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2月中共中央召開四清工作會議期間，劉少奇公開頂撞了毛澤東：“農村的矛盾是各種各樣的，有幹部和群眾的矛盾，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具體的矛盾還是要具體分析，是什麼矛盾，還是作為什麼矛盾解決為好。”這是毛澤東自遵義會議執掌權力以來首次被頂撞的會議，在毛澤東心中留下了極為強烈的印象。毛澤東知道，自己長期以來退居二線，將黨政軍日常事務交給身居一線的劉少奇、鄧小平處理，已經在形成大權旁落……正是從那天起，他決定把丟失的權力奪回來。
毛澤東與劉少奇
毛澤東坐在客廳的沙發上抽着煙，一言不發地聽着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的成員彙報北京的運動情況。今天是1966年7月18日，他剛剛從武漢飛抵北京。當人們問他是否需要休息一下時，他搖了搖頭，讓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立刻來他在中南海的住處。此刻，看着一屋子團團圍坐的部下們，他有着非常從容而又沉穩的心態。一個大政治家並不需要頻頻出擊，需要的是抓住真正的時機做出有力的行為。
掌握政權到了這個年齡，他尤其顯得深思熟慮遊刃有餘了。
康生眼鏡後面那張瘦而多皺的臉，張春橋眼鏡後面那張顴骨凸起兩頰下陷的臉，江青黑眉眼鏡後面那張目光閃爍的臉，陳伯達眼鏡後面那張有點浮腫的短臉，姚文元那張惟一沒戴眼鏡的圓圓的胖臉，此刻都恭恭敬敬地向著他。他們在彙報北京大專院校及中等學校學生反工作組和工作組鎮壓學生的情況。江青的話最多，其次是張春橋和康生，陳伯達話不多，姚文元話最少。無論話多話少，這些圍攏在他身邊的人都像一個忠誠的戰鬥小組。
隔着繚繞的煙霧，他們的目光都在小心謹慎地觀察他的表情，等待他的反應。這樣略皺着眉沉默不語地聽着這些如臨大敵的彙報，他有一種特別從容的好心態。事情到了這一步反而好做文章了。偶爾他也會問一兩個細節，譬如北京反工作組的學生中有多少人被打成反革命？江青看了看手中的材料，立刻回答道：“僅僅二十四所重點大專院校，就有一萬多學生被打成反革命，有將近三萬人遭到不同性質的批鬥。”
毛澤東抽着煙背靠着沙發很舒展地坐着，繼續聽着彙報，
一位工作人員走到身邊低聲請示：“劉少奇同志來了，他想向您彙報文化大革命的情況。”江青等人此時都停下彙報，目光一動不動地看着他。毛澤東抬起手用手背輕輕向外擺了擺。這位身材高挑的工作人員是他貼身的小護士，叫李秀芝，一個連江青也不敢輕視的年輕女性，她點點頭輕聲說道：“我就說您休息了。”毛澤東略抬眼看了看她，沒有表示反對。李秀芝步履輕捷地走出客廳，去做安排了。
彙報還在進行，毛澤東卻在心頭浮現出一絲隱隱的冷蔑。眼前浮現出劉少奇那不陰不陽讓他看着不順眼的面孔，同時過眼雲煙般掠過一些可以稱之為歷史性的場面。
1964年12月，正是中共中央召開四清工作會議期間，那天開會，主持會議的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沒有通知他。他很生氣，打了電話。鄧小平在電話中解釋：“今天是個一般性的工作會議，聽說主席這兩天身體小有不適，就沒有預先通知您。”毛澤東當時就說：“這個會我要參加，而且有話要講。身體小有不適，不影響開會，輕傷不下火線嘛。”到了會上，劉少奇、鄧小平一班人都在，他講了話，而且鄭重其事，口氣嚴厲：“農村現在的問題實質上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兩個階級的鬥爭，這是主要的矛盾。”他義正詞嚴地強調了這個治黨治國之本。作為國家主席和黨的副主席的劉少奇這時卻在一旁插話：“農村的矛盾是各種各樣的，有幹部和群眾的矛盾，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具體的矛盾還是要具體分析，是什麼矛盾，還是作為什麼矛盾解決為好。”
