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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自己的心

2017-12-23 06:46

來源: 
往事微痕

作者

作者: 
燕遁符

為了自己的心

為了自己的心

1957 年5 月底我寫了篇未署名大字報《怎麼辦——對這次運動及其前途的看法》,點評北大5·19 運動。這之前已經有不少同學著文指出,如果把整風局限在“除三害”的範圍之內,一點用處也沒有,一定要消除產生“三害”的根源,健全民主法制……這些看法我完全贊同,可覺得只說到這一層還缺點兒什麼,沒有點出現實的中國政局中妨礙民主的核心人物或特色景觀。此外,許多人過於興高采烈,似乎完全相信了“言者無罪”的承諾,準備着迎接中國的文藝復興時代……,對此,我不敢苟同。於是,心裡抓撓,手上痒痒,忍不住就寫了這篇短文。着重談到四層意思:1,特意點出:“人民自己是自己的主人,自己是自己的救星,請自命人民恩人者徹底換一個腦袋,來一番徹底的思想改造”。說的是推行民主的關鍵在於專制核心人物必須脫胎換骨、洗心革面;2,估計形勢。指出只有少數大學生“深深地感受到不自由的莫大痛苦”,因而“自下而上”的爭民主行動不可能成功;3,短期前途預測。“領導者不夠英明怎麼辦呢”?5·19 “火光可能會暗下去”;4,長期前途預測。堅信“矛盾存在着,終有一日會成熟爆發”,期盼“全國人民都覺醒過來,火將更猛烈地燃起,燒遍全中國”。

此文被《民主接力棒》和《廣場》收印,散發到校內、校外和全國各地。

果不其然,整風很快就變成了反右。《廣場》和《民主接力棒》都被《人民日報》點名,定性為“反動”。鳴放時期特別張揚,特別出風頭的某人先被抓出來,打成右派,此人恰巧是替我去貼大字報的人,她把我告發了。媽媽托親寫信找時任校黨委書記江隆基說情,可是我決不往那條藤上爬;小班反右領導小組的人也曾想方設法給我留路,先是找我核實,給一個抵賴的機會,可我決不抵賴;班上開批判會的時候,希望我哭,我倒真想哭,可參會的還有不少別班的積極分子和哲學系的“衛道士”,我決不哭給他們看;又說我那文章其實空空洞洞,不算什麼大事,可陸平為首的北大反右領導班子哪裡肯手下留情……。這“右派”我是當定了。

話說到這裡,似乎我是個神經病,專門自己找吃苦,找倒霉。其實完全不是如此,我的每一個選擇,都是為了避害趨利。

我心裡有個結。早在7、8 歲的時候,就聽人們議論毛澤東的《沁園春——雪》,有人說詩言志,毛想當皇帝,有人說詩無定解,不足為憑。1949 年家鄉湖南郴州“解放”之後,看到“毛主席萬歲!”的標語口號,心裡特彆扭。毛果然是要當皇帝!此前國統區的人以為共產黨真像它自己宣傳的那樣,反對專制獨裁,主張民主、自由、平等,我與很多人一樣,都盼着國民黨趕快垮台。可從1938 年出生到1949 年的11 年裡,我一直生活在國統區,並沒有喊過任何人“萬歲”呀,這是皇帝的專用稱呼,辛亥革命就已經推翻了帝制。盼了半天,反而把自己盼成了子民。從此之後,我心裡就沒有舒展過。中學、大學,都有政治課,都有沒完沒了的各種會,讓人爭着去“求進步”,去入團、入黨,一個個都喪失了真性情,成了些軀殼、木偶……。我直覺到,這一切都源自毛當了“萬歲”。我怕開會,怕上政治課,又不得不去。坐在那裡,渾身難受。那時候半大不大,心智還沒有完全成熟,自控力不強,闖了許多禍,遭白眼、冷落、嫌棄,差點兒被扣學生手冊,差點兒考不上大學……。有誰知道,在學校里強制洗腦,讓小小年紀的學生就成了多年的老“落後分子”,有多麼壓抑,多麼孤獨,多麼凄涼無助。所以,我不是當了右派才倒了霉,才難受得不行,早就倒霉了,早就難受死了。

