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梅戲天後嚴鳳英
一代黃梅戲天後嚴鳳英在文革初期理所當然的被打成“三名三高”、“黑線人物”，慘遭迫害，也是捱過了文革最初的急風暴雨，但到軍代表進駐，清理階級隊伍時終於過不去了，遂於1968年4月8日服安眠藥自殺的，年僅38歲。
其實，嚴鳳英在被發現服藥自殺時人還並沒有死，如果及時搶救的話也許還有一線生機。但在將死未死之際，軍代表劉萬泉毫無抓緊時間送醫院救人的心思，而是抓緊時間對她進行了最後的現場批鬥，逼迫早已不能說話的嚴鳳英交代罪行。
及至人死了，劉又叫了個醫生來給屍體開膛剖肚，尋找國民黨留給特務用的發報機和照相機。
劉及劇團的領導們說：嚴鳳英之死還有不少問題，有人揭發她是國民黨特務，是奉了上級命令才自殺的，所以要剖開肚皮，檢查她肚皮里的特務工具。
那個醫生最初也是抗拒的，他說他只會給病人開刀治病，開膛剖肚？我沒學過，那是法醫的事。劉萬泉張口就罵：你他媽的B什麼東西！老子又沒有叫你給她看病，不就是叫你找她肚裡的發報機嗎？你怎麼這點革命立場也沒有？開刀、開膛不都是開嗎？你到底是開還是不開？
於是，這個醫生害怕了，找來一把醫用的小斧頭，開始當眾剖屍。
紅梅劇團當時有四個人在現場監視着這個全過程：一個“屁派”的造反派男頭頭與一個“積（好）派”的女造反派頭頭分站兩邊，上方站着革命幹部，下方站着軍代表劉萬泉。
醫生當眾將嚴鳳英的衣服剝去，用小斧頭從咽下砍起，左一斧右一斧地一根肋骨一根肋骨的砍，將內臟拉出來。在胸部沒有找到發報機，繼續再往腹部找，掀開肚皮，腸子也翻過來，結果只找到了一百多片安眠藥，其他什麼也沒有。
即便如此，革命到底的軍代表劉萬泉仍然不死心，下令繼續“深挖”。
當最後一斧劈開了嚴鳳英的恥骨，膀胱破裂了，尿噴了出來。劉這才罷手了。
劉萬泉望着嚴鳳英支碎的屍體，悻悻的說：“嚴鳳英，我沒看過你的戲，也沒看過你的電影，今天我看到你的原形了！”
你說他在這樣的時刻怎麼會說出這樣的話？奇怪吧？太奇怪了！
其實，他的潛台詞是：我沒看過你的戲，但我看到了你的裸體、X！什麼七仙女，不也是有屎有尿的嗎！
劉萬泉與嚴鳳英往日無仇，近日無怨，但是他早知她的芳名，內心艷慕無比，巴不得有親近甚至親澤的機會，但像他這樣的一個大兵怎麼會有這樣的機會呢？於是就不平。這種陰暗的心理折磨了他不少年，他的人性就扭曲了，在文革中恰恰得到了發展、暴露的機會。
筆者一向認為文革不完全是那些“幼稚”、“純真”、“真誠”地跟偉大領袖幹革命的青少年的大舞台，而是各色人眾都在各演各的戲，什麼階段演什麼戲。所謂“幼稚”的人也許一開始也是“幼稚”的，但這些“幼稚”的人也是喝“狼奶”長大的，他們在讀“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時就已經被種植了獸性的基因，他們自己以為自己是在演真誠革命的戲，其實他們從一開始起人性就已經扭曲了，演着演着“人性”就越發扭曲了；瘋狂的人在演瘋狂的戲，演着演着瘋狂必然走向殘暴，殘暴必然走向極致。
至今還有人說文革是大民主的交響樂，真不知何從談起。
文革是人性扭曲者表演扭曲人性的大舞台，是變態人在演變態的戲，是劊子手在演劊子手的戲。
文革結束后，安徽省文化局的一個調查組找到了劉萬泉，劉供認不諱，理直氣壯地回答道：
“文革就是要打倒三名三高、反動學術權威，這又不是我發明的。在安徽，不打嚴鳳英打誰呀？我只是奉命行事。”
“奉命行事”也不假，但具體執行也是千差萬異的，畢竟誰也沒有下過砍“尿泡”的命令啊！
“砍尿泡”這在文革中也許是唯一的，下這個命令的是“一顆紅星頭上戴，革命的紅旗掛兩邊”（《智取威虎山》中楊子榮的唱詞）的軍代表劉萬泉，受者是唱“樹上的鳥兒成雙對，綠水青山把家還”的黃梅戲天後。
從這個意義上講，嚴鳳英或許就是文革遭遇中最慘的；劉萬泉就是文革打手最為兇殘的。
文革中，一些軍代表，一些專案組，往往就由這樣一些“衣冠禽獸”佔著。當然也不能“打擊一大片”，即使是專案組的人，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原本也不是衣冠禽獸，只是當了這個軍代表，進了這個專案組，這個絕大多數人中的少數人就慢慢的慢慢的變成衣冠禽獸了。因為有政治大氣候管着，這少數的“衣冠禽獸”生逢其時，如魚得水，小狗掉在糞缸里，文革成了他們為所欲為，發泄獸性的“狂歡節”。具體到每一個單位上，每一個專案組，每一個造反派組織，這些“衣冠禽獸”雖然少，然而起主導的作用卻只能是他們。
在極權統治下，往往是最壞者當政。用更大的錯誤去掩蓋先前的錯誤，用更大的罪惡去保護先前的罪惡。——哈耶克《通向奴役之路》
雖然有絕大多數人，天良未滅，良心猶在，不做壞事，或少做壞事，但這些人總是為主流文革所不容，逐漸被淘汰出局，或也淪為新的革命對象。
大浪淘沙，剩下來的就全是“金子”了——衣冠禽獸！
千萬不要指望如劉萬泉這一類的衣冠禽獸們將來能改，將來能有什麼反省，他們再改也好不到哪裡去，他們再反省也深刻不到哪裡去。這些人不知從什麼時候起就已經爛了心肺了，已經是壞種、壞胚子，壞苗子，壞根子，是枉披一張人皮的豺狼，永遠的狗改不了吃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