劉少奇的話雖然聲音不高，卻明顯表現出一種固執的對立情緒，令他極為不快。這樣打斷他的講話，公開造成僵局，雖然短暫，性質卻十分明顯。他當即提高了嗓門，繼續講述自己兩條道路鬥爭的觀點，同時深刻感到了自己在中央工作中已被排除在外。一班子人似乎都知道劉少奇的觀點，他們之間也形成了相當一致的工作氣氛。他踏進這個會場時，雖然表面上仍然得到了領袖的待遇，然而從劉少奇、鄧小平以及這班人的眼睛里，他看到的是敬而遠之。他們正在情投意合按部就班地操作着，他來了，他們都有些尷尬不自然，似乎他不該來打擾他們，不該不信任他們，不該干預他們。就好像一群玩得正高興的小孩見到家長，雖然不得不表現尊重，骨子裡卻眼巴巴地希望家長不要打擾他們，趕緊離開。他在這班人眼裡讀到的就是這種意思。他在聲色俱厲的講話中始終能夠感到，這些人不過在表現敷衍的尊敬。
劉少奇手中一直輕輕轉動着鉛筆，目光一動不動地直視着前面。鄧小平抬着頭似乎在聆聽他的講話，又時而低下頭看看手中的材料記幾個字，其實，那神情是在想其他事情。這是他自遵義會議執掌權力以來首次被冷落被頂撞的會議，在毛澤東心中留下了極為強烈的印象。他知道，自己長期以來退居二線，將黨政軍日常事務交給身居一線的劉少奇、鄧小平處理，已經在形成大權旁落。
在緊接着的又一次會議上，他決定做出反擊。他拿着一本《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中國共產黨黨章》出席會議。會議一開始，他就做了一個讓全體都出其不意的講話，他看着鄧小平和劉少奇說：“你們一個是不讓我開會，一個是不讓我講話。”他一手拿起《憲法》，“這是一本憲法，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講話的自由。”又一手拿起《黨章》，“這是中國共產黨黨章，我是中國共產黨黨員，有權利參加黨的會議。”然後，他把《憲法》和《黨章》都放在桌上，沉穩有力地拍了拍，“你們有什麼權力不讓我參加會議？有什麼權力不讓我講話？我一講階級鬥爭，你們就不愛聽，共產黨不講階級鬥爭還算什麼共產黨？你們手中的權力到底是誰給的？”
那天，他多少有些雷霆大怒了。
正是從那時起，他決定把丟失的權力奪回來。
這樣想着，眼前又浮現出今年6月初的情景。當時劉少奇、鄧小平乘專機到杭州向他彙報文化大革命的情況，他含威不露地坐在沙發上。這時的劉少奇和鄧小平已經顯得相當恭敬了，兩個人都坐在沙發的前沿前傾着身子。鄧小平用兩肘撐着大腿，恭恭順順地看着他說：“文化大革命如何搞，大家都沒有思想準備，請主席回北京主持工作。”劉少奇也連連點頭。毛澤東很平穩地說道：“還是委託你們主持一段工作，各種情況你們相機處理。需要我回去時，我會回去的，現在還沒有那麼要緊。”他當時在心裡說：“文化大革命還沒有真正展開，你們就都變了個樣。以前你們的得意忘形到哪裡去了？”看着劉少奇、鄧小平今非昔比的恭敬目光，他深感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現在，一個多月過去了，劉少奇、鄧小平主持中央工作造成了工作組大面積鎮壓學生運動的現狀。他游泳看書過了半個夏天，可以出來收拾局面了。他一瞬間想起自己寫的一首詞：“收拾金甌一片，分田分地真忙。”
眼前的彙報還在進行。他既是在聽具體彙報，也是在享受聽彙報的感覺。眼前這班人才是真正隨着他的號令聞風而動的力量，一個領袖失去了令行禁止的權威也就名存實亡了。劉少奇、鄧小平6月初在杭州露出的那點恭敬是迫不得已的表面態度，他們有他們的韜略，有他們的勢力。眼前這班人卻像一群乳臭未乾的小娃娃，爭先恐後地圍着家長要糖吃。看着他們一個個急於彙報又有所謙讓時，他甚至想到，政治家的天倫之樂就是身邊總圍攏着忠心耿耿的信徒。
