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漢年（右）奉毛澤東指令，與日偽特務機構聯繫。（網絡圖片）
抗日戰爭期間，潘漢年奉毛澤東指令，與日偽特務機構聯繫、合作（對外美其名曰統戰工作），冒死在日偽特務窩裡進行活動，為中共聯日反蔣、賣國奪權立下過“汗馬功勞”。
然而，這位中共隱蔽戰線的“功臣”，1954年卻被毛澤東定罪為“國民黨特務”，為什麼呢？真正的原因是：勾結日偽是漢奸行為，如果潘漢年不承擔責任，毛澤東就要承擔罪責。為了掩蓋自己賣國奪權的漢奸行徑，保全“偉大、光榮、正確”的“高大”形象，毛澤東用潘漢年做了替罪羊，直至滅口。
毛澤東親筆批示逮捕審查潘漢年
1954年4月，中共在北京召開全國代表會議。毛澤東在講話中談到國內外嚴峻的階級鬥爭形勢，號召黨內各級領導幹部彙報歷史上參與的反敵特鬥爭中的重大問題。
時任上海市副市長並主持公安工作的潘漢年，彙報了他在抗日戰爭中期與日偽特務機關聯繫的問題。毛澤東見到潘漢年的材料批示：“此人從此不可信用。”當天下午，毛又批示：“立即逮捕審查潘漢年。”
潘漢年被指控三大罪狀：和國民黨特務勾結、和汪精衛見面的內奸；高、饒反黨聯盟成員；上海解放后重用敵特、為國軍飛機轟炸上海指示目標。但是，這些罪名都不能成立。
那麼，毛澤東為什麼要逮捕潘漢年呢？真正的原因是：潘漢年在歷史上做過一件極其特殊、極其絕密的事情與毛澤東關係重大。這件事情絕對不能泄露，一旦泄露就會使毛澤東聲譽掃地，成為貨真價實的漢奸、賣國賊。毛澤東絕對不能讓這樣的秘密大白於天下。
毛澤東聯日反蔣，潘漢年負責穿針引線
1941年4月13日，蘇日簽訂中立條約，規定“雙方維持和平友好關係，互相尊重領土完整和互不侵犯”。毛澤東看到了蘇日合約簽訂的前景，決定同日本情報機關合作打擊蔣介石。負責執行這項任務的就是潘漢年。
潘漢年由老部下袁殊介紹，與駐上海副總領事、高級情報官員岩井英一見面。密談之後，岩井同意潘漢年為“岩井公館”搜集情報的請求。潘每半個月給“岩井公館”提供一次情報，岩井每月付給2000港元作為報酬、並出資由潘在香港創辦《二十世紀》雜誌。
潘漢年給岩井提供了蔣介石抗戰的軍力、與中共的矛盾衝突、蔣與英美各國的關係等情報，還有英、美情報人員在香港和重慶的活動信息。日本方面對這些情報評價很高，也給了中共許多幫助。
日本侵佔香港時，香港大批中共、親共分子面臨被捕殺的危險，潘漢年立即尋求岩井幫助。岩井派他的助手德田協助潘把中共在港的情報人員安全撤離。潘漢年更進一步要求岩井提供在上海的安全保證，條件是潘繼續為岩井搜集情報，並幫助日本人的“和平運動”——投降日本的非武力運動。第二天，岩井給了潘一張日本駐上海總領事館簽發的特別證件，不許日本軍、警、憲、特對持證人“有所查詢”。中共在上海的特務曾一度設想在岩井公館架設電台。
中共通過潘漢年派人進入日情報組織，共同破壞蔣介石下屬機構。據一中共特務披露：由於中共特務和日情報機關合作，上海國民黨三民主義青年團曾兩次遭破壞。在華中，潘在汪偽特務頭子李士群的引薦下，與日本華中派遣軍謀略科長都甲大佐達成默契：新四軍保證鐵路交通線通暢安全，日軍就不會掃蕩根據地，對新四軍在鄉村發展不加干涉。
1943年，潘漢年接觸汪精衛集團重要成員李士群、胡均鶴交換情報，並通過李、胡會見了汪精衛。潘漢年在同日偽情報機關接觸中，獲得了如：德國進攻蘇聯的準確時間、日軍在蘇德戰爭爆發后的主攻方向是北進還是南進、日軍兵力部署等重要軍事情報。
潘漢年奉中共之命行事，無過有功
潘案發生后，周恩來立即指示總理辦公室組織一個調查小組，在李克農的領導下，對潘漢年的政治、歷史、歷年活動進行全面審查，翻閱了潘漢年1939年到1948年的來往電報及同潘漢年有往來的全部人員的相關檔案，審問了有關在押敵偽人員。經過各方面的反覆核實，於1955年4月29日，李克農向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寫了正式報告，提出了有力的五大反證：
1、中央一再有打入敵偽組織，利用漢奸、叛徒、特務進行情報工作的指示；
2、潘漢年利用袁殊、胡均鶴、李士群等都有正式報告，不是個人行為；
3、潘漢年提供了中央有關重大的決策的情報，其中包括德國進攻蘇聯的準確時間的情報、蘇德戰爭爆發後日軍究竟是北進還是南進的情報；
4、組織機密一直未被泄露，未遭到破壞，直到上海解放；
5、潘漢年所屬重要關係，當時還正在起着絕密的現實作用。這是毛澤東、周恩來所知道的。
這些情況表明：