1957 年毛澤東發動共產黨整風,讓手下人“除三害”,卻沒有一絲一毫說到他自己該如何重新做人,依舊是一付救星、聖人和皇帝架勢。我也就一如既往地沒興趣,不信任。隨後,由之引發的北大“5·19”民主運動卻讓我眼前一亮。有人寫詩,鼓吹扔掉假面具、揮灑真性情;有人提出具體訴求:言論自由,政治課選修,改留學生內定為公開、平等的競爭……。我看到了光明,感到了溫暖。原來,自己並不孤獨。許多同學和我一樣壓抑,一樣渴望舒展;不少人還作過深入思考,說得出系統的道理,我自然和他們站在一起。寫那文章卻沒有署名,決不是出於猶豫,只是因為青澀,自知笨嘴拙舌,發怵拋頭露面。我不抵賴,不用媽媽說人情,就是不要委曲自己。自己委曲自己,誣衊自己,作賤自己,心裡更苦,害處更大。

同班同學敖瑞伯1958 年3 月與我受同類處分去同一工廠“保留學籍、勞動察看”,他“夾着尾巴”,努力“改造”,早早地摘了帽子,結果是更加苦不堪言。摘了帽子也不讓回校讀書,這方面,北大做得特別惡毒,我們物理系54 級一共打了60 個右派,轟出去的可能不下一半,只有兩人回了學校,那可是拿靈魂去和魔鬼做了交易的,敖瑞伯不會坑別人,委曲了自己也沒有用,白白地給自己添了噁心。一次在食堂碰到我,偷偷地對我說:“還不如跟你似的頑固不化呢”。後來他幾次自殺,幾次被人救起,最後還是自殺成功。這是一個實例,開弓沒有回頭箭,每個人都必須義無反顧地去追隨自己的心。否則,更是死路一條。

就是那些躲過了反右,又留校了的人,就平安無事嗎?文革期間要把清華和北大的一些教師下放到江西鯉魚洲去,據說當時江西革委會向遲群反映,那是血吸蟲病重災區,當地居民都已遷走,不能在那裡建幹校;遲群不予理睬,硬把教師們轟到那裡去;江西革委會只好通知南昌、九江各地醫院做好準備,安排兩、三個月之後大批接收病人。恢復高考之後,我見到過一位在清華任教的高中同學,挺着個大肚子,那就是血吸蟲病,她說,上課有困難,老要上廁所,不容易堅持50 分鐘講課;還說接長補短有人病死,死一個人,別的病人就每人得到十幾塊錢補助。當右派受罪算是自找,這些人謹慎小心,生怕冒犯當權,為什麼也落得這麼慘呢?

答案就在毛澤東野心勃勃要當皇帝。如果早幾百年,可以名正言順地做皇帝,事情可能簡單得多。到了二十世紀,他就不得不打出共產主義的招牌,號稱為勞苦大眾求解放,這叫“又要當婊子,又要立貞潔牌坊”,事情就變得複雜詭異,能夠獨立思考的知識群體首當其衝,要被趕盡殺絕。

工人、農民情況又如何呢?到了工廠,才知道受害的決不僅僅是知識界。我去的是一個紡織廠,許多工人來自農村,她們有一怕,就是“下放回農村”。那工人就真是“領導階級”,是“國家的主人,企業的主人”嗎?根本不是。開始的時候,勞動的艱苦讓我感到震撼,工人看起來都比她們的實際年齡老得多。車間又濕又熱,機器的轟鳴聲震耳欲聾,空氣中瀰漫著帶染料和漿料氣味的棉花毛兒,呆一會兒就腦袋發脹,擋車工卻要一刻不停地繞機器飛跑,下班到更衣室就累得倒在那裡像一攤泥。上夜班的時候就更難受。我明白了“一絲一縷,應念物力維艱”。人總要穿衣,幹活兒雖然很累,我從心裡認為不可以抱怨,別人能幹的,我也應該能幹。隨着對工廠的進一步了解,我心裡卻有了許多的不平,為擋車工姐妹不平。不是所有的人都一樣累,不同工種有很大區別。有背景的人自然就被分到輕鬆的地方去,有被稱為“雞賊”的人通過各種交易或“假積極”也能爬到佔便宜的崗位。廠里不斷進人,各級管理部門機構癰腫人浮於事,真幹活的擋車工卻總是人手短缺,累死累活也完不成任務,被逼泡病假磨洋工……拿錢卻比不幹活的人少,也比“社會主義改造”公私合營之前少許多,根本就不是“按勞分配”,所以,也根本不是“社會主義”。掌握“組織分配”權力的新貴成為了事實上的奴隸主……。總之,毛式“無產階級專政”其實是無產階級被專政,毛澤東盜用無產階級的名,對工人、農民和全國老百姓進行專政。政治上、經濟上都是如此。十年文革期間廣大工人的表現就可以為此作證。文革有兩個方面,一方面是毛蓄意製造的浩劫,用紅色恐怖達到“清君側”的目的;另一方面是老百姓通過各派互揭對方“後台”老底,明白了許多政治內幕,學會了許多政治謀略,完成了一次全民自我思想解放運動。文革中工廠里也是貼滿了大字報,其中有許多好文章,揭批一些人媚上欺下、弄權謀私。從此,許多工人也變成了獨立的思想者。