他又點着一支煙，吐着煙霧，更舒服地往後靠了一下。他的身軀比他們都高大，坐姿也更軒昂舒展，他能站在一個比他們高得多的高度上聽他們彙報，指揮他們。平等的權力沒有中心。接近平等的權力也不能形成足夠的權威。諸侯強大，天子不存。懸殊的權力才能造成真正的領袖權威。眼前這些人遠沒有羽翼豐滿，他們在中國這個政治大國中具有的權力是微不足道的，只有這樣他們對自己才能有絕對的忠誠。當然他們都會想方設法擴大自己的權力，然而這些人大概永遠沒有威脅他的可能。眼下他正需要這班人權力的逐步擴大，以解決整個政治權力的重新建設。
在中國，其實沒有多少人真正理解他的深謀遠慮，也沒有幾個人真正理解他眼中的世界是什麼樣，甚至沒有人理解他為什麼經常願意住到南方，而不願留在北京。中南海明明是他的首府，但實際上，他在中南海遠得不到他在杭州、在武漢、在上海、在長沙得到的隆重待遇。
在中南海，他是最高領袖，有足夠的服從、足夠的保衛、足夠的服務，然而這裡的人對他太熟悉了，一切都司空見慣按部就班了，就連警衛見到他的機會都比較多。根本不像外地，在杭州，在武漢，總有一些誠惶誠恐分秒不離的崇拜與服務包圍着自己。那裡的每一個省市領導、軍區領導都會日夜圍繞在身邊，以此為重任。服務人員一見到他都如綻開的鮮花般露出羞怯的興奮。整個世界更靈敏地反應着他的意願，到處一觸即動。
當他在各省市視察時，能夠感到他的巨大權力在空間上的移動。當他在遠離北京千里之外的杭州、武漢游泳曬太陽，與簇擁着他的人海闊天空地談笑時，北京的一切還在他的掌握之中，還要聽他的指揮。全國各地走一走，才更自在，更舒暢，更悠閑；悠閑完了，再到莊重嚴肅的中南海指揮政治，更是一件非常有興緻的事情。
江青總是喜歡打斷別人的話，張春橋正在彙報北清大學的情況，她就插話進來：“現在北清大學真正和工作組鬥爭的是造反派第二號人物呼昌盛，武克勤態度曖昧。”毛澤東擺了擺手：“她是反北京市委起家的，這個基本立場她不會改變。”康生扶了扶眼鏡說道：“武克勤只是有些觀望而已，主席一做出新的戰略部署，她會緊跟而上的。”毛澤東又擺了擺手：“凡是貼第一張大字報的革命派，今後即使犯錯誤，都要想辦法保護。”江青在黑框眼鏡後面眨了眨眼，看着左右的同僚說道：“主席這個指示我們一定照辦。”陳伯達連連點頭，康生也連連點頭，張春橋、姚文元更是連連點頭。
毛澤東心中諷刺地笑了。現在的江青比前些年順眼了，不過再順眼，他也很不願回憶延安時期與江青故事的開始。那時江青剛到延安，每當他作報告時，她總是想方設法擠到第一排，仰起面孔目光崇敬地看着他講話。他承認，作為大城市來的年輕漂亮的女性，江青的目光也曾激勵了他講演的熱情，當時的江青相貌是很出眾的，大大的黑眼睛在陽光下閃閃發亮。後來的發展，特別是進城以後的故事是他最不願意回顧的。看着江青在這個年齡還忸捏作態，不由得心生厭惡，一閃而過地浮現出一句有典故的話：“以色事他人，色衰而愛弛。”他知道這是歷史上哪個皇帝身邊的哪個女人說的話，卻不在記憶中確認它。江青那白皙而略顯鬆弛的面孔，特別是脖頸上那已顯松馳的皮肉，讓他生出又憐憫又嫌棄的情感。他知道什麼叫年輕的生命，他喜歡年輕的生命。任何東西衰老了，陳舊了，鬆弛了，懈怠了，就喚不起他的熱情了。而他總希望保持自己的熱情，總在尋找新鮮的生命和新鮮的事物。文化大革命就很新鮮，在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表演中，江青的敏銳積極倒很有點可愛。
不談感情，只談政治，江青倒頗有一種生龍活虎的新氣象。
