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否定了“三面紅旗” 誰就刨了毛澤東的根兒

十

第七口氣、對“三面紅旗”的總體看法（1）

“七千人大會”上最複雜的還是圍繞“三面紅旗”的問題，也是毛澤東憋氣最多的一個問題。

一方面：“一切的錯誤”以及由這“一切的錯誤”所引起的“一切的災難”，可以說全都都是“三面紅旗”引起的。什麼“五風”，那怕是“十風”、“一百個風”，它們也全都來自於一個“風源”——“三面紅旗風”。

另一方面，不否定“三面紅旗”，一切的“糾錯”也都是“隔靴搔癢”，不解決根本問題。

雖然當年的高層幾乎所有人的認識都沒有達到這種程度，但認為“三面紅旗”有問題，“三面紅旗”的副作用太大則是相當普遍的認識。

劉瀾濤說：有些同志講“三面紅旗”，像念經的一樣，宣傳上形式主義很厲害。

也有人說：總路線好解釋，“大躍進”不好解釋。

這幾年如此嚴重的減產，還能是“大躍進”嗎？說它是“大躍退”還差不多！

所以將“大躍進”這面旗幟砍掉，或是悄悄的不再提起，這成為相當多的一部分人的共識。

可是不提“大躍進”，“三面紅旗”成了“兩面紅旗”，這又像什麼話呢？

最最重要的還是毛澤東對“三面紅旗”的態度，他是堅持到底，“鐵了心”的。如果否定了“三面紅旗”，他這張老臉往哪兒放呢？

於是，劉少奇就出來說話了：“‘三面紅旗’少一面不好，還是要提躍進。”

就在這樣的情況下，報告對“大躍進”就作了這樣自欺欺人的解釋：

1、從長時期來看，可以說是躍進。速度是波浪式的。

2、同資本主義國家比，同蘇聯比，就一個時期說，還是躍進。

3、躍進不能總是以“鋼”作標準，要全面的看，無數小的躍進，可以組成大的躍進。今後幾年產量下來了，品種、質量上去，也是躍進。

也就是說品種齊全了，質量提高了，也是躍進。今後幾年內，我們要在品種、質量、技術方面來個躍進。

鄧小平對此總結道：十年任務中可以寫：“在科學技術和工業產品的品種、質量方面實現大躍進。”

修改後的報告稿，其完整的表述則是：“在科學技術和工業產品的品種、質量方面實現大躍進，接近現代工業大國的水平。”

堂堂中央文件，最後就是靠這樣的文字自圓而不得其說，糊弄人但沒有人能信服。

“三面紅旗”，最初曾被稱為“光榮旗幟”，然後又被稱為“三大萬歲”，“三大法寶”。再後來覺得“三大法寶”的提法有點高，就不用了，最後確定為“三面紅旗”，但“萬歲”還是要的，就變成了“三面紅旗萬歲，萬萬歲！”

“三大萬歲”來源於林彪在1959年國慶節的發言當中。那年國慶時，林彪剛剛接替彭德懷當上國防部長沒幾天，林彪當然很清楚，彭德懷正是因為在廬山上反對總路線，大躍進與人民公社而被打倒的，所以他以“反彭之道而行之”，在講話的最後高呼總路線萬歲！大躍進萬歲！人民公社萬歲。當然，林彪的這個講話稿也不一定是他親自起草的，所以“三面紅旗萬萬歲”的發明權是否就能歸於林彪，這也很難說。

從此，這一提法就被各級領導效仿，每次會後都要三呼“三面紅旗萬萬歲”。

“三面紅旗”中最早被完整總結出來的是“總路線”。“總路線”就是一句話：“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這當然它也有一個演變的過程，但從頭到尾都是毛澤東的親自發明，並在1958年的成都會議上由毛澤東完整的提出來的。

其實，這是一句很扯淡的話，但從字面上理解，它的錯誤並不很大。

如同民間所說的：“既要馬兒跑得快，又要馬兒不吃草”，常識告訴我們，世上並沒有這樣的好事。此外，將“多快”放在“好省”的前面，片面強調了高速度。如果是“好省多快”，片面性就會相對小得多了。

“大躍進”的萌芽，實際比“總路線”還要更早一些。

始於1957年11月，在莫斯科召開的“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會議”上，赫魯曉夫提出蘇聯要在15年趕上並超過美國。

