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糧食戰爭：統購統銷政策和合作化運動與大飢荒的起源》[1]一文里，我運用拉吉•帕特爾博士(Paj Patel)的“糧食戰爭”的概念，[2]對大躍進-大飢荒的起源做了一些歷史性追溯，發現它其實是自中國共產黨建國以來的一個基本政策——糧食政策——的延續和爆發。究其實質，是一種國家對農民的“糧食戰爭”。對此，毛澤東亦供認不諱地說過：“糧食問題是一場戰爭”。[3]然而，這一政策在大躍進-大飢荒中有什麼惡性發展？如有，又是以何種政治和組織形式？這些發展和形式和又和毛澤東和中共對國際形勢、尤其是世界大戰的估計有何種關係？這些，又都是值得我們進一步深入探討大飢荒發生和發展時面臨的新課題。
世界大戰陰影下的大躍進的發動
大躍進的發動和源起無疑來自複雜的原因和眾多的合力。對這一課題，迄今為止已經有許多極有見地的論述。例如，有的分析認為毛企圖借大躍進來使國力得到超常規的飛躍，從而在國際共運中和蘇聯較勁、取代剛過世的斯大林的領袖地位。有的則認為這是毛澤東及其中共領導人一貫的共產主義烏托邦的惡性發作。然而，研究者們常常忽略了一個重要的背景因素：即大躍進的發動和毛澤東對他認為將要到來的社會主義陣營和資本主義陣營之間的“世界大戰”的分析和急迫感、以及這種“備戰”運思的關係。
早在1955年，毛澤東在接見一系列外賓，如英國共產黨主席波內特、印度尼西亞總理阿里•沙斯特羅阿米佐約、日本國會議員 訪問中國大陸團時，就發表了不少關於兩大陣營之間的世界大戰的講話。但當時他認為，會有一個工業化-軍事化的戰爭準備期：“只要有五十年的和平，我們便可以進行十個五年計劃。”[4]
僅過了一年，毛又把他的戰爭準備期縮短為“十二年”。1956年1月，他在知識分子問題會議上的講話中提出：“和平問題是大家很關心的，是不是有可能讓我們有十二年時間，來基本上完成工業化呢？”[5]1957年11月16日，他又在在莫斯科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上指出：“歸根結底，我們要爭取十五年和平。到那個時候，我們就無敵於天下了，沒有人敢同我們打了，世界也就可以得到持久和平了。”[6]
值得注意的是：在毛澤東1958-1959年間的多次講話中，這種急迫感又大大加強了。首先，凡談到大鍊鋼鐵和農業大躍進，他都常常同時談到可能到來的“世界大戰”。其次，他把和平準備期縮短到了十年。例如大躍進發動之際，毛在軍委會議上的一個內部講話中談到了他的“趕超英美”的大躍進和即將到來的“世界大戰”的關係。他說：“要爭取時間，最好十年不打仗，一九一八——一九三九，有二十一年不打仗，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戰按二十一年算，還有八年，那麼我超過英國只要三年，或者明年就差不多，再有七年超過美國……再有七年，有強大工業，蘇聯有七千萬噸，我有六千萬噸，一九六七年可以超過蘇聯，接近美國，十年可以超過美國(有把握超過)，到那時導彈工業，原子彈都有可能。”[7]
毫無疑問，毛澤東對當時國際形勢、尤其是世界大戰的判斷是不正確的，他的思維中浸透了冷戰和意識形態的狂想，以致使人隱約地感到一種他對通過世界大戰來實現全球共產主義的熱望。但可悲的是：如果說這只是一個普通人或民主國家領導人對戰爭的錯誤估計，並不會立即對國家的所有政策造成決定性的影響。但毛是一個共產國家的領導人和獨裁者。他對戰爭、尤其是世界性的戰爭的估計和準備，必然地首先轉化為所有國內經濟政策制定和執行的基礎。如同我們有關朝鮮戰爭和統購統銷關係的分析中所看到的那個怪圈：中共領導人發動和準備的對外戰爭，常常首先轉化為對內對本國人民的災難性的經濟政策的轉換。[8]在準備世界大戰的陰影下發動的大躍進，這種烙印和影響更顯而易見。
首先，要準備打世界大戰，必然要有大量和先進的武器。這就決定了中國的整個經濟體系會不恰當地向重工業，即軍事工業傾斜。這一畸形的發展，用毛澤東後來把它庸俗化簡單化的話來說，就是：“以鋼為綱”。要以“馬克思加秦始皇”的權威和黨的紀律來先搞“全黨大鍊鋼”、“全民大鍊鋼”[9]，即發動鋼鐵大躍進。這樣，重工業和農業乃至輕工業之間必然失去必要的平衡，整個宏觀經濟就嚴重失調，最後只能是犧牲農業（農民）來發展工業。誠如同林毅夫博士所分析的：“因為政府優先發展工業，它就採取從重徵收的政策以養活日益增加的城市人口、提供原材料，增加城市糧食儲量、以及出口糧食換取外匯……城市偏向的糧食分配體系，可能是嚴重的供給衝擊出現時中國飢荒發生的更本原因。”[10]
其次，毛澤東把這一世界大戰的準備期（或“趕超期”）預定為“十年”左右，完全是一種違反經濟規律的烏托邦式的幻想。無論是科學技術還是工農業水平，當時的中國和毛準備在未來的世界大戰中消滅的“帝國主義”、即歐美國家的差距遠遠超過了十年。更何況這些早已經工業化了的歐美國家還在發展，不可能停下來等中國來“趕超”。
最後，既然是發動全黨全民來搞大躍進、辦人民公社；“趕英超美”、準備戰爭，就必然要有一種全新的社會和組織形式。一方面，準備戰爭，當然是軍事化式的組織形式最為合適。另一方面，毛澤東和中共領導人打了大半輩子的仗，最為熟悉、最為得心應手的當然也是軍事化或半軍事化的組織和管理形式。此外，從當時中共中下層幹部的主要構成來看，軍隊複員、轉業幹部也佔了很主要的成份。而毛和中共領導人在發動大躍進時對軍事共產主義體制的鼓吹和實踐，就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應運而生的。