聽着彙報，毛澤東由姚文元那張胖胖的圓臉想到他寫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恍惚之間，又由這篇文章想到原北京市委書記彭真。一想到文化大革命，毛澤東眼前最先冒出的總是兩個人，一個是劉少奇，陽光照得劉少奇的白髮和白上衣耀眼發亮。劉少奇總是目光有點發直地看着別處，無論他如何回憶，都難以在記憶中出現一個劉少奇正對自己的面貌；另一個出現在面前的人物就是彭真。這個和自己身材一樣高大的人物倒總是在記憶中正對着他，他那張長大的臉，很高的髮際，常常給你古代人扎束起頭髮的感覺。彭真的桀驁不馴是更令他不快的。離開理論的思考，文化大革命就變成一幅把彭真、劉少奇這兩個人物趕下台的畫面。
他問了一句：“彭真現在表現怎麼樣？”江青扭頭看看康生，康生動了動那張多皺的面孔，回答道：“沒有寫出更深刻的交代檢查。”毛澤東沒有任何錶示，緩緩地抽着煙，讓煙霧在客廳有如千軍萬馬鋪展開。
1965年9月至10月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上，毛澤東曾經別有深意地講到：“中央出了修正主義怎麼辦？很可能出，這是最危險的。”講這話時，他注意到彭真毫不在意地抽着煙。後來他問彭真：“吳晗可以不可以批判？”彭真看着他想了想回答說：“吳晗有些問題可以批判。”但話中有着頑固的保留態度。毛澤東心中掠過一絲冷笑：對彭真這樣的人物很難曉之以理，只有曉之以利害。毛澤東在那時已經準備好了一枚重型炸彈，那就是姚文元的文章《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這篇文章是由江青往返於北京、上海之間，和張春橋、姚文元聯合炮製，姚文元執筆的，前後十易其稿，毛澤東親自審閱、修改。當它於1965年11月10日在《文匯報》發表之後，全國和北京的各主要報紙在彭真等人的控制下竟不予轉載，毛澤東至今還能體驗到自己當時的憤怒。北京在彭真的把持下成了一個“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獨立王國，姚文元的文章就是要打破這個獨立王國，批吳晗就是為了打掉彭真。
當11月29日、30日全國各大報紙轉載了姚文元的文章之後，毛澤東知道，文化大革命終於由此打開了突破口。政治上的反動人物總是過高估計自己的力量，今年2月8日，彭真拿着一個《二月提綱》到武漢向他彙報文化大革命情況。他問彭真：“吳晗是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這種問話的結論不言自明，彭真卻說：“不能算。”這是彭真又一次頑固的政治對抗。當時他雖然含威不露，卻在心中對這個與自己同樣高大的男人產生了極為仇視的情緒。他知道，憑體力自己不可能打倒他，憑面對面的談話也不能壓服他。他既不動手，也不動嘴，依靠的是政治。他在一般情況下絕不會勃然大怒地批判對手，因為他們根本不是對手，他所要做的是把手中的力量調動組織起來，從從容容地解決問題。他想到自己在接見阿爾巴尼亞黨政代表團時講的話了：“對這樣一個政權，就要不斷地清洗壞人，像剝筍一樣不斷地把皮剝下去。”李立三、王明、張國燾不用說，高崗、饒漱石、彭德懷都這樣被剝掉了，現在又剝掉了彭、羅、陸、楊，今後，無非接着剝就是了。
彙報聽得差不多了，他擺了擺手，對江青等人說道：“你們把幾個大學反工作組的材料留在這裡，我看一看。另外，轉告劉少奇，明天讓他主持一個情況彙報會。你們把情況在彙報會上再談一談、議一議，問題不難解決。”他指着面目嚴肅的陳伯達、張春橋、姚文元等人：“不要杞人憂天，天塌不下來。”眾人都笑了，紛紛起身告辭：“主席，您早點休息吧。”毛澤東拍了拍茶几上剛剛堆上來的材料，從容大度地起身說道：“養兵千日，用兵一時，今天我連夜完成你們交給我的這些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