美國是資本主義陣營的老大哥，領頭羊，英國是老二；蘇聯是社會主義陣營的老大哥、領頭羊，中國是老二。老大趕超對方的老大，老二就趕超對方的老二。根據這樣的簡單思維，毛澤東隨即提出作為蘇聯的小弟弟，中國也要在十五年之內趕上並超過美國的小弟弟英國。

而超過的主要標誌就是鋼產量。所以毛澤東在回國之後就將鋼產量的指標翻了一翻，發動了全民“大鍊鋼鐵”的運動。

毛澤東充分發揮了他年輕時看章回小說的想像，一口氣封了三個元帥：鋼鐵、糧食、還有一個機械，又封了兩個先行官：鐵路與電力。

三元帥升帳，兩先鋒得令；逢山開路，遇水架橋；左龍驤，右虎賁；三聲禮炮，十里旌旗。就像戲文里的“薛仁貴徵東”、“薛丁山征西”、“穆桂英挂帥”一般兒戲，但也一般有趣。

“大躍進”就這樣隆重開場了。

十一

第七口氣、對“三面紅旗”的總體看法（2）

上文講到，在1957年11月，在莫斯科召開的“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會議”上，赫魯曉夫提出蘇聯要在15年趕超美國。毛澤東根據“老大趕超老大，老二就趕超老二”的簡單思維，提出了中國也要在“十五年內趕超英國”的口號。

仔細想想用這樣的“簡單思維”來分析毛是不妥的，因為實在是太簡單了。

毛1957年的莫斯科會議上，名義上是赫魯曉夫的副手，但他那個人怎麼可能當副手呢？所以事事處處充當了赫魯曉夫的教師爺的角色。他相當廣泛的接觸並了解了赫及赫手下的一班子人，也接觸並了解了多列士、陶里亞蒂等國際上知名的共產主義活動家。真是“聞名不如見面”，一接觸他才對他們有所了解。這是一群什麼水平的革命家啊！他一概小看他們，年齡一般都比他小，資格沒他老，本事沒他大，謀略沒他高，嘴皮子沒他能說，筆杆子沒他能寫，從各方面的條件看，只有他才有資格當國際共產主義的總領導。萬事俱備，只欠東風，欠缺的只有一條：那就是中國太窮。於是感嘆：“實力政策，實力地位，世界上沒有不搞實力的。手中沒得一把米，叫雞都不來”。

所以，毛澤東所提出的“超英趕美”，其實言下之意就是“趕蘇超蘇”。

“超英趕美”也罷，“趕蘇超蘇”也罷，目的又是什麼呢？當然是國家強大起來。國家強大是與“超英趕美”同義的。但國家強大又為什麼呢？國家強大是不是就等於人民幸福呢？完全不一定。在毛的腦子裡國家強大的概念是有的，“人民幸福”也是嘴上說過的，但從來不紮根。

六十年代初，動輒以百萬之眾夾道歡迎一個小國家的國家元首，動輒以百萬之眾在天安門召開集會支持越南、反對日美軍事同盟、支持美國黑人、支持巴拿馬、支持剛果、支持多米尼加。那時筆者在北京上大學，親身參加過許多次，親眼看到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雙手撐着欄杆子，一副世界革命人民的領袖姿態，心中也曾飄過一絲疑惑：這樣勞師動眾、勞民傷財，值得嗎？

所以，“大躍進”為什麼會搞得那樣急促？那樣不合常理？那樣“一天等於二十年”？那是與他急於想充當“世界革命人民的導師”的心態密切相關的。

十二

第七口氣、對“三面紅旗”的總體看法（3）：請看毛澤東如何發動“反‘反冒進’”的？

“大躍進”一開始並不叫“大躍進”，難道剛開始就叫“冒進”或“大冒進”？

周恩來與陳雲在1956年聯手搞了一個“反冒進”，得到了劉少奇的間接支持，也得手了一年有餘，搞了一個56年的“馬鞍形”。經濟學家們一般都認為1956年是計劃經濟體制下搞得比較好，比較正常的一年。甚至直至改革開放后，一些老牌的計劃經濟專家們還念念不忘1956，並以此說事，反對鄧小平的改革開放。這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陳雲。

“反‘反冒進’”的禍根起於1956年11月一次中央會議，會上周恩來講了一番話，肯定成績的同時指出近年來的工作冒了；陳雲、李富春、李先念也全都講了類似的話，劉少奇還組織人寫了“既要反保守又反冒進”的人民日報社論。在這次會上毛澤東基本上沒吭聲。