軍事共產主義和“五風”的源起
1958年中國農村的人民公社化運動，可能是緣起於對3月11日河北徐水縣縣委第一書記張國忠在《人民日報》上的“苦戰三月，改變全縣自然面貌”一文的討論。但是，無論是該文本身、或者是接踵而來的河北省委的理論總結，都還沒有把它理論化和系統化到軍事共產主義的高度。但到了1958年8月4日，毛澤東到徐水縣視察中，推動人民公社化，徐水經驗的重點便開始向倡導軍事共產主義的組織形式傾斜，還總結出了“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生活集體化”的口號。其結果是“全縣進一步實行軍事化，全部勞動力已編成2個團、191個營、666個連，有的鄉還給青壯年民兵發了槍支。”[11]在緊接着的中共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又利用徐水的經驗，公開倡導整個農村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的軍事共產主義形式。他說：“蘇聯的軍事共產主義是餘糧徵集制，我們有二十二年的軍事傳統，搞供給制是軍事共產主義。我們在幹部中搞共產主義，不包括老百姓，但老百姓也要受到影響。恩格斯說，許多東西都是從軍隊搞起的，確實如此。許多東西從古就是從軍隊首先實行的。……我們共產主義也是從軍隊首先實行的。中國的黨是很特別的黨，打了幾十年仗，都是實行共產主義的。”“人民公社，有的地方採用軍事組織——師、團、營、連，有的地方沒有，但‘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生活紀律化’，這三化的口號很好。這就是‘產業大軍’”。[12]
為了給這個新的社會和組織形式製造公共輿論，毛澤東還積極推動有關資產階級法權思想問題的大討論。當時的上海市委宣傳部副部長張春橋就被授意發表“破除資產階級的法權思想”一文，提出：“這種軍事共產主義生活，標誌着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作風，毛澤東的思想作風，在億萬人民中已經扎了根，開了花，結了果。而這種用共產主義思想武裝起來的、經過戰鬥鍛煉的軍隊和人民，是無敵於天下的！中國革命的全部歷史不是早已作了證明嗎？”毛澤東又立刻以“《人民日報》編者按”來加以推廣：“張春橋同志此文，見之於上海《解放》半月刊第六期，現在轉載於此，以供同志們討論。這個問題需要討論，因為它是當前一個重要的問題。我們認為，張文基本上是正確的……”[13]
只要我們稍加分析，便不難發現這種軍事共產主義的社會和組織形式和直接導致大飢荒的“五風”（即共產風、浮誇風、命令風、幹部特殊風和對生產瞎指揮風）的某種特殊的因果關係：
第一，既然軍事共產主義下的整個農村都變成了軍隊和兵營，那當然就不允許有私人財產。其實，毛和當時的徐水領導人張國忠等就興緻勃勃地討論過“進行共產主義教育，除生活用品外，關於房屋、樹木、羊群、自留地都要轉化為公有。”[14]毛澤東的倡導在《人民日報》上登高一呼，全中國自然應者雲集。這種軍事共產主義體制便成為“共產風”的禍源，在全國範圍內造成了數以億萬計的對財產和勞動力的惡性毀壞。以徐水為例，“在掃除私有觀念的影響下，有些村莊雞豬和樹木也歸了公，把鍋砸掉煉鐵，戶戶不冒煙，全去吃食堂，有些地方甚至連箱箱櫃櫃都歸公有。群眾的基本生活資料——住房也要拆除。縣委就曾在住房規劃中提出，全民所有的土房和破老磚房，一律在10月底拆完。據統計，很快拆除3.2萬間房子。”而共產主義的“新的居民點”又由於資金、材料不足無法及時建成，其惡果是搞得徐水農民住房緊張、流離失所。[15]研究大飢荒的著名學者楊繼繩說得好：“‘共產風’，實際是‘共’老百姓的產……由於‘共產風’與共產黨的最終目標——共產主義相聯繫，因而傳播最廣，最難糾正。”[16]
第二，在所謂的“政社合一”和“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生活集體化”的口號下，軍事共產主義賦予了各級幹部在和平時期有戰爭時期的軍事指揮員的絕對權力，使他們直接能夠動用政府權力（如設立“勞改隊”）甚至國家機器（如武裝民兵），對不聽話農民甚至幹部進行任意的壓榨欺凌。“命令風”、“幹部特殊風”等自然應運而生，使大躍進-大飢荒那幾年成為中國歷史上酷吏最盛的時期。再以徐水縣委書記張國忠為例，“有群眾說：張國忠就是法律。1958年8月和10月，張國忠搞過兩次捕人高潮，並指示縣鄉村三級都成立勞改隊，下達捕人指標，限額完成。他還親自在漕河公社主持捕人現場會，一次即逮358人。……1958年，徐水縣共逮捕4642人，其中多為五類分子，有190人是生產隊幹部和黨團員。據西留營、南張豐、八一農場三個勞改隊統計，有30人捕后，死在勞改隊，其中包括兩名黨支部書記。”[17]關於“軍事共產主義”導致各級幹部對農民的殘暴管理，山東省監委在當時的一份絕密文件中承認：
