,所以我覺得我們也應該感謝那些有良知的人,最後決定把林昭書信給退還。”

主持人:“您認為具體這件事情不是當時官方要求工作人員這樣做的,而是具體的工作人員個人的因素多一點,是嗎?”

連曦:“我覺得這個當然是一個大環境,是一個比較寬鬆的‘改革開放’的那個時代。因為‘平反’本身就是一種比較寬鬆的,反映了當時一種開放。在這個大環境之下,具體辦案人員他還是有一些自己判斷的餘地,所以當時他的判斷說……比如說,這些文字為什麼不歸入‘正檔’而是歸入‘副檔’呢?這就屬於辦案人員當時必須作出的一些決定。當然也許是集體的,比如說一個小組,但是為主的人決定了,這些東西還是可以退還,作為‘副檔’就可以退還。”

連曦:“十四萬言書”集中反映林昭思想的獨立性——反奴役、反共產暴政……

主持人:“下一個問題就是‘十四萬言書’,您非常仔細地研究過,在這個‘十四萬言書’中,對於一個關注林昭同時又沒有仔細讀過的人,您認為讀‘十四萬言書’以後,您有什麼特別突出的感受,或者是要告訴大家,在‘十四萬言書’中,林昭寫了些什麼?”

連曦:“‘十四萬言書’的確是非常重要的。要研究林昭、了解林昭,都應該注意去看這個‘十四萬言書’,因為林昭的一些思想最集中的反映也在這個‘十四萬言書’里。

這裡,我想提兩個方面。第一個,就是她的思想的獨立性。她在‘十四萬言書’里……我們可以看到林昭反對毛澤東的共產制度,她反對它是作為一種奴役、作為一種暴政來反對。這跟當時在‘文革’期間有一些所謂的‘異端思潮’、‘異端思想’有很大的不同。

後者,當時出現了一些異端思潮,不管是有關出身……《出身論》,還是對當時‘文革’期間某些思想、某些提法,對……比如說‘要不要搞人民公社’,‘中國往何處去?’……對這些問題的一些不同意見那種表述,或者有的人是因為反對毛,要想為劉少奇翻案,這屬於內部的一種派別跟派別這種內鬥有關係的一些政治表述。”

主持人:“換句話說,是認同整個馬克思主義或者說共產主義的基本理論,是這個意思嗎?”

連曦:“對,完全正確。也就是說,所謂的‘異端思想’,沒有脫離它的這個框架。大的框架都是馬克思主義,馬列主義,都是在肯定馬列主義的基礎上,來提出一些不同的思想。比如說,包括最後大家都知道的李一哲,在1974年寫的一篇文章《關於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獻給毛主席和四屆人大》從這個標題都可以看出來,它的大的框架還是社會主義,要講民主和法制也在社會主義的大框架裡面,而且是獻給毛主席的。

那麼,林昭跟這些非常不同的一點是,她從最根本上否定了這個馬克思主義、這個思想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