到了1957年11月參加莫斯科會議時，毛澤東人還躺在莫斯科克林姆林宮的大床上，心中已經開始醞釀“大躍進”了。他從莫斯科打了一個電話回北京說：“1956年的‘反冒進’是不對的，以後不要再提‘反冒進’了。”

這年年底，毛澤東從蘇聯一回國，立即開始“反‘反冒進’”。

毛澤東頻頻開會，開一次會反一次，前前後後反了大半年，反了幾十次，一直反到1958年3月的成都會議。

1958年1月11日至22日，毛澤東主持南寧會議。毛在會上說：

“不要提‘反冒進’這個名詞，這是政治問題。首先是沒有把指頭認清楚，十個指頭只有一個長了瘡，多用了一些人（工人、學生），多花了一些錢，這些東西要反。當時不提反冒進，就不會搞成一股風，一吹，吹掉了三條：一為多快好省；二為四十條綱要；三為促進委員會。這是屬於政治，不是業務。一個指頭有毛病，整一下就好了。原來‘庫空如洗’、‘市場緊張’，過個半年就好了，變過來了。沒有搞清楚六億人口的問題，成績主要，還是錯誤主要？是保護熱情，鼓勵幹勁，乘風破浪，還是潑冷水泄氣？”

這段話表明，毛澤東已經注意到了‘庫空如洗’、‘市場緊張’，但是他不在乎。這段話也還表明錯誤與缺點在他心目中的地位，不過是十個指頭中的一個指頭上長了瘡。

“右派的進攻，把一些同志拋到和右派差不多的邊緣，只剩了50米，慌起來了，什麼‘今不如昔’，‘冒進的損失比保守的損失大’。政治局要研究為什麼寫反冒進的那篇社論，我批了‘不看’二字，那是管我的，所以我不看。那篇東西，格子沒有划好，一個指頭有毛病，九與一之比，不弄清楚這個比例關係，就是資產階級的方法論。”

毛澤東指名道姓地對周恩來說：“你不是反冒進嗎？我是反反冒進的。”

更有甚者，他乾脆在會上大撒潑：“你們56年反冒進，就是反對我。你周恩來同志說了什麼，陳雲、富春、先念同志說了什麼，少奇寫了社論，你們把自己拋到了右派的邊緣。誰曉得我身邊有沒有睡着赫魯曉夫？將來有一天他作秘密報告。”

會議氣氛十分緊張，矛頭指向周、陳。當時的天津市委第一書記、江青的前夫黃敬在散會後就得了精神病，再後來腦血栓去世了。

1958年李富春主持計委工作，經過算賬，認為達不到鋼鐵翻番的指標，於是在報告中就說一些模稜兩可的話。毛澤東批曰：“靈台如花崗之岩，筆下若懸冰之凍。”

2月23日，在北京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毛澤東說：誰要是再反冒進，誰就會搬起石頭打自己的腳。

3月8日至26日，毛澤東在在成都召集中央工作會議。毛澤東當著與會的中央及地方領導人的面，再次指名道姓批評周恩來。毛將周的觀點概括成兩句話：“成績是有的，肯定是冒了”。然後，毛給“冒進”和“反冒進”定性：

其實冒進是“馬克思主義的”。反冒進是“非馬克思主義的”。

究竟採取哪種？我看應該是“冒進”。

從理論上定性，從政治上威脅。

如果毛再前進一步，就把一國總理打成反馬克思主義的資產階級右派了。

周恩來可說是被毛追殺得上天無路，入地無門，半年時間內反反覆復接連做了13次檢查。

“反‘反冒進’”的結果：

1、徹底改變了八大確定的經濟建設方針，為“大冒進”開了路。

2、徹底收回了要“退居二線”的承諾，理直氣壯地重回經濟工作的第一線直接領導“大躍進”。毛澤東對此信心滿滿地表示“不相信搞經濟比打仗還困難”。

3、周恩來靠邊站了，領導國家經濟工作的國務院成了有名無實的“影子內閣”；陳雲也沒有發言權了；劉少奇也受到一定程度的牽連，只有老老實實跟着走。此時劉的極左思想也抬頭了，他也成了“大躍進”的“促進派”。但在“大躍進”中毛澤東真正依靠的是他所任命的“副帥”鄧小平為首的中央書記處。