近來也有某些基層幹部，命令主義的作風有所滋長，他們不了解組織軍事化的實質及意義，假借軍事化之名，用強迫命令、壓服手段去處理人民內部的矛盾……趙振鐸於一九五○年假裝積極混入青年團，對黨、對人民時刻懷恨在心，在秋收秋種中，乘我實行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生活集體化的機會，借工作名義，向群眾大施報復摧殘，他在兩個月的時間即親自打人三十二名。在他的影響下，全村有十名幹部打人五十四名。在刨地種麥時，強迫一些婦女晝夜在野外勞動，派民兵看守，不準回家。有一天夜裡，天氣很冷，群眾要求回家休息，趙振鐸將三、四十名婦女騙到一個屋裡將門鎖上走了，有些婦女因急於不能回家給小孩吃奶，在屋裡大哭。小孩因吃不到奶，再加生活照顧不好，有了病得不到治療，不到三個月的時間，死亡達四十八名之多（全村共四一○戶）。……該縣毛埠鄉野家宅村食堂主任趙明書，乘一個社員下地勞動的機會，就去強姦這個社員的妻子，因女方不從，被他扣押一天。壽張縣李堂村一個生產隊的支書，在翻地時故意多分給一個青年婦女土地，誰翻不完不準回家，晚上別人都翻完走了，他乘機姦汙了這個青年婦女。該縣付樓一個生產隊支書，強迫一個青年婦女的父親在晚上下地幹活，剩下閨女一人在家，被他強姦了。……據了解，在章丘、歷城、鄒縣、武城、寧陽、菏澤、昌邑等縣，都發現在人民公社內擅自成立“勞改隊”或“白旗隊”的現象，將一些幹活不積極或有其他缺點錯誤的人送進去，由民兵持槍監督，強制勞動。如寧陽縣姜家集人民公社，成立了“勞教所”和“人民糾察隊”，不到一個月，捕了五十二人，集中看押，其中有黨員三人，貧農三十一人，中農十一人，地、富七人。章丘縣鋼鐵一團、四團和官營鄉，不完全的統計，共有被扣押勞改的一一七人，其中貧中農佔百分之九十以上。[18]
第三，軍事共產主義還直接造成幹部的“對生產瞎指揮風”和群眾無法抵制那些荒誕不經而又日新月異的“浮誇風”。原因非常簡單：絕對的權力造成絕對的殘暴和腐敗。而由於所有資源都掌握在軍事化的領導者手裡，人們便不得不在恐懼中奉迎他們，以換取活命的資料。於是，說假話或跟着說假話就成為風行一時的必然了，皇帝新衣、匪夷所思的“高產衛星”便到處升空着。這一類的例子實在是不勝枚舉。
河南在大躍進-大飢荒中是一個重災區，罪魁禍首之一的省委書記吳芝圃在他後來的檢討里承認：“估計從1959年10月到1960年11月，全省共死亡人口二百萬以上，非正常死亡的人口絕大部分都集中在這些地區，單是信陽地區就佔一百多萬。受災最重的地方，人民被摧殘得家破人亡，幾乎人人帶孝、戶戶哭聲，有的整個村莊變為廢墟，令人目擊淚下。一年來大牲畜的死亡各地已報八十餘萬頭，其餘農具、住房的破壞都很嚴重。”究其原因，他認為其“一是軍事共產主義的觀念”。他檢討說：當時錯誤地“覺得人民公社的許多具體辦法都是中國革命戰爭中人民武裝的優良傳統在農村的普遍化，實質上是認為軍事共產主義在農村中是可行的，認為中國農民的高度的組織性和紀律性，會促使共產主義在中國提早實現。”[19]
對於中共倡導的軍事共產主義式的人民公社的實質和惡果，今天的學者已經有過許多精闢的論述。如林毅夫博士在1990年就曾用博弈論的方法說明：人民公社式的“農業崩潰的主要原因在於剝奪了農民退社的權利。組織形式的這種轉變使農民的激勵結構發生變化，從而破壞了農業生產”。[20]又如高華教授在1998年也曾指出：“大躍進雖為一場烏托邦運動，但在落實、鞏固、強化國家權力方面卻絲毫沒有浪漫主義色彩。毛澤東的空想烏托邦雖未能實現，但全國已成為一座大兵營。”[21]
但這裡我們必須要補充的是：當年就有民間的有識之士對此作了入木三分的剖析。六十年初，和北大著名右派學生林昭一起組織了所謂“求索右派反革命集團”的蘭大歷史系學生張春元[22]就做過這樣的分析：
當前農村的巨大變化之一，就是農民的貧困和破產，農村中出現了新興的階層——農村無產者。這個階層的出現是由於當代統治者實行反動透頂的各種農業政策的結果。首先，在農業集體化的口號下，殘酷地、變相地把農民的生產資料如土地、耕畜、農具、種子等間接地進行控制，對農民的生產所得如糧食、油料、棉花等千方百計地進行掠奪，尤其是人民公社化以後，大大地加速了廣大農民向農村無產者過渡的進程，在這個所謂“通往共產主義橋樑”的帷幕後，使廣大農民瘦骨嶙嶙、嗷嗷待哺；使廣大農民處於“國家”奴隸與依附者農奴之間的地位，從物質生活到人身自主都得依靠當代統治者的賜予。當代統治者還玩弄着亘古未有的愚民政策，把自己扮演成農民利益的唯一、真正的代表者，在農村，用分化、利誘、脅迫、強制等手段，把農民用軍事組織形式編製起來，加強統治，扼殺與堵塞了農民在遷居、就業、外出謀生的起碼要求和道路，在人身自主與自由方面沒有絲毫權利，給農民戴上了無形的枷鎖，烙上了奴隸的烙印。[23]
如果說這裡還可以做一些補充的話，那麼從黨國對農民的糧食戰爭的角度，還可以把失去了土地、糧食、牲畜、工具、房屋和一切私有財產的農民理解為是這場戰爭中失敗的一方。從1953年反“統購統銷”到1957年反“合作化”，儘管在和強大的國家機器的糧食戰爭中，中國農民進行了連續不斷的抗爭，但他們還是不幸失敗了。而1958年始的大躍進的軍事共產主義的組織形式，其實質不過是對淪入失敗者地位的千百萬農民的更嚴格更殘酷的戰俘營式的管理罷了。
最近，根據國內和杜潤生一起在八十年代寫杜的自傳的高王凌教授透露，毛澤東早在1950年代初就通過陳伯達向主管中南地區土改的杜表示了他心中的農民的未來“就是如何組織農業的‘產業軍’了”。這甚至使杜潤生大吃一驚地感到，其實是一種“勞動營”。[24]而大躍進中他一再倡導的軍事共產主義，正是他建國初期的宏圖的一種實踐罷了。