聯繫日偽敵特、交換戰略情報、聯日反蔣等這種重大決策是毛澤東做出的，也只有他才敢這樣做。潘漢年是奉毛澤東指令進行活動。奉命行事，無罪可問。對中共而言，潘漢年不但無過，而且有功，他是冒死在日偽特務窩裡進行活動的。
但是，勾結日偽是漢奸行為，如果潘漢年不承擔責任，毛澤東就要承擔罪責，成為民族的罪人，這是“人民的大救星”毛澤東以及永遠“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共絕對不能承認的。這個秘密必須保守下去，潘漢年必須“閉嘴”，必須是替罪羊。毛澤東毫不猶豫地選擇了犧牲潘漢年，保全自己的“高大”形象。
為掩蓋毛澤東的罪責，只好讓潘漢年頂罪
1962年1月30日，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說：“有個潘漢年，此人當過上海市副市長，過去秘密投降了國民黨，是個CC派人物，現在關在班房裡頭，我們沒有殺他。像潘漢年這樣的人，只要殺一個，殺戒一開，類似的人都得殺。”
1962年6月，中央指示最高人民法院審判潘漢年案。高法指定刑事審判庭庭長曾漢周、刑事庭審判組長丁汾和助理審判員彭樹華組成合議庭。丁、彭到秦城監獄看了一個多月的案卷材料，感到證據不足，難以定罪，向最高人民法院黨組彙報。
副院長吳德峰聽了彙報后說：“對潘漢年案我不想說什麼，毛主席定的案，只有深信不疑，認真做好庭審工作，完成中央交給的任務。”
黨組書記謝覺哉十分清楚這是毛澤東定的案，他聽取彙報后說：“潘漢年是中央交辦的案子，我們只是辦理法律手續。”為了開導辦案人員，他引用王勃《滕王閣序》里的兩句話：“屈賈誼於長沙，非無聖主；竄梁鴻於海曲，豈乏明時。”他告訴彙報人員，賈誼被貶長沙，不是聖上不英明，而是聽信讒言；梁鴻、孟光隱住海曲，是因為說了觸怒皇上的話。謝覺哉這番話，是想告訴辦案人員，要掩蓋毛澤東的罪責，只好冤屈潘漢年。
犯人享受優厚待遇，反映毛澤東真實內心
對於指控，潘漢年只承認與汪精衛見面是嚴重錯誤，當時來不及寫信彙報，除此之外，一概不承認。
但法庭審判，還得受審人認罪，不認罪宣判無效。公安部長羅瑞卿、副部長徐子榮在提審潘漢年時就事先告訴他：“只要你認罪，判刑后馬上釋放，不必坐牢，還可以得到良好待遇。潘漢年深知不認罪就得老死、病死或被整死在監獄，只得違心認罪。”
1963年2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審判庭判處潘漢年有期徒刑15年。宣判一個月後，潘漢年就被釋放，和夫人一起被安置在北京團河農場專門為他建造的一幢單獨院落里，每月發200元生活費，可以雇保姆，可以在自己小院種菜、釣魚，星期天可以到北京城商店購物、會見友人。
給潘漢年這個判15年徒刑的犯人如此優厚待遇，反映了主宰潘漢年命運的毛澤東，內心明知潘漢年替自己背黑鍋，又不敢放了潘漢年，怕事情真相泄露，只好採用這種辦法暫時把他軟禁起來。
當時，中共中上層許多領導人是同情潘漢年的。周恩來表示：“我同潘漢年交往的歷史最長，交往很深；陳雲、廖承志、胡立教對潘漢年案不表態；中將韓練成曾作懷友詩：十年生死兩茫茫，誰知小開在何方。如此‘特務’堪罕見、猶記當年過香港。”
潘漢年被當作替罪羊，滅口了心病
勾結日偽特務情報機關聯日反蔣，是毛澤東當年給潘漢年的指令，但毛澤東誣陷潘漢年的罪名，不是說潘勾結日本特務機構，而是說他“投降國民黨，當了國民黨特務”。為什麼呢？這是毛澤東的詭計。
如果潘的罪名是通日，人們會聯想到潘的領導是誰，這麼大的事情，潘不可能自己個人做主，就會追查到毛，毛便會露出漢奸賣國賊的嘴臉，承擔漢奸賣國賊的罪名。人們進而會質疑中共政權的合法性。這是毛的致命罪責，也是中共假抗日、真奪權、真賣國的證據。如果說潘是國民黨CC特務，即可治潘的罪，又可避開承擔通日反蔣領導者的罪責。
可以看出，在如何給潘治罪的問題上毛澤東煞費苦心，何等卑劣。毛澤東所說的：“有反必訴，有錯必糾。”還有他的“名言”：“提高警惕肅清一切特務分子，防止偏差，不要冤枉一個好人。”都是謊言，騙人的鬼話。
潘漢年的存在始終是毛的一塊心病。文革期間，潘漢年再次被公安機關逮捕，判了無期徒刑，遣送到湖南一勞改農場，受盡酷刑，最後被整死，這才了卻毛澤東的心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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