4、一切反對的、懷疑的聲音全都消失了，甚至討論、議論的空間也被取締了。毛澤東的指示一路綠燈，暢通無阻。

5、由於“反‘反冒進’”，毛澤東反了別人的“反冒進”，堅定了自己的“大冒進”，形成了“大冒進”的從理論到政策、口號、實踐的一整套完整的錯誤路線。

十三

第七口氣、對“三面紅旗”的總體看法（4）：如何認識毛澤東在經濟工作中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

毫無疑問，毛澤東所推行的正是一條經濟工作中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這條路線就是從“反‘反冒進’”開始形成的，繼而統治全黨的，而在1958年的北戴河會議達到高峰。

既然形成了一條路線，那就正像毛澤東自己反覆說過的那樣：錯誤路線的頭子“改也難”。毛澤東心中的“大躍進情結”，就成了一個誰也解不開，誰也碰不得的“死結”。

如何認識毛澤東在中國建設中的這一條左傾機會主義路線？

筆者也看過一些專家、學者們的文章，筆者認為所有這些文章都沒有毛澤東自己的文章那麼深刻、確切、淋漓盡致。

請看，當年毛澤東是怎樣批判王明的？

王明諸人不但沒有起碼的馬克思主義知識，就連一個普通老百姓的知識也沒有，所以他們寫起文章來，就特別顯得幼稚可笑。可是世上偏有這一類人。真是天地之大，無奇不有，連共產黨內也不能免。——如果他們掌了權就會要做出許多壞事來。這一點應當引起一切革命者的警戒。

筆者按：

十五年前的毛澤東批判王明的文章就像在批判十五年後的自己。

毛搞經濟工作真是不但沒有起碼的馬克思主義知識，就連一個普通老百姓的知識也沒有。

毛掌了權果然做出許多壞事來。

可惜，警戒已經來不及。

毛澤東還說：我常覺得，馬克思主義這種東西，是少了不行，多了也不行的。中國自從有那麼一批專門販賣馬克思的先生出現以來，把個共產黨搞得烏煙瘴氣，白區的共產黨為之鬧光，蘇區與紅軍為之鬧掉百分之九十以上，——全都是吃了馬克思主義太多的虧。這批人自封為“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家裡有成堆的馬克思主義出賣，裝潢美麗，自賣自誇，只此一家，別無分店，如有假冒，概不承認。——直到被人戳穿西洋鏡，才發現其寶號裡面儘是些假馬克思、或死馬克思、或臭馬克思，連半個真馬克思、活馬克思、香馬克思也沒有，可是受騙的人已不知有幾千幾萬，其亦可謂慘也已矣！

筆者按：

毛正是屬於那種馬克思主義不多不少的人。多一分太胖，少一分太瘦，不胖不瘦，恰到妙人之處的“大美人”非他莫屬。

自當他領導經濟工作來，把中國搞得烏煙瘴氣，整個中國的經濟老底被他鬧得精光，六億人沒有一個吃得飽飯（除他自己），3600萬人餓死。

對於馬克思主義，他也是只此一家，別無分店；

對於秦始皇，他也是只有一家，別無分店的。

受騙的人已不知有幾千萬，而是六個億，其亦可謂慘也已矣！

毛澤東還說：我們的老爺是一條最可憐的小蟲，任何世事一竅不通，只知牛頭不對馬嘴地搬運馬克思、列寧、斯大林，搬運共產國際，欺侮我黨與中國人民對於馬克思主義的認識水平與對於中國革命實踐的認識水平暫時落後而加以剝削，而對於許多聰明的勇敢的同志，例如所有白區、蘇區、紅軍的主要負責人，則加以流氓式的武斷與威脅，把他們放在托洛茨基及陳獨秀取消派的範疇內，這真是所謂不識人間有羞恥事！

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的中央和地方的領導者們，當他們實行篡黨、篡軍、篡政之時，照例都是有這一手的。為了建設他們的威信就一定要把原有的領導者們的威信下死勁地給以破壞，而且破壞得異常徹底，使用的手段異常毒辣的。任何地方都有這一手，不獨中央蘇區為然。我黨在這一時期領導方面所犯的錯誤，以事業說，黨、政、軍、民、學，以地域說，東、西、南、北、中，無往而不被荼毒，實屬我黨的空前大劫，全黨均應引以為戒，再不要重複此類錯誤。