造成大飢荒的兩個直接原因
毛澤東在發動大躍進時曾提到過他的軍事共產主義區別於列寧在1918年夏至1920年底蘇俄內戰時實行的軍事共產主義或“戰時共產主義”，他認為：“我們有二十二年的軍事共產主義生活，不發薪水，與蘇聯不同，蘇聯叫餘糧徵集制，我們沒有搞，我們叫供給制”。[25]這裡，我們且不論蘇聯的“餘糧徵集制”和中共糧食政策的異同，但不能不提及毛澤東的軍事共產主義的一大中國特色——在“供給制”的分配體系下的全國性的農村公共食堂制度，這又確實是蘇俄的戰時共產主義中沒有的。而這一中國軍事共產主義的怪胎，已經被眾多的中外學者認為是造成大飢荒的“直接原因”、並扮演了“謀殺性的角色”。[26]
對此，美國學者文貫中教授研究非常到位並系統。他採用現代統計學的方法指出：1949年以來中國農村的糧食供應其實已經“極為脆弱，許多地區的農民必須用糠菜半年糧的辦法才能維持生存”。但在人民公社化初期的農村供給制下，公共食堂先是“突然提倡吃飯免費”，“提前消耗了1958年秋收帶來的大量糧食，使青黃不接時期提前在1958年的冬天”，“因而觸發了糧荒在部分地區的蔓延”。接着，公共食堂制度又急劇地加速了飢荒的發展。首先，“隨着食堂的建立，農民已經被剝奪了在自己家中擁有食物的權利，也沒有準備和消費食物的權利。當飢荒蔓延時，公社可以名正言順地對農民的住家突然襲擊，搜索他們歷年積存的餘糧。”其次，“食堂實際上成為一種控制農民收入分配的制度安排。……農民的最主要的勞動所得，是以供給制的方式提供的，即不論干多干少，干好乾壞，農民在食堂里吃的是一樣的伙食”。最後，“儘管食堂不再實行農民敞開肚子吃飯的政策，因而不可能再有1958年下半年的大規模糧食浪費，但卻提供了另一種更為不公正的浪費機會。由於全體農民的口糧已經集中在食堂的倉庫中，而倉庫的鑰匙又掌握在公社幹部的手中，當飢荒發生后，作風不正的幹部獲得了貪污，腐敗，侵吞農民口糧的最大便利。”[27]
其實，這一軍事共產主義視角有助於我們理解毛澤東在大躍進-大飢荒中對公共食堂不遺餘力的倡導和反反覆復的堅持的原因。很簡單，既然毛澤東想把整個中國農村都變成一個“兵營”，從軍事化的角度，當然不會允許“士兵”們在“兵營”里有自己開伙的自由。毛澤東對此曾引用過中國“奴隸時代”的“軍隊發明”說：“武王伐紂，實行三化，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生活集體化。那時打仗，從陝西到豫北，能各人自己起伙了？……為什麼公共食堂軍隊能搞得，鄉村就搞不得？”[28]縱觀這一場自統購統銷以來的國家對農民的糧食戰爭，其要害是爭奪對糧食的買賣權、分配權和使用權。如果說國家的統購統銷和農業合作化徹底地剝奪了農民對糧食的買賣權和分配權，它畢竟還給農民留下了對自己口糧的使用權。直至公共食堂——這一中國特色的軍事共產主義體制的濫觴，才徹底地剝奪了農民對自己口糧的最後使用權。甚至，全國各地都因辦公共食堂而沒收了農民的鍋碗飄盆，剝奪了他們的燒飯權。其悲劇性的結果是：中國農民最大的悲劇在於作為糧食生產者，竟被迫與他們的產品——糧食產生了越來越遠的距離；而生產出食物的中國廣大的農村，竟最後成了飢荒最嚴重的地方。
香港大學的荷蘭學者馮克教授在分析大飢荒的非正常死亡時認為：“1958-1962年間，粗略估計有6%到8%的死者是遭酷刑致死或直接處決的——僅這一項至少有兩百五十萬人。至於其他受害者，有的是被有意剋扣食物而餓死的，還有許多死於衰老病弱或喪失勞動力——因為不勞動就無法得到維持生命的食物。被故意整死的人，有的因為富裕，有的因為幹勁不足，有的因為直言不違，還有的僅僅是莫名緣由不討食堂掌勺人的喜歡。”[29]如果我們可以就此作一點細節上的補充的話，那麼這上百萬的農民的非正常死亡都和幹部利用食堂對農民“扣飯”（不準吃飯）和他們自己的貪污腐化、多吃多佔有關。這裡僅舉一例以窺全豹。在甘肅餓死了近百萬人以後，中共中央派汪鋒取代了闖下大禍的張仲良出任省委第一書記。汪峰在對幾個食堂做了細緻的調查后，直接給毛澤東寫了如下的慘不忍睹的信：
群眾對食堂真是怕極了，恨透了。群眾說：“交朋友交個管理員，吃饃喝湯不作難”；群眾說：“炊事員的肚子，飼養員的熱炕，隊長、管理員沒定量”；群眾說：“勺把子上有刀子”；群眾說：“食堂是飯廳(打飯的地方)、法庭(灶管人員不顧群眾困難，甚至打人、罵人態度惡劣)和花廳(隊長、管理員專找漂亮年輕的婦女作炊事員，就在食堂里亂搞)。”例如，六隊隊長馬培繼和食堂管理員拜景義，貪污多佔，剋扣社員口糧，利用社員口糧誘姦、強姦婦女13人之多；1960年在這個食堂吃飯的共死了39人。群眾對這些事情憤恨最大。這兩個食堂已成為破壞社會主義、阻礙生產發展和黨群關係中的疙瘩了。[30]