共產黨內的高級幹部幾乎都堅決擁護反右,文革期間也幾乎都遭了殃,劉少奇、彭德懷結局之悲慘決不在右派之下,不知他們臨終之前是否進行過反思。反右的第一號幹將鄧小平在文革中也嘗夠了“痛不欲生”的滋味……。他們遭殃與老百姓遭殃雖然存在性質上的區別,卻有一個共同的加害者,那就是毛澤東。毛澤東死了,“四人幫”被抓,人們奔走相告,舉國一片歡騰,黨群關係、幹群關係空前融洽。隨後,結束十年文革,平反冤假錯案,開始改革開放,經濟上否定了毛的做法,逐漸解決了人們的溫飽問題……。

可是,當時就有3 件事非同一般。1,平反冤假錯案的時候留個尾巴,肯定反右是“正確的、必要的”,只是犯了“擴大化”錯誤,發明一個新的政治詞彙“改正”,以區別於“平反”,秘密規定“對右派不賠償,不道歉”;2,結束文革的時候,藉著“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把老百姓對特權的正確批判也一概“徹底否定”掉了;3,對毛澤東的評價和定位卻是留情再留情,毛像依然高懸在天安門城樓之上,毛的屍體也仍舊停放在天安門廣場。這三件事相互關聯,其實也可以說是一件事,就是遭受大難之後仍然堅決不肯放棄特權。一般的右派在50 年前就自覺選擇了站在平民一邊,隨後幾十年的底層經歷更使老右們與老百姓血肉相連、融為一體,是權貴的奴役和侵害對象,要維護特權,首先就要讓這些人繼續處於政治上受打壓的弱勢地位。對毛留情再留情,倒未必是真的愛他,只是對集團特權利益的熱愛超越了個人感情上的愛憎;毛澤東早死了,一定要把他供在那裡,不過因為毛澤東是強權和殘暴的象徵,可以為特權找到“合法性”的來源,也可以用來嚇唬人,誰膽敢不聽話,想一想毛澤東是如何地不拿人當人,如何地手段毒辣吧,他仍然是看家的門神呢。

1979 年改正之後,我自己找地方,離開了工廠,如今早已退休,生活上溫飽不成問題。索賠的事,頭些年一直沒有太往心裡去,一輩子窮慣了,對於錢,沒有太多的渴望。後來聽說共產黨內部專門有個秘密決定:“對右派不賠償,不道歉”,一付橫蠻不講理的惡霸嘴臉,等於說:“你們不過是一些賤民,哪配享受賠禮道歉的待遇?如今有需要,給你們改正,就不錯了,別以為自己就真的是個人了,我手上有權,想欺負你們,就欺負你們,你們能拿我怎麼樣?”這就把人氣炸了,非較較這個勁兒不可。1995 年給北大寫信,專門就要賠償、要道歉。折騰了十幾年,從2007 年起還參與老右的集體維權行動。到如今為止,沒有得到當局或北大的任何正面回復。難道是說,反右是毛澤東乾的,是陸平乾的,與現任無關?可你們還把毛澤東供在那裡,繼承了他的權力,也就得繼承他的債務。或許是說,如今生活好過,要向前看,以安定團結為重,別追究了?此話似是而非。對任何個人權利的侵害都是對全體公民的威脅,今天可以對張三耍橫,明天就可以對李四耍橫,正如今天有一個人害了非典,明天就可能有一群人會害非典。不肯正視歷史的國家和民族怎能有長治久安的穩定前途?今天老右們折騰着維權,折騰着要徹底否定不拿人當人的惡霸邏輯,正是有利於安定團結,有利於防止老百姓大規模受折騰,防止侵犯人權、殘害生命的歷史悲劇重演。

年過古稀,一輩子又受過太多的折磨,似乎應該歇歇了。可我的心不允許我面對惡霸而毫無反應,不管會不會有結果,也不管會不會招來進一步的麻煩,都只有朝前走這一條路。而且,越是年事漸高,越要努力,把我們的經歷、思考和感悟寫下來。等我們死了,這些文字就能夠接替我們繼續活下去,繼續去做我們想做的事。這就叫“死而不亡”。所以,即便老右死絕了,事情也完不了。我們的靈魂會永遠活着。

2009-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