讀了這樣的文章，真是任何其它的評論都不必了，“我們的老爺”自己講得很透了。

十四

第七口氣、對“三面紅旗”的總體看法（5）：毛澤東發現“躍進”這個詞，興奮得如同得了“寶”

毛澤東在“反‘反冒進’”的過程中，一開始沒有用“躍進”這個詞，因為當時“躍進”還沒有被發明出來。

中國人的漢語習慣，“冒進”從來都是一個貶義詞。軍事上常用於形容魯莽的將帥貪功冒進，中了敵人的奸計，陷軍於敵人包圍之中，結果給人家包了餃子。用於形容人時就是“冒失鬼”，做事說話毛毛躁躁，不計後果。誰家生了個“冒失鬼”，那必是“家門不幸”。沒有一個“冒失鬼”不是闖禍的，小冒失鬼闖小禍，大冒失鬼闖大禍。小時候讀“演義”，“薛剛反唐”里的薛剛就是一個著名的大冒失鬼，雖說他是薛丁山、樊莉花的兒子，忠良之後，將門虎子，卻是番將（蓋蘇文還是蘇定方）投的胎，是玉皇大帝故意派他來禍害老薛家的，結果果然禍害得老薛家滿門抄斬。

當然毛絕不是薛剛這個級別的“冒失鬼”。

總之，“冒進”這個詞，在歷史上，在中國人的語言中從來就沒有任何褒義。毛澤東在政治鬥爭中“造反有理”，在語言領域中也能造反有理嗎？

毛畢竟也是讀過詩書的人，雖用“冒進”反對“反冒進”，雖然說起來氣壯如牛：其實冒進是“馬克思主義的”。反冒進是“非馬克思主義的”。究竟採取哪種？我看應該是“冒進”，但他自己也覺得“冒進”這個詞彆扭，用起來不爽。所以，後來一旦發現了“躍進”這個詞，就象傻子得了寶似的。

據考證，“躍進”一詞最早出現在《人民日報》1957年10月27日《建設社會主義農村的偉大綱領》一文中，內有“有關農業和農村的各方面的工作在12年內都按照必要和可能，實現一個巨大的躍進。”繼而在11月13日的文章《發動全民，討論40條綱要》中又出現一次。

毛獲此名詞，如獲至寶，用最極端的語言稱讚“躍進”這個詞的發明。

“功不在禹下”。也就是說與“大禹治水”一樣了不起。

他還在對《人民日報》一則社論的批語中寫道：

“建議把一號博士頭銜贈給發明‘躍進’這個偉大口號那一位（或者幾位）科學家”

從此“大冒進”成了“大躍進”。

名正言順了，登堂入室了。

其實“大躍進”與“大冒進”有什麼區別呢？只不過是將鄉野市井的如“狗蛋”、“貓仔”之類粗鄙的名字換成了“衛東”或“衛彪”，東東還是那個東東。

十五

第七口氣、對“三面紅旗”的總體看法（6）：大躍進“其實只幹了兩件事：一是瞎乾沒有邊；二是牛皮吹上天。”

大躍進“究竟幹了什麼事？有沒有干過一件好事？”

即使事隔五十多年後，不帶任何框框地去尋找，仍是很困難的事。

現在有些“有識之士”，居然也能從文革浩劫中發現幾件“雞零狗碎”的好事，不妨麻煩你們再去“大躍進”中找一找，有沒有類似的“雞零狗碎”的好事情？

依筆者之見，“大躍進”其實只幹了兩件事：

一是瞎乾沒有邊；

二是牛皮吹上天。

瞎乾沒有邊：諸如大鍊鋼鐵，興修水利（這其中可能有好的），深翻一尺五、密植——

牛皮吹上天：高指標、高估產、高徵購，放衛星。

這方面的例子雖以農業為主，但其實是遍及各行各業的，甚至除四害也有高指標，也能放衛星。體育、文藝也都能大躍進，放衛星。工農兵學商、農林牧副漁，全中國的每一個人每一個地方都能大躍進，放衛星，也許只有深山老林里的“白毛女”才能夠免其禍害

那個年代，瞎干與吹牛的例子如恆河沙數，俯拾皆是，不勝枚舉。

本文一概略去不表。如需要舉一些典型的例子，將來也放在附錄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