現在，我們可以來粗略地比較一下列寧戰時共產主義的“餘糧徵集制”和毛澤東的軍事共產主義的異同了。“餘糧徵集制”，顧名思義就是在戰時用法律的形式規定農民交出剩餘糧食支援戰爭。應當一提的是：這一戰時共產主義的實行在蘇俄只有兩年多的時間。而列寧一直認為這是一種戰時的“臨時辦法”。他還公開承認：這一制度“阻礙了生產力發展。它是我們在一九二一年春天遭到嚴重經濟危機和政治危機的主要原因”。[31]為此，列寧領導了從軍事共產主義向相對自由的“新經濟政策”的戰略轉換。他很快以正常的糧食稅代替了餘糧徵集制，同時恢復商品經濟，肯定商品和貨幣的作用。開放市場，允許私人自由貿易。[32]和蘇俄從軍事共產主義向新經濟政策的轉換相比，中國的糧食政策走的卻是一條倒行逆施的路徑。首先，和1918-1920年間的蘇俄相比，大躍進時的中國並不處於戰爭狀態。而毛澤東卻要整個中國僅僅為了他個人狂想中的未來十年的“世界大戰”去實行戰時共產主義。其次，1949年中共建國以後，就已經處於蘇俄式的“新經濟政策”之中（用中共的專用名詞來說，叫“新民主主義經濟”）。而1953年開始推行的統購統銷政策其實就是“餘糧徵集制”的中國翻版。到大躍進期間，毛澤東又準備倒退到更原始的軍事共產主義，否定商品經濟，封閉自由市場，取消按勞分配。就糧食徵集而言，中共又通過由高估產和“高產衛星”引起的惡性高徵購，把這一政策發展到了有過之而無不及的錯誤巔峰。使之成為除了公共食堂以外，在千百萬人的非正常死亡中扮演“謀殺性角色”的另一直接原因。
和蘇俄的戰時共產主義相比，大躍進的軍事共產主義還經歷了一個從“鬧劇”向“悲劇”轉換的令人啼笑皆非的過程。如同我們在分析統購統銷時所闡釋的：對農民的糧食徵購的量首先是根據國家的估產的。大躍進以前的國家徵購已經建立在不合理的高估產的基礎上，而大躍進中的層層吹牛和“高產衛星”更直接帶來了災難性的後果：既然每個社隊的糧食產量都是火箭式的上升，那麼對國家的貢獻也就應當成倍增長。於是就開始了竭澤而漁、橫徵暴斂的高估產和高徵購。例如，大躍進中國家對1958年糧食產量的估產達8000億斤，而後來核實的1958年的糧食產量其實只有3953億斤（這一數字都可能有很大水分），竟高估到4047億斤之多（達102.3%）。再如，四川1958年實產糧食為224.6億斤，但估產卻達到390億斤之高（達173.6%）。[33]因為浮誇吹牛，從1958年到1959年國家大大提高了徵購指標，有些地區達60%之高。誠如《四川省志•糧食志》指出的：“從1959年起，農村留糧節節下降，每人平均只有100多公斤，造成多種疾病發生，大量人口外流和非正常死亡”。[34]這樣，農民還有什麼“餘糧”可以維持生命？在大飢荒年代中常常出現這樣不可理喻的矛盾場景：生產了糧食的農民活活就餓死在國家徵購了他們產品的糧倉外——輕浮的牛皮造成了沉重的謀殺。總的來說，1958年是一個舉國上下大吹共產主義牛皮的一年。在農村每天發射的高產衛星中，不但出現了千斤畝、萬斤畝，甚至出現了十萬斤畝、二十萬斤畝。然而，正是這些狂熱的大躍進的牛皮吹出了致命的災難。
造成大飢荒的原因是綜合性的。但如果沒有毛式軍事共產主義的公共食堂制和高徵購這兩個直接原因，飢荒雖然也可能發生，但絕不會以如此巨大的規模造成數千萬人的非正常死亡。要知道：飢荒並不一定等同於死亡。相反，一些體制性錯誤的糾正卻可以幫助農民很快渡過飢荒、減少死亡。1961年，經歷了3年飢荒的中國農村的人均糧食消費量已經到達了最低點。但是在中共制定的《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中終於規定：“在生產隊辦不辦食堂，完全由社員討論決定。凡是要辦食堂的，都辦社員的合夥食堂，實行自願參加、自由結合、自己管理、自負開銷和自由退出的原則。……社員的口糧，不論辦不辦食堂，都應該分配到戶，由社員自己支配。口糧分配到戶的辦法，可以在收穫后一次發，也可以分期發。”[35]幾乎是頃刻之間，除個別地區（如四川），全中國農村的公共食堂即呈一鬨而散、土崩瓦解之勢。農民重新掌握了對自己口糧的使用權，加上自留地的恢復，飢荒和死人現象竟奇迹般地開始消失。作為一個有力的反證，堅持錯誤，拒不解散食堂的四川，1961年又繼續了很高的非正常死亡率。[36]
糧食戰爭的種種新形式
在上面的論述中，我們已經可以發現大飢荒是一系列體制性的錯誤——如軍事共產主義的社會和組織形式——的後果。但創造了這一體制的毛澤東個人除了在戰略上負有不可推卸的領導責任外，還有非常具體的“戰略戰術”的獨創。而這些獨創用的無一不是他熟悉的戰爭語言和模式，也無一不給中國農民帶來極大的災難。
毛的第一個創造是“插紅旗，拔白旗”。[37]顧名思義，“插紅旗，拔白旗”這是戰爭中山頭攻堅戰的命令。如同他在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講話上解釋的，在農村主要是針對主張“反冒進”思想右傾的幹部和群眾。毛的命令一下，各地農村中那些反對大躍進，尤其是浮誇風的幹部群眾全部遭了殃。悲劇性的結果是：哪裡“插紅旗，拔白旗”風行，哪裡最後餓死人就最多。甘肅通渭縣，是比較早發現大飢荒的重災區，全國有名的“通渭問題”。從1959到1961年，全縣近30萬人中餓死了三分之一的人口，超過“信陽事件”的八分之一。究其禍源，就在於執行了毛的“插紅旗，拔白旗”。該縣1958年的“插紅旗，拔白旗”運動中，“共拔白旗565人（其中縣機關幹部3人，公社幹部11人，生產隊幹部66人，作業隊以下幹部485人，黨員幹部304人，團員幹部114人，群眾幹部147人），占當時幹部總數的12.5％，受到黨紀處分的，開除61名，留黨察看20名，撤職3名，嚴重警告14名，警告4名，計102名，行政撤職處分的463名。”在1959年“複查”中就證明：絕大多數是打擊了所謂“思想右傾”的一些好乾部。[38]整個甘肅省，當時在“插紅旗，拔白旗”等運動中打了130多個“反黨集團”，基本上把比較實事求是的幹部全作為“白旗”拔掉了，而製造出來的高壓和恐怖氣氛必然造成好乾部倒台；中（等）幹部學壞；壞幹部更壞——大躍進-大飢荒期間的酷吏就是這樣被製造出來的。
毛澤東的第二個創造是“先下手為強”的糧食徵集戰術。1959年3月25日，中共中央在上海開政治局會議。因為當時全國性的飢荒已見端倪，農民為保命而在收割后拒交高徵購的糧食。當與會者彙報講到“全國都是豐收的，只有黑龍江、吉林、河南、冀、川、湖南、上海、北京市等糧食收起來了，他們是趁熱打鐵，抓緊收購”時。毛澤東說：“為什麼別的省未收起來？請各省學河南的辦法，先下手為強，後下手遭殃。這是一大教訓。”毛還說：“糧食收購不超過三分之一，農民造不了反”。[39]
什麼是為毛大加稱讚的“先下手為強”戰術呢？簡單地說就是“就地收割、就地徵購、就地入庫、就地封倉”。據當時主管農業的譚震林解釋道：“在徵購工作上有一句成語是‘先下手為強’。這個話對我們來講，我們應該把握這個作工作。中央部門、省、地、縣委第一書記應該懂得這個道理。就是說先把糧食抓到手，把糧食抓到手裡面我們就主動了。去年的經驗證明了這一點。把糧食抓到手的省，在糧食工作上就很主動。沒有抓到手的就很被動”。但是譚震林又非常心虛地說：“‘先下手為強’這句話，只能在地、縣的第一書記中講，給地、縣委的其他部門和下面幹部不要講。因為講了很容易被誤解。”[40]為什麼呢？因為這是明擺着的搶劫農民的口糧。原“貴州事件”中被作為替罪羊拋出來的金沙縣委第一書記趙廣玉在後來的揭發中說：“我也打電話貫徹了這一指示。實際上當時有不少高山及晚熟作物尚未成熟，但下邊為了完成任務也就硬性收割，而省委又指示邊收邊入倉，先下手為強，把徵購任務抓到手裡再說。因此就造成了重點區、鄉、交通方便的區鄉、重點產糧的區鄉，收的多入倉多，以此數來抵當時未收割或糧食不易集中的高山地區的任務，因此產糧區死人也就比較多。”[41]
當然，並不是所有的高級幹部都贊成毛的橫征惡斂的，甘肅省原財貿部部長張天珩就公開批評說：“不能先下手為強，拿來再說，先下手是好的，是要把口糧安排好，否則先下手也不強，拿回來還得送回去，這幾年農村回銷由二點九億斤到三點九億斤，逐年上升，今年最大，在政治上、經濟上造成很大的影響，結果是虛假的，今年如何下最大的決心，按計劃安排下去，不能單純的為了任務，不能不考慮生產、口糧，不能不安排好再收，今年浮腫病不比去年少，今年再這樣這不得了”[42]但是在廬山會議后，張即刻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並被反覆批鬥。
毛在1959年倡導的“先下手為強”的戰術並沒有解決中共急需的糧食問題，因為事實上不存在大躍進和大豐收。相反各地的糧食收成早已經被竭澤而漁了。於是，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又在1959年秋冬到1960年春在全國發動了一場“反瞞產”的“人民戰爭”。例如，河南信陽地區是“先下手為強”征糧戰術的發源地，廬山會議后發展成了架上機槍、開“萬人大會”來向農民逼糧的程度：
萬人大會是去冬今春固始反瞞產運動後期採取的一種特殊手段。這種形式是郭陸灘公社黨委第一書記李西振（縣委書記處書記）同志為了進一步貫徹反瞞產大搞群眾運動親手創造的。李西振同志為了使他這一創舉，得到落實，親自在橋口大隊主持召開了第一次萬人大會。大會的具體情況是：會前布置大會內容，以糧食為主，實物兼顧，人人不空手，個個帶實物，空手不能進會場，並在會議布置了崗哨，台上架着機關槍，李親臨大會講話，先講形勢，后講大豐收，並指責說：“現在有很多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不相信大豐收，徵購完不成全是思想問題，在糧食工作中要開展兩條道路的鬥爭，堅決打擊富裕農民興風作浪，糧食工作要抓狠、抓緊、抓深、抓的透，捨不得孩子打不住狼，要先下手為強，爭取主動，要親勸親，鄰勸鄰，相好的要勸知心人，要為國家爭光，要堅決拿出糧食”，並批評群眾說：“翻了身忘了本，當了幹部忘了國家，誰說沒糧食就是刮西風，反對大豐收，要不要社會主義，要不要人民公社”，恫嚇群眾，並號召群眾，誰報的糧食多當場戴花，誰報不出糧食當場扣押，採用三個十年回憶對比的方法提高覺悟，報出糧食，黨員要以黨性保證。李講話后，組織獻禮，沒有獻禮的組織生產隊長互相鬥爭，斗到最後，並以思想頑固，瞞產私分的罪名當場扣押18人（大部分是生產隊長）。由於李西振採取了上述錯誤手段，給黨在群眾中造成極大影響和損失。玄中大隊支書葛大發說弄的我們大隊五光：糧食、種籽、口糧、飼料送光，家畜家禽搞光，農具傢具燒光，破銅爛鐵賣光、地里野菜挖光。社員餓的昏的昏，倒的倒，死的死，家破人亡，年青人上拐杖，年老人不下床，群眾反映說：“萬人大會是殺人會”。這種錯誤作法，不僅沒有及時阻止和糾正，反而得到地委路憲文在電話會上表揚。縣委楊守績不僅表揚，並在全縣範圍內組織推廣。[43]
除了這種在當年被稱為“大兵團作戰”的方式外，全國各地還普遍地出現了對農民“武裝征糧”和“刑訊逼糧”的大規模暴力現象。其結果是這一時期成了大飢荒中非正常死亡最為慘烈的時期。這一類的檔案記載實在是不勝枚舉，這裡僅舉河南商城的“反瞞產”運動的簡要過程來一窺全豹：
九月下旬，晚稻剛剛割完，就在全縣開展了大規模的反瞞產運動。……
十月四日縣委召開了四級幹部會議，……開展反瞞產鬥爭。會上批判了糧食“低產論”，提出徵購任務不完成，幹部不準回家。凡是正直的、說實話的幹部，都要被鬥爭。參加這次會議的共1246人，就鬥爭了262人，佔到會人數的21%。鬥爭的辦法有：摘帽子、罰站、開“彎腰會”、“炒鹽豆子”、揪耳朵、拔頭髮等。共鬥爭了七天，直斗的人人自畏（應為危），不敢說真實話。
縣委作出模樣后，要求各公社仿形。……隊隊都開會，隊隊都鬥爭，一鬥爭，就摔、損、捆、綁、吊、打、直至打傷、打殘、打死。
在進行反瞞產的同時，就發現不少食堂停伙。……全縣十月下旬停伙的有1539個食堂，占食堂總數的40.9%，有13萬6500多人吃不到糧食，佔總人口的33.1%，發病約3萬5000人左右，佔總人口的8.5%，死亡約一萬人左右，佔總人口的2.45%。
十一月上旬，全縣各公社都發現有食堂停伙、浮腫病、死人問題。這時縣委……到處點反瞞產之火，到處鬥爭幹部、鬥爭群眾，對群眾進行翻箱倒櫃的大搜查。……見煙就搜，見吃就斗，一直斗到不少地方家家戶戶都不敢點火冒煙。……
到十一月二十八日，全縣各公社普遍發生停伙，停伙時間最長的已經達到兩個多月，農民已餓死成千上萬，有的暴屍在路上，沒人掩埋。……
群眾沒得糧食吃，吃樹皮、草根、青蛙、老鼠，有的把死去的親生兒女身上的肉割下來吃。當時浮腫病已發生到十多萬人，死去了四萬多人。
當時中央、省委發覺商城災情后，撥來1900萬斤糧食，安排好群眾生活。而王漢卿、張念仲仍不死心，雖然停止了反瞞產，但又採取反瞞產的手段安排生活。……同時張念仲還規定四不準吃：即五類分子不準吃，富裕農民不準吃，瞞產私分不準吃，小偷小摸不準吃。在這個時期，全縣又死去三萬多人。[44]
最後，我們一定要指出毛澤東在推行他的軍事共產主義的體制時那種不計代價、漠視生命的戰爭思維。例如，早在1958年8月中共發動大躍進的北戴河會議上，他就說過：過去“打了那麼多年仗，死了那麼多人……現在搞建設，也是一場惡戰，拼幾年命，幾年後還要拼，這總比打仗死人少。”“過去革命打死很多人，是不要代價的，現在為什麼不可以這樣干呢？”[45]又如，在1959年3月25日的上海會議中，當李先念彙報講到“安排第二季度的生產和建設有兩種方法”時，毛澤東插話說：“平均使用力量是破壞大躍進的辦法。大家吃不飽，大家死，不如死一半，給一半人吃飽。”[46]1959年春季，大飢荒已經初露端倪，雖然毛澤東的插話主要是針對工業生產，但他這種搞建設不計代價、甚至不怕餓死一半人的非人道的戰爭思維卻躍然紙上。而悲劇性的結果竟是：大躍進-大飢荒中的非正常死亡人數遠遠超過了以往的戰爭年代！
簡短的結論
大躍進的發動和源起固然來自複雜的原因和眾多的合力，但它和毛澤東與中共領導人對當時國際形勢、尤其是出於對“世界大戰”的不正確判斷，而急迫地準備世界性的“革命戰爭”息息相關。在這一冷戰思維和意識形態的指導下，毛澤東和中共領導人在全中國農村積極鼓吹和實踐軍事共產主義的組織形式。其結果是，在和平時期錯誤地賦予各級幹部戰爭時期的絕對權力，成為大飢荒時期的“五風”的主要禍源之一。
其次，毛澤東的軍事共產主義的一大中國特色——在“供給制”的分配體系下的全國性的農村公共食堂制度，和由虛假的“高產衛星”引起的高徵購一起，是造成大飢荒中非正常死亡的兩個直接原因。
最後，在強行推行軍事共產主義的過程中，中共及其領袖們的思路和實踐也完全是戰爭化的。無論是高爭購糧食時的“先下手為強”的做法，還是在“反瞞產”運動中——剝奪農民家中維持生命的僅有的餘糧——的“大兵團作戰”和“武裝征糧”的戰術，抑或在人民公社時期乾脆把全國農村都變成軍事化的兵營，以致把農民的任何口糧乃至鍋碗瓢盆都沒收到“公共食堂”去嚴加控制的戰俘營式的管制，都無可辯駁地凸顯出在實行這一糧食政策過程中的殘酷的、“不計代價”的戰爭化的特點。
【註釋】
[1]載《二十一世紀》，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2013年第2期，第68-84頁。本文可以看作是它的一個續篇。
[2]參見拉吉•帕特爾，《糧食戰爭︰市場、權力和世界食物體系的隱形戰爭》（上海：東方出版社，2008年）。
[3]甘肅省委辦公廳印“在青島會議中主席的講話和中央負責同志的插話整理”（絕密文件，1957年7月27日）。
[4]毛澤東：“目前的問題是和平還是戰爭”（1955年4月29日），《建國以來毛澤東軍事文稿（中卷）》，（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2010年），第268-9頁。
[5]“毛澤東在知識分子問題會議上的講話”，1956年1月。
[6]“毛澤東在莫斯科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上的講話”，1957年11月16日。
[7]“毛澤東在軍委會議上的講話”，1958年6月21日。
[8]宋永毅：“糧食戰爭：統購統銷政策和合作化運動與大飢荒的起源”，香港：《二十一世紀》，2013年第2期，第69-71頁。
[9]李銳：《“大躍進”親歷記（下卷）》，（廣州：南方出版社，1999年），第133頁。
[10]林毅夫、楊濤：“食物供應量、食物攝取權與中國1959-61年的飢荒”，載宋永毅、丁抒主編：《大躍進—大飢荒：歷史和比較視野下的史實和思辨》（上冊），（香港：田園書屋，2009年），第464-65頁。
[11]羅平漢：《農村人民公社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0-31頁。
[12]“毛澤東在北戴河會議上的講話(記錄稿)”，1958年8月21日。
[13]《人民日報》1958年9月16日。
[14]羅平漢：《農村人民公社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0-31頁。
[15]李銳《“大躍進”親歷記（下卷）》，（廣州：南方出版社，1999年），第37-8頁。
[16]楊繼繩，《墓碑（下篇）》，（香港：天地圖書公司，2009年），第697頁。
[17]李銳《“大躍進”親歷記（下卷）》，（廣州：南方出版社，1999年），第37-8頁。
[18]“中共山東省委批轉省監委‘關於某些基層幹部強迫命令、違法亂紀的情況和制止強迫命令、違法亂紀的意見的報告’”，1958年12月28日。
[19]“吳芝圃的補充檢討”1962年8月26日。
[20]Lin，Justin Yifu“Collectivization and China's Agricultural Crisis in1959-61”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98，No.6(1990)：228-52
[21]高華：“大躍進運動與國家權力的擴張：以江蘇省為例”，香港：《二十一世紀》，1998年8月號，第57-8頁。
[22]張春元，蘭州大學歷史系學生，調干生，入學前為武漢軍區首長司機；1960年9月被捕，1965年判處無期徒刑，1970年被處決。
[23]張春元“農民、農奴和奴隸——當前農村剖視之一”（1960年1月），譚蟬雪編著：《求索（蘭州大學“右派反革命集團案”紀實）》，（香港：天馬出版有限公司，2010年），第208-210頁，此為電子版。
[24]高王凌：“五十年代初毛劉之爭的一個解讀”，《炎黃春秋》（北京：2012年第12期。）
[25]“毛澤東在北戴河會議上的講話(記錄稿)”，1958年8月30日上午。
[26]這一類的中英文論著很多，如楊大利的“大躍進與當代中國”，載《二十一世紀》1998年8月號；李若建的“權力和人性：大躍進時期公共食堂研究”，載《開放時代》2004年第1期；Chang，G. H. and Wen，G. J.“Communaldining and the Chinese famine of1958-1961”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1997(46)，1-34
[27]文貫中：“論公共食堂在大飢荒中的謀殺性角色”，載宋永毅、丁抒主編：《大躍進—大飢荒：歷史和比較視野下的史實和思辨》（上冊），（香港：田園書屋，2009年），第429-435頁。
[28]“毛澤東接見參加全軍政工會議的各軍區負責同志時的談話”，1958年12月23日。
[29]馮克：《毛澤東的大飢荒》（中文本），（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11年），第4-5頁。
[30]“中共甘肅省委轉發‘汪鋒同志關於農村食堂等問題向主席的報告’”1961年5月16日。
[31]列寧“新經濟政策和政治教育委員會的任務”（1921年10月17日），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列寧全集》（第二版）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84頁。
[32]齊同泰：“試論蘇俄從‘戰時共產主義’向新經濟政策的戰略轉換”，《河南師範大學學報》（新鄉市），1988年第2期，第60-63頁。
[33]四川地方志編撰委員會：《四川省志•糧食志》，（成都：四川科技出版社，1995年），第5頁。
[34]同上。
[35]《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1961年6月15日。
[36]王東渝：“李井泉和大躍進時期四川大飢荒的特殊成因”，載宋永毅、丁抒主編《大躍進—大飢荒：歷史和比較視野下的史實和思辨》（上冊），（香港：田園書屋，2009年），第346-347頁。
[37]毛澤東：“對湖南省委關於開展共產主義教育運動意見的批語”，1958年10月30日。
[38]“中共定西地委轉發通渭縣委《關於五八年拔白旗插紅旗的複查情況報告》”，1959年10月19日。
[39]“毛澤東在上海會議講話記錄整理”（絕密文件），1959年3月25日。
[40]“譚震林在中央召開的電話會議上的講話”，1959年6月20日。
[41]趙廣玉：“對‘貴州事件’真相的揭發”，1967年2月22日。
[42]中共甘肅省委辦公廳編：“關於張天珩同志的一些材料——批判省委財貿部長張天珩的文件之一”，1959年9月19日。
[43]石富強“關於河南固始縣委整風擴干會議情況的報告”（1960年10月1日）
[44]“河南商城縣縣委‘商城縣整風運動初步總結（草稿）’”，1962年10月。
[45]“毛澤東在北戴河會議上的講話(記錄稿)”，1958年8月19日和8月21日。
[46]“毛澤東在上海會議講話記錄整理”（絕密文件），1959年3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